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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

剑桥中国史:辽夏宋金元史-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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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输贸易,通过贸易他们各自都可获得大量的财富。党项影响的增长及其控
制转运贸易的野心,使他们的这些利益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虽然唐朝统治者
已无力统治河西,但是他们对河西马匹的需求并没有因此而减弱,正相反,
唐朝统治者对于来自河西的马匹的依赖,在与党项的关系中占据着中心地
位。
在蒙古草原的回鹘汗国崩溃之前,前往唐朝的回鹘商人和使节往往都是
取道阴山,经阴山向南渡过黄河,通过鄂尔多斯到达夏州,然后再到唐朝都
城。党项人这时已经在与唐朝的马匹贸易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回鹘人选择
的这条道路穿越党项地区,从而对党项的地位构成了威胁。840 年以后,边
疆马匹贸易道路向西迁移,途经灵州,这样一来,党项与回鹘在河西贸易的
问题上又成了势不两立的死对头。居住在灵州路沿线的党项部落胁迫唐朝使
节,掠夺回鹘商队,然后将战利品卖给其他的部落。对于唐廷来说,灵州向
来就具有重要的意义,尤其这里又是唐朝采购马匹的首选之地,所以党项掠
夺活动的后果,往往促使唐朝派遣军队来保证这条通道的安全。
9 世纪末年,唐朝统治集团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这种形势使西夏党项的
野心大大膨胀。当 875 年黄巢起义爆发之后,唐朝北方与河西的联系就中断
了。早在 873 年,夏州资深的党项首领拓跋思恭就已经占领了宥州(静边以
东,在今陕西),并自称刺史。880 年末,当黄巢攻陷长安时,拓跋思恭率
领新集结的汉-党项羌军队帮助效忠唐朝的武装,将起义军赶出了长安。881
年,拓跋思恭因功被任命代理夏、绥、银节度使(他的前任已叛投起义者),
不久以后,就由代理转为正式节度使。882 年,拓跋思恭管辖的地区改名为
定难军,这一地区包括了夏、绥、银、宥四州之地。后来又包括了静边,到


① 关于 9、10 世纪甘州回鹘和河西的状况,见'172'J。 R。哈密顿:《中国史料中五代的回鹘》;'381'伊丽莎
白?平克斯:《前宋时期的甘州回鹘》;'295'前田正名:《河西历史地理学研究》,第 355—362 页;森安
孝夫对这一问题的重新评价,见'317'森安孝夫:《畏兀儿与敦煌》。



了五代时,静边就成了静州。①
此后,拓跋思恭在其对手沙陀突厥首领李克用的领导之下,继续支持唐
朝的统一活动。当黄巢在 883 年被击败之后,唐廷授予了这位党项将军几个
阶位更高的职衔,并赐予唐朝国姓李,封夏国公。
党项与沙陀最早相遇是在 847 年,当时吐蕃、党项与回鹘大肆劫掠河西,
唐廷在盐州发动了一场讨伐战役,在这次战役中,沙陀首领朱邪赤心(后改
名李国昌)受命担任前锋。后来,朱邪赤心因在镇压庞勋起义的过程中起了
重要的作用,在 869 年接受了唐朝赏赐的国姓。在此后的 10 年里,他不断对
缘边地区的部落发动战争,从而巩固了自己在振武(位于夏州东北)的地位。
朱邪赤心至少在 878 年曾袭击过党项人。党项与沙陀相持的局面最后是由于
党项原来的盟友吐谷浑的介入而被打破的。到李国昌的儿子李克用时,沙陀
终于击溃了吐谷浑,将其统治权扩大到了整个山西北部地区。②
与此同时,拓跋氏在唐朝的庇护之下,小心翼翼地扩充在鄂尔多斯地区
的势力,以避免与沙陀之间的不必要的对抗,或者对李克用手下强大的沙陀
部人表示出不必要的恭顺。895 年左右,拓跋思恭去世了,他的弟弟拓跋思
谏继承了思恭的指挥权和其他的头衔。拓跋思恭的另外两个弟弟后来也担任
了节度使职务,但是第二个弟弟投降了西川节度使王建,而王建在 907 年建
立了前蜀政权。在多年苦心经营的基础上,拓跋思恭和他的追随者离开了鄂
尔多斯地区,返回了与党项故地相邻的地区。①


































