书屋2003-01-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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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学术边界明晰的人中间，是不是也有既得利益者隐藏着一种捍卫学术霸权和学术垄断地位的潜在动机和心态呢？也许我是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也许我把事情给想歪了。但愿如此罢。想想倒也是，人家圈内人士辛辛苦苦修炼了那么些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你未经过这般锤炼，却横空出世、轻而易举地闯进了人家的领地，来指手画脚、班门弄斧，谁又能够心平气和呢？这的确是对人家的伤害，是对人家的巨大投入的无视，然而对于学术本身的发展和建设来说，它却是有百益而无一害的。学术从来都不怕“众声喧哗”，倒是怕“万马齐喑”。在这种由学术对话所构成的复调式交响合唱中，谁也不能排除出现不和谐音的可能。但如果拒绝它的出现，实际上也就等于扼杀了发现真理的机会。也许这就是学术发展需要支付的必要代价罢。
强调学术边界仅仅是学者的自圣情结作祟？其实也不尽然。学术话语一旦体制化，就极有可能沦为一种窒息的力量，从而丧失了可塑性，而变得异常地排他。这种刚性特征是同宽容精神南辕北辙的。究其实质而言，学术规范不过是整个学术日益体制化的产物，说到底它是现代性的内在要求和表现。现代社会为了追求效率的缘故，特别强调专业分工，由物质生产领域一直延伸到知识和学问的领域。这种分工越发达，知识之间的壁垒就越严重。就像海德格尔所说的：“各门科学千差万别。它们探讨对象的方式根本不同。这许多支离破碎的学科，在今天只是被各大学科系的技术组织维系在一起，并且只是靠各学科的实际应用目的而保持其意义。反之，各门科学的根株在其本质深处则已经死亡了。”〔13〕这一状况从否定的方面强化了突破壁垒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否则的话，一门学问、一种学术势必会变成一潭死水，最后趋于僵化和死亡。
现代学术体制的作用，从负面说大致有二：一是培养了一种对体制之偏好的迎合态度，说到底它培养的是既得利益者。他们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并强化了体制的保守性。二是体制变成强制性规范，限制了人们对体制合法性本身的怀疑和追问。世人皆推崇体制的正面作用，但在一个以制度为时尚的时代，更深刻的清醒似乎是对体制的负面作用保持足够的警惕和反省能力。其实在古代，没有谁去刻意地设置并鼓吹什么规范（只靠一种朴素的道德信念支撑），也没有哪一位学者为了刻意去迎合某种范式或为了获什么奖项而去写作，但却照样给后辈留下了一大批不朽的传世之作。老子不知是否合乎规范？孔子不知是否合乎规范？倘若拿今天标准的学术写作程式考量，他们恐怕会无一够格。古代的思想家们，其出身更可谓五花八门、背景各异，既有来自平民阶层的，也有贵族出身的；既有经过系统训练的，也有未经“学院”启蒙的……但这些似乎并没有成为他们得到承认、受到尊重的障碍。相反，人们看重的只是他们事后究竟为人类文明贡献了什么真货，而不是他们事先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和资格。那个时代才真正可谓是“不拘一格降人才”。那是一个大器的时代，因此也是一个真正能够孕育大家的时代。相反，我们今天学术界的繁文缛节倒是越来越发达、越来越周密、越来越系统，但却依然透出一股难以掩饰的小家子气。“业内人士”可以靠所谓规范的保护，终日躲在一个狭隘的小圈子里“孤芳自赏”，生怕“外行人”夺走自己的“饭碗”或者分一杯羹，以便保持一种学术的贵族“气节”和虚荣心。今天的学术规范倒是要什么有什么，但又刺激和诱发出来多少不朽之作呢？吊诡的是，在眼下学术界不乏这样的现象，一篇论文的格式尽善尽美，所有的规范要件应有尽有，但就是了无新意，于真正的学术无任何建设性的贡献。形式的完美无缺同内容的平庸乏味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构成对所谓规范的绝妙讽刺。规范崇拜者对此不知该做何感想？这种现象固然不能作为蔑视范式的理由，但它至少可以提醒人们不宜把所谓规范绝对化、神圣化。否则，就有可能限制人们的思想和学术的自由创造，而为那些貌似学术的平庸之作提供一块“遮羞布”。我始终相信那句话：对学术的最好评价只能是时间。然而，在一个拼命追求所谓“兑现价值”的时代，谁还有足够的耐心等待时间的考验乃至判决呢？于是乎，规范就派上了大用场。人们可以用现成的规范来衡量现有学术和学人，当下就可以论成败、断是非、选英雄，以至于逐“另类”了。
全部的危险就在于学术有可能窒息思想。学术的要害在于“术”而非“道”。它属于“用”的层面，而非“体”的层面，说到底不过是一种技巧、一种技术、一种繁文缛节罢了。“学”而一旦“术”，就往往有一种制度化的偏好。因为制度可以捍卫学术的权威和尊严。它就像一堵墙一样，把自身和异类或异端之间搞得泾渭分明、壁垒森严。但是，正如D。麦克雷所说的那样：“一旦某个学科有了制度，那么在某个专题上，甚至在知识的推展上，并不需要才气，或者天分，只要规规矩矩地努力就可以了。”〔14〕因为才气和天分对于既有秩序来说，往往是一种解构和颠覆的力量。学术无疑是可学的，它是可以通过严格的训练习得的。只要肯花工夫，肯吃苦耐劳，一般智商的人都不难获得一种“术”的能力，可以成为人们混饭吃的看家本领。但思想却是不可学的，它更需要人的天分，需要偶发的灵感，需要打破常规的发散式思维。一句话，需要胆识和才气。当然，思想的创造决非那种胡思乱想或异想天开。然而真正的思想与胡思乱想的辨别只能靠时间，而不能诉诸少数所谓权威的独断尺度（而这种尺度往往以学术规范的名义），也不能诉诸多数人的同意（因为有可能是“集体的暴政”），而只能诉诸思想在时间中的淘汰和选择。
