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法国-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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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新教领袖纷纷离开亨利四世。而亨利四世被两大阵营中无数的人斥为伪君子。但亨利四世仍然下决心改宗旧教。“为了巴黎而做弥撒是值得的”是他的名言。当然也有许多贵族投奔他，认为他的仁慈将团结起已经四分五裂的法国。而人民已经厌倦了战争，盼望着和平的到来。
1593年7月25日，亨利四世在圣德尼大教堂宣布信奉旧教，6天之后，新旧教两派达成为期3个月的休战协定。1594年3月22日，亨利四世进入巴黎，沿途无人阻挡，倒是有无数的民众向他报以欢呼，最后他被抬着穿过人群。
1598年4月，亨利四世颁布《南特敕令》，宣布天主教为国教，同时承认新教徒在法国全境的信仰自由，在担任公职方面享有与天主教徒同等的权利。5月，西班牙同法国议和。30多年的胡格诺战争至此正式结束。
虽然这一敕令遭到天主教方面的极大反对，议会在很长时间拒绝对诏书进行官方登记，按规定如没有登记，则敕令不能成为正式法律。亨利诚恳地对议员们说，这是法国和平重建不可或缺的。他终于说服了议会，并使6位胡格诺教徒成为议员。法国因为他而慢慢忘记了似乎势不两立的仇恨。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亨利本人的宽容起了很大的作用。虽然有不少人对他心怀不满，甚至有教士公开说亨利四世早在“圣巴托罗缪惨案
”就该被杀，有一些人接连不断地去暗杀他，而亨利却一再表示饶恕这些狂徒。他会跑去看那些讽刺他的闹剧，他乐呵呵的态度使那些讽刺他的人感到没趣，亨利坚决反对报复那些反对他的人：“如果吊死那些曾经著书或布道反抗我的人，就是伐尽了全国的木头，也做不出足够的绞台。”
不过，亨利发现国家重建要比改宗还要艰难。30万家园化为废墟，法国商船久不见于大海，巴黎印染业只及战前的六分之一，穷人栖身于公共墓地，复员的士兵横行乡里，四处劫掠，贵族们不甘心放弃手中的权力，敲诈亨利四世，要求恢复封建领主的特权，一些省甚至成立了自治政府。
形势如此悲惨，以至于一位大法官说：“如果有人沉睡了40年再醒来，那么他无疑会说，他看到的‘不是法兰西，而是法兰西的尸骨’。”
但亨利并没气馁，他任命年轻的苏利公爵掌管经济，苏利得到了亨利的全面支持。他大力发展农牧业，多次通过政府颁布保护农业和农民的法令，他的经典名言是：“耕地和牧场是哺育法兰西的双乳，是真正的秘鲁金矿和宝藏。”
亨利取消了农民欠的2000万银币税款，降低人头税。他严禁贵族和军队践踏农田，他说，他希望农民的日子能够变得好一点。他还在巴黎的两处皇宫种植桑树，要求每一主教辖区必须种植1万株桑树。
同时，亨利鼓励制造业和贸易，同英国、西班牙、汉萨同盟签署商贸条约。他们还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用工程招标的方式推进道路和桥梁建设，当时还出现了城际公共马车，由政府统一定价。亨利四世和苏利的政策取得了极大成就，巨额国债清偿了三分之一。
在行政上，亨利四世将不断争吵的参政院分成国务会议和财政会议等几个分支机构。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他向地方派出“督办官”，负责处理暴力事件，保证税收，清查引起民怨的事件。对于那些不听话的贵族，他一方面用巨资收买，同时也用铁腕镇压，毫不留情地对某些人处以死刑，但这种镇压不是全面性的，而是就事论事。
亨利的政策得到了积极的结果，法国逐渐恢复过来，他也得到了大多数法国人的尊敬，不管他是天主教徒还是胡格诺派。
1610年，亨利四世被一个据说有弑君狂的人弗朗索瓦·拉瓦莱克，在巴黎的打铜街刺杀。
因为亨利四世结束了困扰法国多年的宗教战争，从而化解了法国的社会危机，使秩序得以重建，经济得以恢复，而且民族国家的概念进一步清晰，国家主权进一步集中。亨利可能是少数知道历史和国家需要自己做什么的统治者，他尽力去做了，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他以宽容来化
解仇恨，让法兰西重新从宗教狂热中冷静下来，他用行动告诉法国人什么是理性。正如他当年因打算改宗天主教而向新教徒解释自己的信仰时
所说：
“那些坚信不移不违背良心的人，就是我的教友，所有勇者和善者所信仰的宗教也就是我的宗教。”
从某种程度来说，关于理性，法国人很久都没有达到亨利四世的高度，类似于“圣巴托罗缪惨案”的那种迷狂与暴力在法兰西还将上演。
尽管这位伟大的国王有着好色如命的名声，但依然不妨碍法国人对他的怀念和尊敬。有人认为亨利四世是“惟一一位仍真正活在法国人民
心中的法国国王”，“他是长处和短处兼而有之的法国的化身”。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所有他之后的法国国王都遭到非议，只有他仍高居人们
心中。
虽然亨利四世死了，但他的荣誉与日俱增，法国人对他的感情也超过了热爱的程度。在路易十五王后去世时，一位主教致悼词，尽管他竭
