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晚期的土尔扈特部落第四节等级制度的弱化-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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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维护封建所有制和封建等级制度，保证贵族对牧民的剥削和奴役，清政府规定土尔扈特各部的盟旗札萨克、协理台吉等官职，掌管旗务，指挥军队。盟旗下的牧民，是各级封建主和贵族的属民，并将他们分成箭丁、随丁、庙丁、庄丁等几个丁类。
箭丁：是土尔扈特各盟旗人数最多的，归旗札萨克直接统辖，非奉清政府之命不为私人服务，“他们是社会生产的主要担当者，也是赋税、贡纳、兵役、站役及其它各种差役的担当者（（（内蒙古蒙语文史研究所编《蒙古族简史》第６４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他们既要向旗札萨克缴纳繁重的赋税，（有牛５头或者有羊２０只，均交羊１只，有羊４０只以上，交羊两只），又要自备马匹、武器、口粮去服兵役。而盟旗衙门的差役和开支，官员的供养，盟旗长向皇帝的常例进贡、献礼、赴京经费，无一不在箭丁身上。按规定，封建主也假公济私加重箭丁的额外负担。还要服站役，就是箭丁在驿站服劳役。如在南路盟有巴音布鲁克—阿克苏８个驿站。巴音布鲁克—伊犁８个驿站，巴音布鲁克—喀喇沙尔（焉耆）５个驿站，巴音布鲁克—哈密２０个驿站，巴音布鲁克—乌鲁木齐８个驿站。箭丁要无偿地供应往来官员和军人的食宿，驿站常备的马匹、骆驼、食羊数以百十计，战时驿站索要更为加重。驿站虽然在加强中央与各盟旗的联系方面有重要的作用，但是箭丁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
随丁：是各级盟旗长和领主享有的牧民，以及清政府封爵的贵族与爵位相应的额定人丁。他们为各自的主人服务，而不分担官差赋役。随丁在盟旗中人口占少数。封建主和贵族的随丁是被永远占有的，即“随人口丁”。而管旗章京和佐领等人的随丁，是仅在主人任职期间服役的，主人离职时仍然退回本盟旗和苏木充当箭丁，又叫“随缺口丁”。随丁免去了兵役和对盟旗札萨克及佐领的负担，专供主人役使。他们或在封建主家中服役，或在自己家牧养主人的牲畜。封建主可以任意驱使随丁为自己劳动，特别是主人经济情况不好时，几乎全靠随丁养活，甚至让随丁替他们偿还私债。随丁的政治地位比箭丁低，没有出任旗、佐领官吏的权利。随丁为主人服役有功的，主人可以解除他们的随丁义务，将其退回苏木当箭丁。封建主也常常利用会盟的机会，将不听话的贫穷的随丁调换为听话的、富有的箭丁户，以便于役使和增加收入。有的箭丁不愿贡赋的，愿做随丁的，经盟旗长会盟后同意的，可给予调换；但有的随丁不愿做服役的，要去做箭丁却是不允许的。
庙丁：执掌喇嘛庙的主持，他们并以个人和寺庙的名义占有牧民进行役使，叫庙丁。庙丁的数量是根据喇嘛庙的大小额定的。他们不交贡赋，只服劳役。土尔扈特人献身于佛的（《卫拉特法典》第３页，第九条），此人的亲属可用牲畜赎回其身。王公出5头大牲畜，平民出3头大牲畜，即可为庙丁赎身。由于封建主的奉献，牧民的捐献，喇嘛庙所经营的畜群不纳税等原因，大喇嘛往往成为富有的僧侣封建主。东归的大喇嘛洛桑丹增拥有达千人以上的庙丁和无数的牲畜，这种情况形成了庙富民穷的现象。清政府后又规定庙丁要服兵役，交纳贡赋，其地位和札萨克的箭丁相同。还有的贫苦牧民既不愿意当箭丁，也不愿意当随丁，跑到喇嘛庙当了庙丁。以后喇嘛庙实行箭丁制，但比旗札萨克箭丁的贡赋要少，又比旗札萨克随丁的低得多，庙丁仍然愿意在喇嘛庙内服役贡赋。
庄丁：土尔扈特各部中汗、亲王、郡王的女儿（格格）陪嫁来的人户和侍男侍女叫庄丁，地位和随丁差不多，是专给贵族和格格服役的。侍女的地位与家仆相等，有的陪嫁终身，甚至他们所生的子女，世代为庄丁，就连盟旗的会盟也不得随意将他们编换为随丁、箭丁或庙丁。
