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中国通史第五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上册)-第6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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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国时期的儒学是上承魏晋、东汉的。玄学在洛阳世族上层盛行起来了,儒家丢了洛阳这块地盘,但在地方上保存下来。
就是西晋玄学极盛时期,玄学也并未迈出洛阳一步,并没有能像《晋书·儒林传》所描述的那样,“摈阁里之经典,使宪章弛废,名教颓坏”。洛阳之外,地方上仍是儒家天下。当然,长期兵荒马乱之后,魏晋十六国时儒学不如两汉之盛,也是事实。
《北史·儒林传序》称:“大抵南北所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人深芜,穷其枝叶。”这种学风的不同,与北方儒学渊源和玄学东渡有关系。北方的儒,来自十六国时期的儒,其渊源可以更上推到东汉。东汉儒是章句之学,传业者寝盛,支叶繁滋,一经说到百余万言。北学深芜,穷其枝叶,来源于此。南方儒学浸润着玄学精神。北魏李业兴作使臣去梁,向梁武帝谈到自己“少为书生,止习五典,素不玄学,何敢仰酬”(《魏书·儒林传》)。这说明北方儒学不受玄学的影响,而南方玄学之盛则会影响儒学。
第二节佛教、道教和无神论思想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宗教甚为流行。佛经的翻译和佛教思想的传播,都极为兴盛。道教也由形成而发展。同时,反佛教的斗争和无神论思想也都显示了一定的威力。
佛经的翻译和佛教思想的传播佛教虽在西汉末年已传入中国,但一直到东汉,人们对佛教的理解还是很有限,一般把佛教理解为类似黄老之学,都是主张清静无为的。经过佛经的大量翻译,人们对佛教的理解才逐渐得到提高。
中国最早流传的佛经是《四十二章经》。汤用彤认为:汉明求法事,因年代久远,书史缺失,难断其真相。但东汉时,《四十二章经》之已出世,盖无可疑。经中所言,与汉代流行之道术比较,在在与汉代道术相合。此经为东汉社会中最流行之佛教经典,人们遂取经义与道术相附会,因而把佛教和黄老捏合一起。佛教借黄老而传布。
汉末桓灵之世,佛教经典翻译渐多。其中最有影响的译经人是安世高和支谶。安世高,安息人。支谶,月支人。由于经典的翻译,佛教的教义才逐渐传入中国。魏晋之际,玄学兴起。佛教名僧多与玄学中名士相交往。名僧多能清谈。东晋以后,佛教教义才正式以宗教哲学的独立姿态出现。
这时期翻译过来的佛经内容,可分为两类,一是安世高等所翻译介绍的小乘禅学,一是支谶等所翻译介绍的大乘“般若”学。般若空宗一派的学说接近玄学思想,合乎玄学家的口味,所以“般若”学在东晋得到广泛的传播。从东汉末年到刘宋初年,佛教经典最流行的是般若经。
南北朝时期,佛教经典的翻译更多。据唐智升的《开元释教寻》所列,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译经达一千六百二十一部。
佛经的翻译,实际上就是佛教思想的介绍。南北朝的佛教经典,把佛教思想大量的介绍过来,为隋唐时佛教思想的发扬和中国化准备好了条件,并打下基础。
有重要影响的高僧在佛经翻译和佛教思想介绍中,作出重要贡献的高僧有释道安、鸠摩罗什、慧远等人。
释道安,晋怀帝永嘉六年(312)生于常山扶柳。十二岁出家,为人天资聪颖,记忆力超人。他先师事佛图澄,随澄在邺。后赵末年,北方大乱,道安在今河北、山西各地避乱传教。晋哀帝兴宁三年(365),道安到襄阳。苻坚克襄阳,道安随赴长安。晋孝武帝太元十年,道安死,年七十四。
道安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主要的是,组织翻译和整理佛教经典,宣传佛教和培养弟子,创立“本无”学派。
道安一生有很多著作,为经作注,为经作序。他的著作对阐明经义起重大作用。僧佑在《出三藏记集·道安传》中说:“安。。序致渊富,妙尽玄旨,条贯既叙,文理会通,经义克明,自安始也。”(《大正藏》55 卷第108页)“经义克明,自安始也”,说明了道安在阐明经义方面的历史地位。道安晚年住长安时期,组织并主持译经,共译出众经十部,一百八十七卷,一百多万字。他总结译经经验,提出“五失本,三不易”。道安的总结,对以后的佛经翻译很有指导意义。五失本,谓翻译佛经有五种情况使译文不能符合胡语佛经原本。三不易,指三种不易翻译的情况。(参看方立天《道安评传》,载《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中华书局1982 年版)
道安重视亲自讲经,宣扬佛法。他一生收了很多弟子,并分派他的弟子到各地去传教。著名高僧慧远,就是道安的高足。
道安对佛教思想研究有很深的造诣。他在北方时,对禅学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当时北方正盛行禅学。他到南方后,又钻研般若学,当时南方盛行的是般若。他还热心地翻译小乘一切有部经典。道安对传入的佛教各派思想是兼容并包的。在兼容并包中也有主次,般若思想是道安的主要思想。道安关于般若的著述就有二十种。
般若学的根本思想是“本无”。后来虽分为多种学派,有所谓“六家七宗”之说,而道安则是本无宗。嘉祥吉藏《中论疏·因缘品》叙道安本无说:“什师未至,长安本有三家义。一者释道安明本无义。谓无在万化之前,空为众形之始。夫人之所滞,滞在末(原作未,依汤用彤说,应作末)有。若宅(原作诧,依汤用彤,应作宅)心本无,则异想便息。安公本无者,一切诸法,本性空寂,故云本无。此与《方等》经论,什、肇山门义,无异也。”吉藏这段话,叙述了道安的根本思想。
