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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逃避自由-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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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是一种主观的个人经验的观念,在这种观念中,个人负有一切责任,权威是与责任无关系的。就这一点而论,路德与加尔文的学说有值得称赞的地方,因为他们的学说是现代社会中,政治自由与精神自由的发展的一个根源;这种发展,尤其是在英语系国家中,与清教教义,有不可分的关系。     
  现代自由的另一面是自由给个人带来的孤独与无权力。在路德新教教义中,便含有这一方面的观念。由于本书之目的在讨论作为一种负担与危险的自由,所以,以下的分析强调,在路德与加尔文教义中的这一方面的观念,在路德与加尔文的教义中,他们强调人的根本邪恶性与无权力。     
  路德认为,人性本恶,使人想做坏事,使人不可能靠本性从善。人有邪恶的本性。人性的堕落及人性之不能自由地从善去恶,就是路德整个思想的基本观念之一。他以这种精神来批评保罗致罗马人的信:“这封信的本质就是:要摧毁、根除、和消灭人类的智慧与正义……重要的是,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吾人之正义与智慧,已从吾人之心灵深处,及从吾人之空虚的自我处,彻底地被摧毁和根除了。”(Martin    
  Luther:“Vorlesudyuber den Romerbrief,”chapter Ⅰ,i)     
  这种认为人是堕落和无能为善的信念,是上帝恩典的一个基本条件。惟有当人屈辱自己和摧毁他个人的意志及骄傲,然后上帝赐恩予他,“因为欲蒙上帝赐恩,不能靠我们自己,而须靠外来的正义与智慧,”(同前注)     
  路德在“自由的枷锁”的小册子中,更激烈地表示了人类的没有权力。他说:“因此,人类的意志无非是供上帝与魔鬼驱使的野兽。如果上帝当令,则人将服从上帝的意志。如同圣经旧约诗篇所说:‘我这种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畜类一般。然而我常与你同在。(第七十四篇第二十二、二十三节)如果撒旦当今,则人将服从撒旦的意志,人类的意志是没有权作选择的,如乘者之于坐骑,其权在乘者,而不在坐骑。’”(Martin    
  Luther:“The Bondage of the Will”)路德宣称“敬神的人没有    
  ‘自由意志’,而是上帝意志,或撒旦意志的俘虏、奴隶、和仆人。”(同前注)。路德认为,人不过是上帝手中的一个无权力的工具,人是本性邪恶的,人的惟一职责便是服从上帝的意旨,上帝以无比之正义行为,拯救人类。像路德这样一个受失望、焦虑、与怀疑驱策,而同时又迫切渴望肯定的人,竟提出这种说法,委实有些令人不敢相信。所以,这些教义不是他所提出的明确答案。他终于为他疑虑,找到了答案。在一五一八年,他突然得到启示。人不能靠他的德行而获救;他甚至不应想到,他的工作是否会取悦上帝;但是,如果他有信仰,他便一定可以获救。信仰是上帝赐与人类的;一旦人类有了信仰的主观经验,他便可以确信他会获救。人与上帝是可以互相容纳的。一旦人在信仰的经验过程中,领受了上帝的恩典,人的本性便改变了,因为籍着信仰,他与基督结合为一体,而基督的公道使人恢复了他因亚当的堕落而失去的公道。可是,人不能终身良善无疵的,因为他本性的邪恶是不能完全消失的。     
  路德把信仰当作为个人自救的义观经验的这种教义,在初视之下,可能使人觉得,这和他那疑虑的感觉(这是他的人格特征)及他在一五一八年以前的教义是矛盾冲突的。其实,就心理而言,这种由怀疑转变成肯定的改变,并不是矛盾的,而是有因果关系的。我们一定要记住,这种怀疑的性质:它不是一种由于思想自由而产生的理性怀疑,敢去质疑已成定案的看法。这是一种由个人孤立与无权力而产生的非理性的怀疑,这个人对世界抱着焦虑与仇恨的态度。合理的答案决不能治愈这种非理性的怀疑。惟有当个人成为一个有意义的世界的一部分时,这种非理性的怀疑才会消失。如果一个人不能这样地与一个有意义的世界结合为一体——正如同路德和他所代表的中产阶级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怀疑便会被压抑转入地下,而想要压制怀疑的方法,就是保证给予绝对的肯定。如同我们在路德身上发现到的这种对肯定的迫切探求,并不是表示真正的信仰,而只是出于想要克服那种不可忍受的怀疑的需要。路德的解决方法,我们可以在现代的许多人身上发现到,他们并不相信神,他们消除了受着孤立的个人本身,成为外在强权的手中工具,籍着这种方法,来寻求肯定。对路德而言,他心目中的权力是上帝,籍着对上帝的屈服,他寻求到肯定。但是,他虽然靠这种方法镇压住他的疑虑,这些疑虑并未真正消除;直到他临终时为止,他仍受着疑虑的困扰,因此,他必须重新加强其屈服外界权威的努力,来克服这种疑虑。心理上,信仰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意义。它可能是表达与人类的内在关系,以及肯定生命;也可能是对基本的疑虑感的反应组成(reaction    