力赞美这位得宠的王后，但仍然不能吸引人，50多名听众离开了教堂，索性去瞻仰亨利四世的坟墓。他们在墓穴周围跪下，流下眼泪。后人慨
叹说，这是亨利四世从未有过的真正的荣誉。
3。“我的第一个目的是使国王崇高”，“我的第二个目标是使王国荣耀”。
宗教战争后，人民对旷日持久的战争越来越厌倦。而一些有知识的人们在思考，到底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这在法兰西民族的
大国之路上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亨利四世时期的著名法学家让·博丹（1530年～1596年）对此有了深入的看法，他的著作《共和六书》不是人文主义的空想，而是一位历史
学家对古今政府的研究，其目的在于确定一个适应现状的政府形式。
国家主权理论是博丹学说的主要核心，他对主权理论进行了详细论述，认为“主权是一个国家进行指挥的、绝对的和永久的权力”。它又是“
对公民和臣民的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最高权力”。
他在《共和六书》中说：“明智的政府必须充分了解国家的民意民情，然后进行的国家或法律的改变才能产生结果。因为一个联邦的主要
基础在于使国家适应民性，所发布的法令
和法规要符合地方、百姓和时代的特性。”
博丹认为，确立一个适应现状的新制度，应包含前朝和外国法律中所有好的条文，而且必须是符合国情的，这个国情不是随便哪个国家都
行的，而是眼前这个国家的国情。这是他为了反击把罗马法作为政治理论中一切智慧来源的迷信的言论。
博丹指明了国家掌权者的权限的内容，主要包括立法权以及对外宣战、媾和及缔约权、任免权、最高裁判权、赦免权、要求服从权、铸币
及选定度量衡权、征税权和带兵权等等。
尽管博丹的理想政体为君主制而非民主制，但他仍然坚持法制原则，认为君主应依法行事。博丹所保留的对君主的制约只有一个，那就是
三级会议。它定期开会，负责投票决定是否征收新税。三级会议代表三个阶层——僧侣、贵族和平民，开会表决时，每个阶层内部磋商后作为
一个整体参加投票。自亨利四世统治下君主制兴旺之后，他们只开过一次会，直到1789年，他们不自觉地担负起摧毁君主制的任务。
但是博丹的学说表明在那个时代，法国人已经开始深入思考国家的意义和政府的功能，亨利四世进一步凝结人心的举措使这个国家的凝聚
力日益增强。不过如果说亨利四世是用宽容整合了法兰西的话，那么他的一位强有力的继承者则用铁拳又敲打了一遍，有趣的是这位继承者并
非国王。
“我的第一个目的是使国王崇高”，“我的第二个目标是使王国荣耀”。
这是一个叫黎世留的人在《政治遗嘱》中所说的话，就是这个人成为法国最伟大、最具谋略也最无情的政治家——红衣主教黎世留。
1610年亨利四世被刺死后，继位的路易十三年仅9岁，国家大权落到母后美第奇家的玛丽手中。
亨利四世的死使法国重新陷入分崩离析的境地；亨利和苏利好不容易积累的一些盈余很快就被用得差不多了。此时多种根深蒂固的矛盾开始
显露：贵族对抗君主政体，中产阶级对抗贵族阶级，天主教徒对抗新教徒，教士对抗国家，年轻的君主对抗母亲，以及法国和国外势力的冲突
。
在此错综复杂的环境下，有谁可以站出来，安抚黎民、维护安定、打败封建势力、拯救法国的崩溃、提高法国的国力且睥睨欧洲？
黎世留的父亲是亨利四世时皇家大教堂的主持人。他具有世袭的权利，黎世留22岁时，获得主教头衔。按照主教任用的制度，他的年龄还
差两岁，但是黎世留自有妙计，他匆匆赶到罗马，谎报岁数，并在教皇面前发表了一篇声情并茂的拉丁文演说，教皇遂赐予职位。事后，黎世
留坦承谎言，并要求赦免，教皇无奈，答应了他的请求，并批示说：“该年轻人日后必将成为一大无赖。”
据说早在1610年，这位主教大人就为自己在政坛的言行立下了规范，这就是所谓的《自用宫廷行止守则及警言》，其中说道：“要让君王关注
自己，必须在君王路经之处侍立，但次数不可过多，以免讨嫌；看准风向，不要在君王生气时跟他说话；言语和文字都要十分谨慎，不到万不
得已之时，不要乱发言论，也不要落笔成文，因为有些事一旦出口或落笔，就将无法挽回。”
有人说此文乃是伪造，但说实话，黎世留的所为与这些规则颇为契合。也正是凭着这种小心谨慎，黎世留慢慢走上了法国历史舞台。
1624年，红衣主教黎世留担任了路易十三的首相。贵族出身的黎世留虽然身体病弱，但此时的他终于显露出了性情刚烈的一面，他的铁手
腕让世人为之一惊。在18年之中，他是法国的实际统治者。
黎世留是国家至上主义者，他提出了“国家主义”的理论来支持自己的政策，“为促进国家的福祉，用任何手段均是合法的；国家利益取
代了中世纪的世界道德观，均势则取代对大一统王国的向往，并假定一国在追求本身的私利之际，无形中对其余各国的安全与进步也会有所贡
献”。这一观点后来为欧洲各国所奉行，黎世留也被称为“现代国家制度之父”。
黎世留上台后即着手对付胡格诺教徒的叛乱。当时，胡格诺派和天主教的对立情绪仍很严重，在天主教控制的地区，天主教徒禁止胡格诺
教徒举行礼拜，摧毁他们的教会，有时杀死胡格诺教徒，而在胡格诺教徒控制区，他们对天主教徒的打击不逊于对手所为。当路易十三访问坡
城时，他发现自己居然找不到一所天主教堂作礼拜。
黎世留虽是红衣大主教，却认为宗教绝不能与国家大事有丝毫牵扯，他主张限制教皇权力，将教会有关俗务置于国家控制之下，因此在天
主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