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贝日记 作者:约翰·拉贝-第8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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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且，他们自己每天都从屋里搬出大量家具，在马路上公开烧毁。
除此之外，今天一切平安无事，待在我院子里的难民可以喘一口气了。除博斯先生（荷兰大使馆代表）外，与“蜜蜂”号一起到达的还有大批信件：妻子1月22日、2月1日和2月4日发自上海的来信；奥托去年11月25日发自慕尼黑的来信及总部2月3日发自上海的函件。总部来函通知我说，我必须关闭南京办事处，最迟于2月底抵达上海，然后回德国休假。
事态报告
南京，1938年2月8日
407）2月5日晚上7时30分，5个日本士兵闯进天竺路麦梁氏家，翻查男人的口袋索要钱物，并企图强奸麦太太，但未能得逞，麦太太逃脱了。
408）2月5日晚上7时40分，2个日本士兵闯进颐和路池迟氏的家，抢走5元钱，还想强奸妇女，好在她们逃跑了，幸免于难。
409）2月5日上午8时，2个日本士兵闯入夫子庙附近瞻园路的艾李氏家，她是2月3日回到家中的。此时，酒店里的男人们都被拉去做工去了，于是，日本人把艾太太拖进屋里，房门反锁长达10分钟，他们逼迫她脱光衣服，她可是10天前才分娩，孩子天折了。屋里的另一个名叫冯何氏的妇女故意撒谎说，她4天前才生了孩子，孩子一出生就死了，这才未遭蹂躏。日本士兵临走时威胁说，他们还要再来，看看她是否说的是实话。
410）2月5日上午10时，四五个日本士兵闯入黄泥岗的王刘氏家中，向她要姑娘和女孩子。傍晚5时，又来了一批日本士兵，他们猛烈敲门，要强行进屋。王刘氏和家人从后门逃走了。他们是按要求于2月4日回到家中的。
411）2月4日，沃特林小姐报告说，有8个中国人为日本人干了七八天活，所得报酬是一张印有1908年2月7日日期的德国纸币，面值为100马克。这张钞票当然已无价值，被入档保存。（沃特林）
412）2月4日下午4时，3个日本士兵（其中2人全副武装）闯入（宁海路以东的）华新巷某家，索要钱财和姑娘。屋内的老妇们吓得跑走，躲过了这些士兵。
413）2月4日下午，冯太大想带孩子回跑马巷的家，当他们经过富民坊时，受到2个日本士兵的袭击。他们把她拖进防空洞，想对她施暴，孩子大喊大叫，把他们撵跑了。
414）2月3日早晨，吴先生携带全家回到他在龙蟠里的家中，一个日本士兵两次闯进他家，几乎掠走了他的全部行李。后来，这个日本兵又来了，把男人们都赶到屋外，扒光一个已婚妇女的衣服，强奸了她。
415）2月3日下午5时，3个日本士兵闯入大中桥附近尚书巷某家，把女主人怀抱的婴儿甩在一旁，把她强奸后，狂笑着离去。
416）宋曹氏报告说，她离开安全区后，在水西门被日本岗哨拦截，他们对她进行搜身，拿走了3。80元钱。穿过城门后，她又被日本士兵拖进防空洞。他们正要强奸她时，迎面走来一位30来岁的妇女，于是，他们强奸了这位少妇，而她逃回了城里。
417）2月4日，3个日本士兵闯入西门太平桥杜太太家，想要强奸她。当她听到声音时，急忙钻到织布机后面躲藏起来。日本士兵搜寻30分钟未果，然后离去。杜太太又回到了难民收容所，亲自报告了这件事。
418）2月3日晚上8时，4个日本士兵翻越北平路某家院墙，抢走史先生1元钱、陶先生3元钱，两次强奸了赵太太和刘大太。
419）2月3日晚上8时，3个日本士兵闯进北平路的另一家，抢走了金先生2。20元、胡先生2。50元和杜先生1。40元钱。
420）2月3日下午1时，刚回到家中的23岁的姚罗氏就遭到日本士兵的强奸。
421）2月2日早上，王玉林（音译）正和妻子一起返回住所，路遇一辆载有3个日本士兵的卡车，卡车猛然刹住，士兵们纵身跃下，抢走了王先生的提箱，逼迫其妻登上汽车。幸好王太太挣扎着从卡车上跳了下来，才免受其难。然而，行李丢了。
