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下的毛泽东-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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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生面的学术著作。
王夫之继承了张载、朱熹的理学遗产，又吸取了东林学派“学为世用”的精神，对理学作了札判性的总结，建立了“理依于气”“器体道用”“知行相资”的哲学体系。在史学方面，他提出了理势统一的历史观，把历史当作一个合乎规律的发展过程。并批判了“言必称三代”的泥古观念，强调读史不仅要“知治知乱”，而更主要的是“所以为力行求治之资”。他突出地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其思想体系已经超越宋明理学，而成为近代启蒙思想的重要源泉之一。
王夫之隐居深山瑶洞，刻苦钻研学术近四十年，他的著作藏之深山，直到康熙年间，才由次子王■刊刻了十余种。道光年间，邓显鹤、邹汉勋首次辑印《船山遗书》一百五十卷。同治四年，曾国藩设金陵书局，刻印《船山遗书》凡二百八十八卷。由是而船山之学日益昌盛。戊戌时期儒者欧阳中鹄自号“瓣姜”，取意于王夫之的号——姜斋。他的学生谭嗣同、唐才常都从船山学说吸取力量，成为维新运动激进派的代表人物。谭嗣同称“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仁学》）他把船山学说当作维新运动的理论源泉。后来的辛亥革命志士也大都□王夫子泽被湘湖好读《船山遗书》，从弘扬民族大义出发而走上革命道路。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代表毛泽东，青年时就在老师杨昌济的启发下研读过船山遗著。建党以后，并以“船山学社”为基地创办湖南自修大学，为湖南和中国革命事业培养了一代新人。
（三）“师夷长技”
如果说，王夫之通过批判和总结古代文化给后人以深刻启迪；那么，魏源就以提出“师夷长技”而揭开了近代文化的序幕。魏源的一生跨过鸦片战争前后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魏源早年就读于岳麓书院，好经世致用之学。后从刘逢禄那里学了以“微言大义”为特色的公羊学，常引古筹今，议论时政。早在鸦片战争前夕，他就尖锐地指出，汉学“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一途”。同时，他又抨击在湖湘影响最深的宋学，只是满口“心性”“礼义”，但却“民瘼之不求，吏治之不习，国计边防之不问”“无一事前效诸民物”。他呼吁关心社会现实，提出“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古微堂文集》）。
魏源没有做过高官，但却相继为贺长龄、陶谢等大员幕僚，有机会大量接触并参与处理农政、刑名、河工、漕运、盐法等实际问题，从而成为名重文编》，使“以经术为治本”的方针得以广其流传。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破门而入，中国社会开始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变。在这个时期，正如魏源所指出的：“凡有血气者所宜愤悱，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讲画。”魏源正是这种慷慨陈词、讲画御侮的著名爱国志士，他自称“荆楚以南”的“积感之民”，著《圣武记》，记述清王朝的一些重大军事活动，力图藉此激励当局者振兴武备，抵御外侮。同时，他又根据形势的需要，将他讲画的重点转向于学习西方。他穷十年之力，编写了《海国图志》，打破“中国为天下中心”的传统观念，向人们展示了广阔的世界图景。在自叙中，他还强调，此书是“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作。”他进而把是否了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情况，学习其科学技术方面的长处，提到能否战胜外国侵略者的高度来认识。“欲制夷患，必筹夷情”“不善师夷者，外夷制之。”魏源将经世的重点转向于“师夷长技”，这是一个重大转变。它引起了传统文化心理结构的巨大震荡，打开了通向洋务运动与维新运动的闸门，在湖南士子中，其影响尤为深广。
（四）取融西学
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集团，不但在政治军事方面举足轻重，而且在学术方面也具有转移风气的重要作用。一方面，要看到他们继承了湖湘的理学传统，抱有强烈的卫道意识。曾国藩早年就学于岳麓书院，接受系统的经学教育和湖湘学风的熏肉。1840 年他到翰林院任职以后，开始师事理学家唐鉴、倭仁，由此一心崇奉程朱理学，每天写修身日记，以“抱道君子”自命。太平军兴，他忧心如焚，在《讨粤匪檄》中宣称：“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代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曾氏不忍见洪杨坐大，最根本的是因为在太平天国治下，“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焉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因此，他领导湘军对太平军的战争并不仅仅为了保卫清朝的统治，更重要的是为了保卫传统文化命脉，征伐异教。正是从这种卫护圣教的使命感出发，他毅然投笔从戎，聚而组建湘军，誓死与叛道者作战到底，但曾氏不是空谈性理的腐儒，他提倡经世致用之学，是理学经世派的主心骨。他早就意识到，单单讲求修身养性的“内圣”之道，难以实现他“治国”“平天下”的夙愿。因此，他于义理之中，又特为划分出一门“经济”之学。他认为儒者要兼通义理、考据、词章、经济四门学问。义理是指导思想，经济是落脚之处。他自己认真研读过《孙子兵法》、魏源的《圣武记》、《皇朝经世文编》，并广泛涉猎诸子百家、历史地理以及兵农医艺诸书，以务实精神博览有用之书，这就为他往后领兵征战作了一定的知识准备。
