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下的毛泽东-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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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个意思。毛泽东在《矛盾论》中便直接采用了“相反相成”这一命题来说明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他说：“相反，就是说两个矛盾方面的互相排斥，或互相斗争。相成，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之下两个矛盾方面互相联结起来，获得了同一性。”这是对传统哲学命题作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解释。
《矛盾论》还继承和发挥了我国古代辩证法的矛盾转化思想。老子曾经多次从正反两面的矛盾双方来说明事物的相互依赖关系，并指出任何事物矛盾双方的地位总是向着它的对立面转化。“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毛泽东不但在《矛盾论》里系统地阐述了这一矛盾转化的原理，而且，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还直接征引老于关于祸福转化这一名句来说明坏事和好事可以互相转化的道理。1962年1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还引述了司马迁的一番话：“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足，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针对当时党内大批干部调职下放的情况，毛泽东运用司马迁所揭举的一系列生动事例来启发他们对矛盾转化的认识，起到了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促进作用。
所谓矛盾转化，就是事物发生质变阶段的矛盾运动。由于事物矛盾的性质各各不同，质变阶段的矛盾运动往往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形式。其中包括有矛盾双方地位转化这种形式，也还有矛盾双方互相融合以及重新组合种种其他形式。如，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物质与精神之间的这种关系，以前列宁强调它具有“绝对”的意义。但《矛盾论》却提出两者的地位可以互相转化，精神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而起主要的决定作用。这种观点同我国古代辩证法家将矛盾双方地位转化加以普遍化的倾向有某种继承性的联系。
我国古代辩证法的另一个问题是将转化纳入同一性的范畴。本来，矛盾双方的相互联结（正题），是经过矛盾的转化（反题）而达到对立的统一，即同一（合题）的。转化是否定，同一是否定之否定。这是辩证法的一条基本规律。但我国古代哲学家却几乎一直把转化与同一混为一谈。事物的质变，意味着矛盾主次双方的易位，通过两次向对立方面转化，矛盾双方各归原位。因此，“物极必反”、“否极泰来”，一治一乱，周而复始，被当成了必然规律。其结果，也就取消了否定之否定，只剩下肯定与否定的循环，看不到发展是螺旋式的上升运动。
在这个问题上，《矛盾论》也接受了我国古代否定观念的影响，把转化纳入了同一性的范畴。毛泽东1964年《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中，进一步断言矛盾规律是辩证法的唯一规律，而否定之否定规律则被肯定否定的对立范畴所取代，它也正同现象和本质，内容和形式、必然和自由、可能和现实诸范畴一样，被当作是矛盾规律的一种表现形式。
总之，《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毛泽东典范式的哲学著作。他在写作这“两论”之前，认真研读了一些苏联三十年代的哲学著作，这是它的直接理论来源。但是，他在进行构思和写作时，又结合中国实际，批判地继承了中国文化传统，形成自己的独特范式与风格，这也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一个方面。
十 “实事求是”
我们经常说，“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这一精髓是如何形成与发展的，值得认真研究。
从思想渊源来看，“实事求是”既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对中国革命经验所作出的理论概括，也是他对湖湘以至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批判继承。
（一）湖湘求实学风
毛泽东是农家出身。农民长年累月地在田里劳作，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事事都要脚踏实地，不违农时、循序渐进，不能好高骛远，脱离实际。因此，长期在农业基础上形成的儒家文化具有实践理性的特色，强调“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学风。毛泽东在私塾课读中就已受到这种学风的浸染。进入湖南四师和一师以后，通过杨昌济的指引，更广泛地接受了以王船山为代表的湖湘求实学风的熏陶。1914年6月，刘人熙等发起成立“船山学社”。青年毛泽东曾多次偕同蔡和森、萧子异等前往聆听学术报告。船山治学以“六经责我开生面”为宗旨，力图“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他肯定宇宙是由“气”构成的物质实体，认为物质实体“气”和客观规律“理”两者不可分离。并以“纲组化生”说明“气”变化日新的辩证性质。在认识论方面，批判了程朱陆王的“知先行后”“知行合一”和佛教“消所入能”的论点，强调知是行的基础，“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体用一依其实，不背其故，而名实各相称矣。”他突出的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其流风余韵，陶铸三湘士子，对毛泽东尤有深刻影响。生当清之初世，讲求习行哲学，学理明白浅近，皆为毛泽东所崇仰。1917年，毛泽东撰写《体育之研究》一文，标举顾炎武、颜习斋（即颜元）、李刚主（即李■）为文武兼备、三育并重的师表，备加称颂，恰恰表露了他自己所选择的努力方向。
