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世纪史第3卷-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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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主义是一种精神状态，而不是一个思想派别。置创造者于其意识形态的中心，古典的中世纪——13世纪，是“人文主义者”的世纪。作为14世纪标志的个人主义在挺进（甚至包括围绕在有知识的统治者周围的喋喋不休者），成为借助艺术表现媒介或形而上学对创造表示赞赏的运动的一部分。当寻觅失落的古代世界（这里很容易相信人就是一切）和求索上帝亲自创造的基督教传统紧密交织在一起的时候，想要根据历史文献传统分辩人文主义是困难的。对思想家和艺术家来讲，这两种概念的不相容性不会很快变得明晰，在接下来的百余年里，他们在第欧尼根（Diogenes）的范式里不时掉头转而寻找自由人。有一些人在古典作品中追寻它，另一些人竭力重新捕捉它的姿态和观察的方法，还有一些人则想重建适合它的环境。这种把物质美与思想美相联系的不顾一切的努力是典型的中世纪的。用这种“人文主义”去看任何“近代”的东西是误入歧途，这是人们战胜自身的自然结果，在权威的论争与教会地方官员不断衰弱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不要试图确立明显主观化的价值判断标准，而应将些许秩序引入大量的发明创造中，这种发明创造使许多人一夜之间成为教师、诗人、艺术家、哲学家和学者。如果意大利比其他国家更为频繁地被提及，这是因为那里的政治和知识环境最有利于丰富心智。必须想到1480年至1530年的意大利舞台一直上演着强烈而持久的野心剧，一开始，灯光应该打在最初的两代人身上，其中一代是15世纪中期的一代，另一代在这一世纪结束时衰落。
第一个位置属于劳伦佐？瓦拉（Laurentio Valla）。他是一个罗马人，在1448返回罗马并于9年后在这里去世，在此期间，他一直穿梭于宫廷之间，包括阿拉贡的阿方索五世的宫庭，他挣得了“人文主义之父”的称号（当然是15世纪的）。这首先由于他致力于恢复文本的真实性和原始状态，就像他1456年对拉丁文《圣经》所做的那样，当时的拉丁文《圣经》充斥着翻译错误，他发现了造假之处，例如著名的康斯坦丁向西尔韦斯特教皇（Pope Sylvester）的捐赠，在这一捐赠的基础之上，教皇在随后的700多年建立了世俗的权利。其次，因为瓦拉既鲜明地独立于彼得拉克式的禁欲主义或享乐主义，他认为这是实用主义的并且相当空虚的态度，又与奥卡姆冗长的注解中表现出来的经院哲学式的错乱相区分。瓦拉号召一种新文化以支持一种崭新的信仰，他不相信能将异教徒哲学与基督信念融合在一起，但是他小心地不与教会对立。然而事实上他走得更远，既否定了一份一直被认为是信仰之根本的文件的真实性，又毁灭了罗马具体权威的现实性。
尼古拉·奎萨（Cues）是德国人，他对埃克哈特的神秘主义和柏拉图式的启示均做了回应。1449年他成为一名主教，铁石心肠，是一位精力旺盛的思想家，拥有渊博的学识，还是教会的热心支持者。他并不梦想削弱教会的力量，也没有显露出作为教皇在德国的使节的残忍。但是他却苦于教会的无知、不道德和形式主义。瓦拉需要其他东西——教会自身内部的改革。受托马斯主义的熏陶，谙熟圣？伯纳德（他是一个属于旧时代的人）的闪光的知识，他是来自过去的人，但是他相信科学和实验对知识的进步是不可缺少的，这使他成为一个现代的人。他在犹太—基督教教会（他已经充分研究了卡巴拉）的框架内对未来（冥思之巅，1463年）进行设计，蒙上帝恩慈的启示以达到神秘主义的高度，但却坚实地奠基于通向无限的数学之上。这大致就是新柏拉图主义，甚至是泛神论的开端。1464年他的去世终止了一种哲学的发展，这种哲学几乎不可能允许他留在教会中。