曾国藩创建湘军时，本来是为了镇压太平军起义。屡战不胜，便引进“洋枪队”来助阵。通过战争实践，他认识到“夷人”的技术高强，非中国所能敌。为了应付变局，他审时度势，决心突破夷夏之大防，兼采西学之长，林则徐、魏源等早在鸦片战争时期就提出了“师夷长技”的主张，但遭到清廷的拒斥。待到道光、咸丰年间，内忧外患已逼得清皇室六神无主，曾国藩于1860年（咸丰十年）倡言：“驭夷之道，贵识夷情”，并把他提出的“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建议提到“救时第一要务”的高度，已渐能为清廷所宽容，由此而迈开了洋务运动的第一步。
随着洋务实践的发展，曾国藩认识到“洋人制器出于算学”，于是罗致育视为“身心性命之学”，这就比他“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阶段又大大地前进了一步。
道光进士冯桂芬将他的《校■庐抗议》一书寄请曾国藩作序，曾国藩在复信中说：“又蒙示以校■庐大论四十首，属为序跋，细读再四，便如聆叶水心、马贵与一辈人议论？？。”他把当时积极提倡西学的冯桂芬同古代提倡“实学”的叶适、马端临等人联系起来，由通经致用而转向于取融西学，沟通古今中西的线索，便是湖湘学派素有的务实精神。
曾国藩背负着几千年的文化传统，铸造了封建社会的最后一尊精神偶像；但他又用实际行动第一个打开了学习西方的窗口，成为洋务运动的奠基人。捍卫传统文化，他是真诚的；接受西方文化，他是被迫的。“中体西用”模式，正是这种矛盾心情下的产物。
曾国藩兼重义理与实学的作风以及实际上由他创始的“中体西用”模式，在此后百多年中一直传承不绝，对湖湘学风的演变具有重要影响。一批一批的湖南人物脱颖而出，他们的思想虽代代不同，但却大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过这种学风的熏陶。
三 独立根性
（一）谭嗣同的独立根性
甲午战后，洋务运动宣告破产，以康有为、梁启超发动的“公车上书”为嚆矢，将变法维新提上了议事日程。湖南与北京、上海同为维新运动的主要阵地。推求其原故，不能忽视当时湖南的一批地方官都有不同程度的改革要求，为维新运动的兴起提供了便利条件。但更主要的是在野的谭嗣同、唐才常等维新运动的激进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了王夫之的学脉和近代湖湘文化的独立根性与求实精神，因而敢于吸纳西学，冲决网罗，开创新局。
谭嗣同早岁攻读儒书，服膺船山之学。三十岁以后，才“究心泰西天算格致”。并撰著《仁学》，力图汇通中西，建立一种能融合中国古代文化而向近代转化的思想体系，这种体系虽将中学与西学生硬揉合而未臻成熟，但他却继承了船山的道器观而加以独特的发挥。他说“故道，用也。器，体也。体立而用行，器存而道不亡。？？器既变，道安得不变？？？且道非圣人所独有也，尤非中国所私有也。？？彼外洋莫不有之。”他毅然把洋务派所崇奉的“道体器用观”从根本上颠倒过来了。“器”上升为“体”，“道”转化为“用”，这样就一举推倒了古圣先贤对“道”的垄断权，也突破了曾国藩、张之洞等人所构筑的“中体西用”的精神防线，为思想解放和引进西方文化，开辟了
但是，谭嗣同在北游访学以后，因受到傅兰雅所译《治心免病法》和佛学的影响，却片面夸大了“心”的作用。他在所著《仁学》中说：“自此猛省，所学皆虚，了无实际。惟一心是实。心之力量，虽天地不能比拟，虽天地之大，可以由心成之，毁之，改造之，无不如意。”将心力夸大到了极点。
既然心力有如此巨大的威力，因此他便提出了“以心挽劫”的主张，“缘劫运既由心造，自可以心解之”。何以解之呢？一是靠慈悲之心的感化：“感一二人而一二人化，则以感天下而劫运可挽也。”再则是改造自心，即所谓“改造脑气筋之动法”。
“以心挽劫”是谭嗣同《仁学》的最终结论。戊戌政变，他壮烈牺牲。谭嗣同的“心力说”极端夸大主观能动性，对南学会会员杨昌济及其门下诸生影响至为深远。
（二）辛亥烈士的志节
维新运动失败以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逐渐成为主流。有识之士，转向西方国家及东邻日本探求新知。当时湖南籍留日学生人数最多，参加革命活动也表现最为积极热情。黄兴之领导黄花岗起义，陈天华、杨毓麟之蹈海警醒国人，令举世为之震惊。他们的壮烈行动都与湖湘传统学风有隐密的内在联系。杨毓麟生前说过：“船山王氏，以其坚贞刻苦之身，进退宋儒，自立宗主。当时阳明学说遍天下，而湘学独奋然自异。自是学子被服其成俗。二百年来，大江南北，相率为烦琐之经说。而邵阳魏默深治今文《尚书》、三家《诗》，门庭敞然，及今人湘谭王氏之于《公羊》，类能蹂躏数千载大儒之堂牖，而建立一帜。道咸之间，举世以谈洋务为耻，而魏默深首治之。湘阴郭嵩焘远袭船山，近接魏氏，其谈海外政艺时措之宜，能发人之所未见，冒不韪而勿惜。至于直接船山之精神者，尤莫如谭嗣同，无所依傍，浩然独往，不知宇宙之圻埒，何论世法，其爱同胞而■仇虐，时时迸发于脑筋而不能自己。是何也？曰：独立之根性使然也。故吾湖南人之奴性，虽经十一朝之栽培浸灌，宜若可以深根而固蒂矣。然时至今日，几几乎迸裂爆散，有冲决网罗之势。”（湖南之湖南人：《新湖南》，载张■、王忍之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