道安的“本无”思想和何晏、王弼的玄学“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的思想很接近。东晋时期,玄学随世族过江,当时的执政大臣和士大夫大多是玄学中人或受玄学影响的人物。道安和他们大都有交往或书翰问候。东晋佛教的发展,主要在社会上层。道安的本无和玄学的无为,正相合拍,更有助于佛教在南方的传播发扬。
鸠摩罗什,天竺人,家世国相。罗什生于龟兹,约当晋康帝之世(343—344)。自西晋以来,龟兹即有佛教流行,为小乘学。
罗什曾游沙勒、温宿,又归龟兹。广诵大乘经论,洞其奥秘。在西域各国,讲说佛法。吕光破龟兹,获罗什,致之凉州。后秦姚兴弘始三年(401)破后凉。弘始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姚兴迎罗什到长安,时已在公元402 年初。当时长安佛教已甚盛。自苻坚迎道安到长安后,主持译经,长安已是译经重镇。罗什到长安,姚兴待以国师之礼。罗什在长安住了十二年,弘始十五年(413)去世。在他主持下,译经三百多卷。
协助罗什译经的助手,都是当时的名家。如道生、道融、昙影、僧叡、慧观、僧肇等,都是名僧。他们对经义的领悟,常受到罗什的称道。罗什主持下的译经,不仅文字是佳制,而理解精微,也非旧译所能及。
罗什对佛教思想的理解,造诣是很深的。可惜他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译经上,自己很少著述留下来。罗什对佛教思想理解的幽微,未能尽传于世。慧远,俗姓贾,雁门楼烦(今山西崞县东)人,晋成帝咸和九年(334)
生。年二十一,随道安出家,时道安正在太行恒山立寺,传布佛教。后随道安南投襄阳。苻丕争襄阳,慧远别师东下,到庐山。时桓伊为江州刺史,为慧远造东林寺。慧远住东林寺三十多年,晋安帝义熙十二年(418)或谓十三年卒,时年八十三或八十四。
慧远天资聪颖,早年曾读儒书,博通六经,也接触过老庄。后听了道安讲《般若经》,豁然而悟,说:“儒、道九流,皆糠粃耳。”晚年尝致书刘遗民,叙述由儒、道而入于佛说:“每寻畴昔,游心世典(儒学经典),以为当年之华苑也。及见《老》、《庄》,便悟名教是应变之虚谈耳。以今而观,则知沉冥之趣,岂得不以佛理为先?”(《广弘明集》卷二七上)
道安门下高僧很多,但他特别看重慧远,把传播佛法的希望寄托在慧远身上。道安说:“使流东国,其在远乎?”(《高僧传·慧远传》)慧远在庐山三十多年,是他从事佛教活动最重要的时期。他培养弟子,宣扬佛教,组织佛教经典的翻译,和全国名僧保持联系,并交结南朝朝中公卿,使庐江成为南方佛教中心。
慧远传布佛教宣扬佛法,从两方面作了工作。在人民群众中,他宣传因果报应和神不灭论。宣传善恶有报,这是针对广大群众的愚昧迷信而提出来的。因果报应说,帮助佛教在下层人民群众中传布。在佛教教义方面,慧远属于道安的本无派。道安的本无思想,和玄学家以无为本思想是合拍的。慧远早年曾研究过儒学,研究过老庄玄学。他在庐山讲过儒家的经典。他讲《丧服经》,也讲《诗经》。他在讲《般若经》时,为了使听众容易听懂并接受,常引用《庄子》的话来作说明,使听众晓然。慧远讲儒家经典,用玄学比附佛经,解释佛教教义,使得佛教在上层知识界得以广泛传布。
概括地说,三国两晋南北朝数百年间,意识形态中的主导思想经过三变,由儒转入玄,又由玄转入佛。儒是继承汉儒传统,玄是洛阳世族之学。晋东渡后,玄学也随之东渡,北方仍以儒学为主。佛学兴起在汉末魏晋,先藉玄学以传播;其后,讲究修练的禅学和因果报应之说在北方比较发展,讲究义理的般若学则仍借助玄学在南方较为发展。
道教的形成和发展当西来的佛教在中国境内广为传播的时候,土生土长的道教也由形成而走向发展。一千多年来,佛教和道教一直是中国的两大宗教。
道教和先秦的道家,都以“道”字为名,而道教还推崇老子为“太上老君”。但两者实各不相干。道家大师老子倡导“无为而无不为”,庄子宣扬“齐死生”,而道家却是向往长生不老的神仙,幻想肉体飞升。
神仙长生不死的幻想,起源甚早。史书所记,可以上溯至战国时期。《史记·封禅书》:“自成、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州。此三神山者,其传在勃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后来“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则方士言之不可胜数。始皇自以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赍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风为解,曰未能至,望见之焉。其明年,始皇复游海上,至琅邪,过恒山,从上党归。后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从上郡归。后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会稽,并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药。不得。还至沙丘,崩。”汉武帝也是一个追求仙人想得不死之药的人。他招致的方士李少君,对他说:“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乃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于是,武帝“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而事化丹沙诸药,齐为黄金矣。”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和秦皇、汉武以极富极贵而消除不了精神上的空虚,反而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