瓦拉之后的一代人已经承继了丰厚的遗产，但这发生在佛罗伦萨而不是罗马，他们围绕在非凡者洛伦佐二世周围。马西利乌斯？菲齐努斯（Marsilius Ficinus）（死于1499年），是著名的柏拉图、柏罗丁（Plotinus）和波菲利（Porphyry）的翻译者，事实上也是真正把柏拉图主义介绍到劳伦蒂安学院的人，他倾向于忘却原罪的一种自然宗教。至于年轻的伯爵皮科？德拉？米兰德拉（Pico della Mirandola），他超人的科学声誉流传到我们这一代，在每个可以想象的主题上都向我们呈现九百个建议。他的一生光辉而短暂（他1493年去世，年仅30岁），达到了诠释《圣经》的极限；他驳斥三位一体，对创世论持异教的观点，因而不能幸免地受到谴责。
表达方式：陷于虚无
book。sina 2010年03月29日09：50 新浪读书
听到如此描述梅姆灵（Memling）和曼特尼亚（Mantegna）的时代肯定令人震惊和奇怪。尽管如此，如果放长远些看，考虑到此前众多的发明创造，这的确是15世纪后半期给人的印象。文学和艺术作品中存在着一种受限制或重复的感觉，当付出精神痛苦的代价栽下“人文主义”之根，文学和艺术创作的笔似乎被悬挂在空中，等待着开花结果。在这方面，文学最为明显的表现出了这种限制。神秘剧、滑稽剧、法国诗歌和意大利抒情短诗占据优势，它们采取伪装成出身高贵的骑士的手段来借用过去。虽富名望，但博亚尔多（Boiardo）的《热恋的罗兰》（Orlando innamorato）及其续集阿里奥斯托（Ariosto）的《疯狂的罗兰》（Orlando furioso），都只是些文学轶事和道德叙述。公众阅读的爆炸性增长似乎夺走了文学表现的生命力，宫廷里只是些甜蜜无聊的东西，大学里是严肃的思想，而城镇里是流行戏剧。历史著作，成为统治者的历史，退化为*的形式，历史学家为了赚钱为统治者操刀，或干脆由统治者自己来写。虽然一个历史学家星群簇拥在勃艮第公爵的周围，但菲利普·科明尼斯的*还是由他自己执笔。它们写于1498年或1500年前，同佛鲁萨德（Froissard）甚至维拉尼（Villani，约1275年—1348年，佛罗伦萨编年史家）的*几乎没有联系。作为一个军人、外交官和阴谋家，他看得清楚和长远。他对错综复杂的政治和阴谋的描述包含着经验教训，这是先于马基雅维利的。
通常来说，意大利最早爆发运动，法国的君主们为“文艺复兴”激动兴奋而想复制它。问题是究竟复制什么，到哪里复制。在阿尔卑斯山以北，传统处于摇摆状态；圣马克鲁（Saint…Maclou）、布罗在16世纪初尚未采用托斯卡纳的做法——仅是在布卢瓦（Blois）或其它地方可以看到一些凉廊或柱廊。的确，当位于米兰的大教堂的建设于1490年恢复时，创造了一种剧院式和德国式的结构，这对佛罗伦萨的小圈子来讲是完全陌生的。尽管这是整理古代建筑的阿尔贝蒂时代，建筑还没有自成一体。凡？爱克和马萨乔（Masaccio）一去世（分别在1411和1428年），更多的失望注定要到来。雕塑将艺术形式之首的位置让于绘画，更确切地说是让位于一种庞大的微型主义，这种微型主义仍然是如此贴近“哥特”风格。北方当然有梅姆灵（死于1494年），他在布鲁日描绘充满神秘色彩的场景，采用佛兰芒方式着色，带有一些细致的现实的特色，富凯（Fouquet，约1481年去世）拥有皇家画师的头衔，他被精巧的艺术技艺所吸引，采纳阿尔贝蒂的建议以灰色着色。但在意大利本土，吉贝尔蒂（Ghiberti）的学生乌切洛（Uccello，1475年去世）却为颜色、运动和微小细节所困扰；菲利皮诺？