在湖南四师所记的《讲堂录》，还抄录了潘来为《日知录》所写的一段《序言》。
昆山顾宁人先生，生长世族，少负绝异之资，潜心古学，九经诸史，略能背诵。尤留心当世之故，实录奏报，手自钞节，经世要务，一一讲求。当明末年，奋欲有所自树，而迄不得试，穷约以老。然忧天悯人之志，未尝少衰。事关民生国命者，必穷源探本，讨论其所以然。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
这段《序言》，把顾炎武从事实地考察，讲求实学的精神阐发得非常清楚。《讲堂录》写道：“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字尚已。”“游之益大矣哉！登祝融之峰，一览众山小；泛黄勃之海，启瞬江湖失；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对老师的这些教诲，他不但笔之于书，而且还能见之于行动。
在一师求学时期，他多次利用寒暑假，先后偕同好友萧子异、蔡和森、陈绍休、易礼容等到各地进行“游学”活动。他们“身无半文”，只是带着雨伞、包袱和笔墨，每到一地，就给一些学校、商店、仕绅或农民书写对联，接受一点馈赠，作为食宿费。一路上，他们广泛接触社会各阶层人士，了解民间疾苦、风俗人情、历史地理情况。回到长沙，毛泽东还把“游学”的感受写成通讯，发表在湖南《通俗日报》上，让更多的人了解下情。毛泽东与蔡和森都把这种“游学”活动称为读“无字之书”。“有字之书”是间接经验，“无字之书”是直接经验，他们喜欢把两者结合起来。
待到五四时期，毛泽东主编《湘江评论》，特别重视学风问题。他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中痛切地指出“湖南讲求新学二十余年，尚没有崭然的学风。”他还从积极方面强调要“踏着人生和社会的实际说话”，“研究实事和真理”，反对脱离实际的“空虚思想”，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经世”学风的继承和发扬。
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推动下，青年毛泽东与我国许多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一道，实现了世界观的转变。他在转变过程中卓然独立的特色，就是在向西方寻找真理时，总念念不忘要结合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1920年3月，他写给周世钊的信说：“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他提倡实地调查，讲求“穷源探本”地研究国情，以与顾炎武相较，堪称青出于蓝。
1918 年和1919 年毛泽东两度去北京和上海活动，对这两个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进行了多方面的实地考察。1919年9月，他又在长沙发起“问题研究会”，并在《问题研究会章程》中提出了一百五十多个问题，其中有“中央地方集权分权问题、两院制一院制问题、大总统权限问题、民族自决问题、经济自由问题、社会主义能否实施问题、教育问题、女子问题、劳动问题？？等等。当时胡适与李大钊有“问题与主义”之争，毛泽东发起“问题研究会”，开始显然受到胡适的一定影响，但胡适坚持一点一滴的改良，而毛泽东则既重视具体问题的调查研究，又亟盼寻求解决根本问题的途径。所以，他们两人后来分道扬镳了。
20年代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后，毛泽东所衷心关注的头等大事就是调查研究阶级斗争的现实状况。他后来回忆说：“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1—22页）在这里，毛泽东一开始就把眼睛瞄向实际，着手作实际的调查研究，这就同那些满足于照抄照搬洋教条的书呆子判然不同。
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会议以后，毛泽东以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负责人的身份与李立三徒步到安源，深入煤矿矿井和工人宿舍作调查，并制订了开展工人运动的方针和步骤。
1925年春节前夕，毛泽东从上海回到湖南，在家乡韶山住了五、六个月，一边养病，一边在农村进行调查，提高了对农民问题的认识。他开始懂得，在农民占多数的中国，只靠城市的工人而不把农民发动起来，革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
在大革命的高潮中，毛泽东于1927年1—2月间，深入湖南农村，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五县农民运动情况。三十三天行程一千四百里，广泛地接触了农民、干部和各阶层的人，召开了各种类型的调查会，掌握了大量丰富的感性材料。根据调查的情况，毛泽东先后两次在中共湖南区委作报告，并于2月中旬，发表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将农民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十年内战时期，毛泽东首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7年末，他做过永新、宁冈两县的调查，后来报告丢失了，毛泽东痛心他说：“失掉别的东西，我不着急，失掉这些调查（特别是衡山、永新两个），使我常常念及，永远也不会忘记。”1930年初所作的《寻邬调查》、《兴国调查》，是现存最完整详细的调查报告。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十年内战时期，毛泽东以其独特的方式，对中国社会和中国国情作了最切实的调查研究，为解决中国革命道路问题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