土尔扈特各部东归后8年，清政府免除了他们的一切杂役和赋税。以后由于清政府军需频繁，土尔扈特东归各盟经济的恢复，生活的安定，牲畜的增加，开始对土尔扈特各盟旗实行计丁派役，计丁收赋，以后又逐渐变通为计畜派役，计畜收赋。在盟旗内担任各级官吏者被免除一切赋役，还有一些也成了牧主，他们因为有功，输财，服役，勤谨等原因定期或终身豁免赋税和劳役。当时，加上封爵和授赏的基础上免除赋役的，形成一个颇有势力的牧主阶层，牧主没有在盟旗和佐领中征用劳役的特权，他们就采用各种形式役使牧民。
苏鲁克制：（苏鲁克，即牧主贷给别人放牧的畜群。）本是封建首领征用劳役的一种形式，又原封不动地被土尔扈特的牧主们所采用。牧主利用贫困牧民的处境，将畜群交给贫困户放牧。牲畜损失凡不是因天灾疫病等正常死亡的，皆由牧户负责赔偿，正常损失的交皮子，繁殖牲畜概归牧主，未成活的交羊羔皮。牧户可乘用马驼，半农半牧户还可以驯养耕牛耕马使用，可剪取羊毛，挤吃奶子，但要向牧主交毡子、奶制品、炒米等。
赡养制：也是牧主役使牧民的一种形式。盟旗札萨克可以将贫困的属民交给富牧户赡养。牧主利用这种制度，允许贫困牧民寄食家中，无偿地役使他们，实际上这些所谓的寄食者，就成了牧主的家仆。
雇佣放牧制：在牧区，牧工的封建依附性很大。牧工多是逃旗的蒙古人、维吾尔人、哈萨克人，或在内地有罪逃来牧区的汉人，清朝历有禁令不准收留，并且时时纠查缉捕。牧主贿赂官府和盟旗长佐领等，把他们收留下来，并以担保人自居，以极低的报酬役使他们，一般是解决一个人的吃穿，或者每年获得3—5只羊或1头牛而已。
在土尔扈特各部的半农半牧区和农区，清政府一直采取免徭、免赋的政策：“自教种以来俱系自耕自种，并未出纳赋税，也无别项差使”（张铣著《喀喇沙尔事宜》上，第２２页。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地方志办公室藏书。）但是东归６盟１６旗的王公贵族和活佛，依照特权，租给包地户开垦，收取地租，作为开源增收的一个来源。清政府对维吾尔农民和汉族农民收什一税，而他们对维吾尔人、汉人的包地户则收十五一税，或十二一税，而对蒙古平民耕种土地则分文不收，待对方将生地垦为熟地之后（一般3至5年）再收十一税。各部盟旗札萨克还让庄丁、随丁替他们耕种土地。
到了１８７８年，土尔扈特各部历经阿古柏侵略军浩劫回到驻地之后，清朝政府更加放松管理。随着中国内地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孙中山提倡民权共和的呼声日高，又加之新疆地处关防，世界民主民权运动的兴起，清政府也不得不对部落的牧民统治有所弱化。再加之贵族王公和平民大都有血缘关系，他们给平民的权利逐渐增多。据大清律规定：雇工和工人比奴婢高人一等，到了清后期，土尔扈特各部牧工和民工和他们的雇主或牧主，共坐同食，而且“不立文契，永无主仆之分”（（（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三册，第２６４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版。）））。这说明牧主和雇工、长工和贵族的关系进一步改善，清政府的等级制度在土尔扈特各部逐渐弱化。而且土尔扈特有助穷扶贫的传统，如哪一个男子到了结婚年龄娶不起妻，大家要帮他成家，不管哪一个民族的人到了草原上没有吃喝和工作，不管到了哪座毡房都要留宿（以免冻死，被狼吃掉），并给予吃喝（以免饿死）；他愿意做工的，还要帮他找活干（以免穷困）。这些优良的民族传统对长工、雇工、牧工提供了较优惠的生存机会，减轻了逃旗的蒙古人、逃狱的汉人和维吾尔人生存的困难，并且有了一个生活的区域，也促进土尔扈特各牧区的经济发展。
在清朝后期，接受新式教育的土尔扈特知识分子，在国内外民主革命的影响下，产生了要求自由平等的民主主义思想，部分箭丁、随丁、庙丁甚至庄丁因作战、服役有功等原因，以及因为他们的品格优良，学识过人，有的担任了副盟长以下的官员。如南路盟的平民西里克，属箭丁，就担任过副盟长。这在原东归6盟中并不鲜见。等级制度到清朝后期和民国初年，受到了各盟旗人民的极大的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