  formation),这种疑虑是由个人的孤立及其对生命的消极态度所形成。路德的信仰便有这种补偿的作用。     
  了解怀疑的意义,及想要压抑这种怀疑的企图,是特别重要的,因为这不仅是路德与加尔文(下面将会说到加尔文)的神学问题,也是现代人的基本问题,怀疑乃是现代哲学的起点;想要压抑怀疑的需要,是促使发展现代哲学与科学的一项最有力的刺激因素。但是虽然合理的答案已解决了合理的怀疑,可是,只要人一天不能从消极的自由演变到积极的自由,非理性的怀疑便一天不会消失。现代人之想要压抑怀疑的种种企图——有的是想要追求成功,有的认为,对事实的无限识知可以解决对肯定的期求,有的则服从一位领袖,因为领袖可给予“肯定”——只不过使怀疑不为人所觉察罢了。只要人一天不能克服他的孤立,只要他在世界的地位一天不能成为有意义,怀疑的本身便一天不会消失。     
  在中世纪末期,路德的教义与各种人(除了富裕及有权的人以外)的心理情况,有什么关系?如同我们已讨论过的,旧的秩序正在瓦解中,个人已丧失了肯定的安全感,并且受到新的经济力量,资本主义者及独占者的威胁,共同的原则已由竞争取而代之;较低层阶级感觉到日益受到剥削利用的压力。路德教义对低层阶级的吸引力,和它对中产阶级的吸引力不同。城市中的穷人,以及农村的农人已处于绝望的情况。他们受到无情的剥削,他们的传统权利和特权也遭剥夺。他们的革命情绪表现在农民暴动与城市的革命运动方面。福音道出了他们的希望与期待,正如同它曾给早期基督教时代的奴隶与苦力,带来希望一样,路德攻击权威,以福音作为他传教的重点,就此而言,他引起那些动乱的群众的响应,正如同在他之前的其它具有福音性质的宗教运动,能吸引起动乱群众的响应一样。     
  虽然路德接受他们对他的忠顺,而且支持他们,但是他也只能做到某一程度而已;当农民采取进一步行动,不仅仅限于攻击教会的权威,和要求改善他们的命运时,他便不站在他们的立场上了。他们进而成为革命阶级,扬言要推翻所有权威,和破坏社会秩序的基石,可是,中产阶级却想要维持社会秩序。因为,尽管有很多困难——这些困难在前面已说明过了——中产阶级仍有特权反对穷人的要求;故而,他们非常反对革命运动,因为革命运动的目的是不仅要摧毁贵族、教会及独占者的特权,而且要摧毁他们自己的特权。     
  中产阶级的地位是处于极富与赤贫之间,这种地位使它的反应成为复杂的,而且在许多方面是矛盾的。他们想要支持法律与秩序,而同时,他们本身又受到日形重要的资本主义的威胁。即使是中产阶级中较成功的人,也不及一小群大资本家那么富裕和有权力。他们必努力奋斗以求生存,和求进展。财阀的奢华益加使中产阶级觉得渺小,和使他们充满嫉妒与反感。就整体而论,封建秩序的瓦解,和日形重要的资本主义者对中产阶级的威胁,多于对中产阶级的帮助。     
  路德对人的看法正反映了这种左右为难的情况。人解脱了一切使他必须服从精神权威的束缚(关系),但是这种自由也使他处放孤独与焦虑的状态中,使他觉得个人的不重要与无权力。这种个人觉得无关重要的经验,把一个自由而孤独的个人给压垮了。路德的神学,表达出他那种无可救药与怀疑的感觉。他以宗教的字眼,把人的处境形容成为当时社会与经济演变的产物。路德形容中产阶级在面对新的经济力量时的那种无依无靠的情形,就像象是人与上帝的关系一样。     
  但是,路德并不仅仅道出中产阶级的无价值的心情——他还为他们提供了解决办法。他的解决办法是:承认自己的无价值,极其能事地羞辱自己,完全地放弃个人意志,否认并且抨击人的个人的力量。他认为,靠这种做法,人才有希望可以接近上帝。路德与上帝的关系,是一种完全屈服的关系。用心理学的术语来说,他的信仰观念就是:如果你完全地屈服,如果你承认你个人的无价值。那么,万能的上帝可能会愿意爱你和救你。如果你可以完全抹杀自己,摆脱一切个人的缺点和怀疑,你便会不再觉得自己无价值,于是可以得到上帝的荣耀。所以,路德虽然使人摆脱教会的权威,却使人屈服于一个更暴虐的权威之下,即是上帝的权威,因为上帝要个人完全的屈服,要个人完全抹杀自己,这是人获救的基本条件,路德的“信仰”实是认为在完全屈服的条件下,才能受到恩宠的一种信念,这种解决方法,又何殊于个人完全屈服国家和“首领”的原则?     
  路德对权威的畏敬,和对权威的热爱,在他的政治信念中也可以看到,虽然他反抗教会权威,虽然他非常怨恨新产生的有钱阶级——一部分有钱阶级是教会阶级中较高地位者——,虽然他多少是支持农民的革命倾向,但是,他极力主张服从世俗的权威,君主。他说:“即或那些当权的人是罪恶的,或是没有信仰的,可是,无论如何,他们的权威和权威的力量却是有益的,是来自上帝的……因此,权威所至之处,万物兴隆,此理至真,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他还说过;“上帝知道政府是罪恶的,但是他并不计较政府是多么的罪恶,仍希望有个政府,而不愿让暴民去暴动,虽然,他们可能有充分的理由去暴动……君主不可废除,虽然他可能是万分暴虐的。必要时,他可以下令斩首一些人,因为他必须有属民,以便可以做一个统治者。”     
  他爱慕而又敬畏权威的另一面,可在他对无权力的广大群众——“暴民”——的憎恨与轻视上看出来,尤其是当他们的革命企图超越了某种限度时。在他的某一篇评论中,他有段话是很有名的:“因此,让每一个有能力的,秘密地或公开地攻击、杀戮、刺杀那些暴民吧,要记住,没有任何事情比暴动更有毒、更有害、和更罪恶。这是正当的行为,正如同必须杀一条疯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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