里皮（Filippo Lippi，1469年去世），他的学生吉兰达奥（Ghirlandaio）和他的儿子菲利皮诺（Filippino）对戏剧观念、自然主义和声色等都有一定的鉴赏经验；曼泰尼亚（Mantegna，1506年去世）是透视、对立体和明暗对照法的大师；圭多？迪？彼得罗（Guido di Pietro）和其弟乔瓦尼（Giovanni）在佛罗伦萨的圣马克；安杰利科（1455年去世）是运用灰色和内部光线的画家；甚至还有桑德罗？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1510年去世），他的轻盈的笔触、优美的线条和透明的*都确保他与佛拉？安杰利科一样在艺术史上占主要地位，他们仅代表了1400年的开创者和1500年的巨人们之间一般性的联系。作为补偿，意大利艺术的这种多样性对人的震憾冲击大大强于文学领域。这些人工作在帕多瓦、奥尔维耶托、曼托瓦、乌尔比诺、费拉拉、里米尼、佛罗伦萨、菲耶索莱、比萨、普拉托和西斯廷教堂，以及众多的小礼拜堂、室所内，每位教皇都感到有义务在其前任基础上为梵帝冈添砖加瓦。
加速和爆炸
book。sina 2010年03月29日09：50 新浪读书
没有选择1453年作为中世纪结束的时间的历史教科书建议代之以1492年， 这一年哥伦布发现了美洲，西班牙国王摧毁了格拉纳达王国——欧洲最后的穆斯林据点。这些都是有用且显著的标志，但1492年的象征意义更少于1453年。首先是哥伦布从未认为他发现了美洲，这一偶然性的行为成为一种必要因素尚需时日；其次是因为穆斯林尽管从该世纪初就丧失了休达及其它一些地方，但实际上他们在1492年后做得很好（如果塞尔维亚人和匈牙利人的记述值得信赖的话）。因而应将时间再往前推。特别是在我们一直逗留的领域，因为在这些领域尚无真正进行构建的迹象，正如艺术和文学还仍然在涉水尝试一样。为什么停止在以骚动而结束的巴塞尔会议、或停止在萨沃纳罗拉的呐喊、或佛拉？安杰利科的消沉中？奥卡姆或威克里夫应该是更好的选择。1400年后，历史学家卷入了节奏加快的运动中去，这些运动全速推动他们进入16世纪。
罗马的困窘（1）
book。sina 2010年03月29日09：50 新浪读书
当教会危机和教会分裂在15世纪中期结束时，罗马教皇觉得自己最终以一系列艰苦斗争的胜利者的姿态出现：与要限制他权力的知识分子斗争；与出于王朝自身或其他利益而操纵他的前任的国际性小集团斗争。马丁五世（Martin Ⅴ）和尤金尼厄斯四世（Eugenius Ⅳ）甚至相信他们自己有权取消同教会长老进行经常性商议的承诺。他们依然在已破败的宗教帝国和教会联盟前挥舞着教皇至高无上的权威，这种在每一世纪都被提供给信徒的精神之餐已经腐烂变质，而他们却想让教会之舟仍像英诺森六世时期，或至少也能像阿维尼翁时期那样轻快地航行。
他们没有看到这艘船在缓慢下沉。首先，个别教皇的行为招致批评。我们可以很容易地为抓住了10世纪的“娼妓政治”的丑闻而兴奋，可以斥责贪赃枉法、贪婪，甚至个别教皇的不检点，以及他们经常求助于阴谋和暴力。显而易见，在意大利，沉溺于权力从而酿成血与火，纵情享受奢华、刺激等都不是牧师应有的品性。1476年对加莱亚佐？玛丽亚？斯福尔扎（Galeazzo Maria Sforza）的暗杀是在罗马策划的，就如同帕齐阴谋案（发生于1478年6月的一次不成功的、企图推翻统治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的阴谋）一样，这一阴谋使尤利亚诺？美第奇于1478年丧生。与土耳其人就奥特朗托（Otranto）进行的遮遮掩掩的谈判也是在罗马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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