① '571'《新唐书》,卷 221 上,第 6219 页;'356'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第 79—84 页。
① '356'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第 88 页。



五代时期的党项

在唐末争夺中国北方统治权的斗争中,朱温是一个强有力争夺者。907
年朱温后梁政权(907—923 年)的建立,正式宣告了唐朝的灭亡。李克用仍
然是山西北部的强大的独立政权的统治者,905 年,他与契丹结成联盟,这
样就使夏州直接与东方敌对的邻人对抗。客观形势迫使党项人必然与后梁乃
至一切与沙陀-契丹轴心相对立的势力结成联盟。
拓跋思谏死于 908 年,继承权落入了他的养子,拓跋思恭的孙子李彝昌
的手中。一年之后,李彝昌死于夏州军队发动的一次兵变,拓跋思恭家族大
权旁落,继承权转由以李仁福为首的旁枝掌握。李仁福是李彝昌的叔叔,早
先曾担任过夏州军队的普通将领,他是被那些与他地位相当的将领们推举出
来担任节度使的。此后不久,夏州成功地抵御了凤翔、河西节度使李茂贞和
李存勗联军的长达一个月的围攻,后来一支后梁的援军赶来解了围,李仁福
因此被授予很高的官阶。922 年,李仁福向洛阳输送了 500 匹马,此举可能
就是对后梁帮助他抗击沙陀的回报。李存勗是李克用的儿子,正是他创建了
后唐政权(923—937 年),后唐位于山西境内,是一个强大的独立政权。
在这一时期,辽朝的建立者阿保机发动战争,迫使居住在契丹西南边疆
地区的部落归附,这些部落中,也包括一部分党项部落。尽管有些党项部落
开始向辽廷称臣纳贡,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表明夏州节度使与辽朝间在这
时有了正式接触。李克用早年与阿保机建立的友谊一直持续到了 923 年。这
时,沙陀人建立的后唐已取代后梁,成为中国北部具有统治地位的政权。面
对契丹日益增长的威胁,党项首领李仁福不得已承认了新的后唐政权,以换
取后唐对自己地位的认可,并接受了后唐册封的更多封号,至 924 年,李仁
福“累官至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封朔方王”。①
虽然从表面上看来,沙陀与党项的关系是非常诚挚的,但是沙陀人还是
怀疑李仁福与契丹之间在私下建立了秘密联盟,而怀疑的根据显然只是捕风
捉影的谣传。正因为如此,在 933 年李仁福去世时,后唐朝廷就转而试图要
由自己来直接统治夏州地区。李仁福的儿子李彝超原来继任了夏州定难军节
度使,后唐命令李彝超改任延州彰武军节度,而由原来担任彰武节度的粟特
人安从进取代李彝超,任定难军(夏州)节度使。正如后唐朝廷所虑,这样
一种调换必定会严重威胁到党项人的利益,从而引起激烈的反抗。李彝超上
言“缘三军百姓拥隔,未放赴任”。安从进在 5 万兵士的护送下赴任,兵士
们包围了壁垒森严的夏州城。党项人固守城池,并得到了附近的部落联盟的
支持,这些部落将邻近的农村抢夺殆尽,切断了围攻者的供给线。相持了三
个多月之后,后唐军队终于还是被迫撤退了。李彝超向洛阳后唐朝廷上书谢
罪,并正式被委任为定难军节度使。为了表示谢意,李彝超向后唐献马 50
匹。①夏州继续保持了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局面。
党项人的财富当然主要是来源于牲畜,而在北方出售马匹,尤其是党项
财富的重要来源。对后唐统治者而言,如何能够尽量缩减来往于洛阳的无穷
无尽的外来马匹贸易的巨额耗费,同时又保证军队马匹的充足供给,往往使