事实上，学术更需要宽容。对此大概是不难达成共识的。当然，宽容无疑也应当有自己的限度。但对学术界的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局面其实也大可不必过于着急上火。经过自然而然的淘汰，自会达成一种良性的生态平衡。如果急于人为干预，很可能为某些学霸、学阀维护自己的狭隘既得利益提供独断的机会和借口，同时也有可能阻碍那些在学术上“离经叛道”的原创性思想的诞生。这代价实在是太昂贵了，它大得足以抵消所能够换取的那点儿有限的收益。就此而言，真是需要来一点儿费耶阿本德所倡导的精神：科学发现是没有规则的，如果非得要找出一种所谓的规则，那么它就是“怎么都行”。费耶阿本德指出：“只有一条原理，它在一切境况下和人类发展的一切阶段上都可加以维护。这条原理就是：怎么都行。”〔15〕在他看来，这种科学上的“无政府主义”有助于达致人们愿意选择的任何意义上的进步。费耶阿本德的态度无疑是宽容的和开明的。我们对学术边界的理解，不也同样需要这种宽容的和开明的态度么？当然，我并不是说在学术上可以投机取巧，不用花工夫进行严格的学术训练，而仅仅是说除了学术的正常途径可以成功外，始终存在着另一种可能性。因这种可能性的存在，而否定学术的常规是误人子弟的；反之，因学术常规的存在而剥夺其他的可能性，同样是缺乏理由的。
在学术上，偏见比无知更可怕。因为它总是导致狭隘的排他性，使得学术对话成为不可能。而学术边界的独断性恰恰是造成偏见的根源。它所制定的学术疆域难以容忍那些所谓不合规范的学问。从历史上看，往往是认同规范比创建规范要容易得多，而且它也更能为学术界所承认；而那些看起来离经叛道但却标志着新范式降临的原创之举，则总是“好事多磨”，甚至遭遇嘲笑和冷落。由于付出的代价和成本太高，大多数的人们更愿意走一条稳妥的路子，以规避风险。然而这种讨巧却不利于学术本身的发展。
注释：
〔1〕见《文汇读书周报》2002年9月27日第14版。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页。
〔3〕〔4〕〔5〕〔6〕〔7〕见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上册，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8、8、8—9、9、8页。
〔8〕《弗洛伊德自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6页。
〔9〕高宣扬：《弗洛伊德传》，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第83页。
〔10〕K。波普尔：《猜想与反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49页。
〔11〕霍尔：《弗洛伊德心理学入门》，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3页。
〔12〕纪昀：《阅微草堂笔记·滦阳消夏录四》。
〔13〕洪谦主编：《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343页。
〔14〕麦克雷：《社会思想的冠冕——韦伯》，上海书店1987年版，第72页。
〔15〕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6页。
两种批判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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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元拉锯之世，大凡不肯依附、持独立批判态度者，必为拉锯双方所不喜，乃至不容。此话是适用于胡适的。作为一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胡适与左翼激进派的思想分歧自不待言，受后者攻讦亦是情理中事。然而胡适也拒绝与保守势力合流，二十年代末他首倡“人权运动”，受到保守势力的思想围剿，国民党退据台湾后，又发起清算胡适“思想毒素”的运动；几乎与此同时，大陆方面也正在开展批判胡适运动。上面那番话也是适用于鲁迅的。鲁迅与自由主义者的观点每每针锋相对，互有口诛笔伐，舌仗往来，但与自由主义的大异其趣，决不证明鲁迅与激进阵营的合拍。事实上，激进阵营对于鲁迅颇看不顺眼，二十年代创造社的矛头所指首先就是鲁迅，即使在鲁迅被拉入该阵营的三十年代，他还须“横站着作战”，以防来自左右两边的暗箭和明箭。
在所有针对鲁迅的批判文章中，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激进主义者的观点、论调放在一起，有可比较之处，透过他们各执一端的话语表面，恰是两种知识分子在知世论人上态度迥异的生动体现。两者在其后的不同际遇，表明前者的批判方式尽受唾弃，而后者的批判方式则在以后一系列批判运动中大展身手，尽领风骚。时世的沧桑变幻与此息息相关、因果互证。这自然是后话，与鲁迅无关。从某个角度而言，鲁迅有如一面镜子，他所承受的毁誉荣辱，乃是给后人提供了观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激进主义者各持不同批判方式的比较文本。从胡适与苏雪林的通信《关于当前文化动态的讨论》及郭沫若的雄文《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上，不难体味到这两种批判方式的云泥之别。
《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载于1928年8月《创造月刊》第二卷第一期，发表时作者署名“杜荃”，其实就是郭沫若。文章牵涉到二十年代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的恩怨。这段历史公案是非曲直自有公论，不必赘述。在激进主义者们辱骂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