① '568'《旧五代史》,卷 132,第 1746—1749 页;'572'《新五代史》,卷 40,第 436—437 页;'356'冈崎
精郎:《党项古代史》,第 135—140 页。
① '356'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第 141—155 页。



他们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在五代的有关记载中,清楚地反映了后唐明宗(926
—933 年在位)面临的这种窘境。在洛阳的马匹贸易者中,回鹘和党项人扮
演了最重要的角色。党项人以醉后联袂歌舞来回报明宗的盛情款待,并以鄂
尔多斯地区的轶闻趣事来取悦沙陀君主。929 年,后唐朝廷宣布,所有马匹
贸易转由榷场交易,禁止外国商人前来京都。但是这个计划显然是遭到了失
败,在禁令颁布之后,仍然保持着“番部羊马,不绝于途”的局面。②
除了从事贸易获利之外,另外一些位于灵州和庆州境内的党项部落仍然
是以劫夺来自西方的回鹘商队为生。932 年,党项部落杀害了一位回鹘使节,
后唐邠州(陕西彬县)刺史药彦稠率领军队惩罚了这些部落。次年,也就是
933 年,当安从进前往夏州赴任时,药彦稠也率领一支军队相随。很可能就
是因为后唐统治者惧怕党项与契丹通谋侵袭灵州附近地区,才在 933 年萌发
了从夏州赶走李(拓跋)氏的想法。933 年战役的失利,使夏州更加独立于
后唐之外。在鄂尔多斯地区那些劫掠成性、仇杀成风的部落中,夏州党项的
地位是很微妙的,除了中国北部逐渐强盛起来的中央政权和东北地区迅速崛
起的契丹国等更强大的政权之外,夏州党项显然也非常想扩大自身对于鄂尔
多斯地区诸部落的影响。
李彝超死于 935 年,继任者是他的弟弟(也有资料说是他的哥哥)彝殷
(因为与宋朝开国君主的庙讳相犯,后来改为彝兴)。直到 967 年去世为止,
李彝殷统治夏州长达 32 年。现存资料表明,就未来出现的西夏的发展,以及
汉-党项关系而言,在李彝殷长期统治时期就已经形成了某种固定的模式。
943 年,因李氏统治氏族内部不和而导致了一场公开的战乱。李彝殷的
弟弟、绥州刺史李彝敏密谋推翻他的哥哥。阴谋败漏之后,李彝敏与其同盟
者(包括一个弟弟)逃到了延州。延州位于绥州以南 340 里,这时属后晋(936
—946 年)控制。后晋朝廷答应了夏州首领提出的送回叛乱者的请求,命令
延州官员将李彝敏的同党送返夏州,最后李彝敏被处以死刑。李氏家族成员
有二百多人与这次阴谋活动有牵连,结果在党项内部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清
洗。李彝殷将忠心耿耿的宥州刺史李仁裕从宥州调往绥州,以替代李彝敏的
位置。此后不久,这一地区的羌人■母部族起兵杀害了李仁裕,向南逃到了
后汉(947—950 年)管辖的地区。948 年,李彝殷请求后汉朝廷允许他越界
惩罚■母部,但是被后汉拒绝。①对于这次战乱的起因和■母羌部怨恨李仁裕
的原委,史书中都阙而不载。
几年之后,庆州以北的野鸡族在 952—953 年聚众起义,反抗庆州刺史的
掠夺。朝廷本来想以招抚的方式平息起义,但是由于地方官员的腐败无能,
反而使起义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如同以往一样,战争的矛头很快就指向了那
些相对比较富足的部落。与中国北方饱经战争蹂躏的定居乡镇相比,这些部
落显然有更多的财富,尤其是有更充裕的食物。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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