422）2月2日，王杨氏回到她和平门外蟠龙山的家中。当天上午11时，4个日本士兵闯入她家要强暴她，她即下跪求饶。他们狠狠打了她一顿，抢走了10元钱才放手。王太太害怕日本士兵再次侵扰，带着孩子回到了难民收容所。
423）2月2日，24岁的谢钱氏在返回下关住所的途中遭到日本士兵的袭击，他们把她拖进一间屋子进行强奸。获释后，她在城门外又遭到三四个日本士兵的骚扰，巧遇一个日本海军军官解救了她。在红卍字会的帮助下，她又返回了难民收容所。
424）2月1日中午，6个难民离开难民收容所，回到位于西玉壶坊的家中，一个日本士兵闯了进来，四处张望。他还叫来一个同伙，把这些才回家的人洗劫一空。他们用刺刀胁迫，抢走了8。30元和几个铜板。（不完整！）
签名：L．斯迈思
2月9日
昨天下午，日本大使馆邀请我们去听音乐会（详见下面的节目单），罗森博士断然拒绝，而我们委员会只能逢场作戏，笑脸前往！
南京日本大使馆军人音乐会
1938年2月8日下午3时
节 目 单
乐队指挥：陆军军乐中尉大沼哲
1．序曲：轻骑兵 F．V．苏佩 曲
2．多瑙河之波圆舞曲 V．尹瓦诺夫斯基 曲
3．一步舞：中国城，我的中国城 J．施瓦尔茨 曲
4．长歌：老松 大沼哲 曲
5．梦幻曲：阿依达 威尔第 曲
6．序曲：威廉·退尔 G．罗西尼 曲
7．进行曲：我们的军队 军乐队
我们上午还在四处查看被日本军人杀害的中国人，下午却要去欣赏日本军队举行的音乐会，显然有些过分，但是，在这充满了欺骗的东方世界，一切都是可能的。为了给对方面子（一张早已丢尽的脸面），为了顾及闻名于世的东亚礼仪，我们委员会几乎全体成员都出席了音乐会！此外，沙尔芬贝格和许尔特尔，美国领事阿利森和英国代表杰弗里也大驾光临。我们还极有耐心地让人为《读卖新闻》照了一张相，杰弗里和一个叫盖莎的可爱的女人站在我们中间。
为解决我申请往返上海的事宜，福井先生约我今天一早就去日本大使馆。也许他想再次提醒我，让我切切不可忘记，在上海只许说日本人的好话！如果他认为我会不同意，那就大错特错了。当然，在这方面他不会错，我也不会错，他对我已经相当了解，他知道，我会以同样的亚洲式虚伪向他保证，说他想听的话。至于我以后是否还把它当真，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对此，他肯定是不会相信的。据总部最后一封来信，我是决不可能再回到这里了，但是，现在我还不能让别人知道。
现在是到了最后关门的时候了！我对张（国珍）说：“我得回德国。”张听了忧心忡忡地直摇头。“我需要箱子，也就是说，要用木料做箱子，我还有几件小行李要装箱。”“木料？”张问，“现在连做棺材的木头都不够了。”不过，他会设法搞到几块木板。我们的家具以及由我自己付钱购买的办公设备全部留下，带不走。至于这些家具以后怎样处置，谁也不知道。我最心疼的是那幅油画，但又有什么办法呢？普菲岑罗伊特太太说什么来着？她说，“不必为50芬尼的东西操心！”
张刚才带回来消息说：“根本没有木料，惟独日本人有，可是，他们不卖！”我真为这些漂亮的旧衣服感到可惜！
2月10日
昨天去日本大使馆，想会见福井先生，未遇。当晚6时，他来看我，商谈我去上海事宜。他果然忍不住威胁我说：“如果您在上海对报社记者说我们的坏话，您就是与日本军队为敌。”他告诉我说，克勒格尔的报告非常差劲，并以一封来自伦敦的长篇电报为例，说明克勒格尔的思想很坏。他相信，此份电报是从香港拍给他的。我忙安慰福井说，依我看，那段时间克勒格尔根本不在香港。这显然毫无意义，因为电报有可能就是在上海拍的。从下面1月28日克勒格尔的来信中得知，他在上海作了详细报告，并同意公开发表。我问福井，允许我在上海说些什么，他回答说：“这就由您自己斟酌了。”对此，我说：“依我看，您期待着我对报界这样说：南京的局势日益好转，贵刊不要再刊登有关日本士兵罪恶行径的报道，这样做等于是火上加油，使日本人和欧洲人之间更增添不和的气氛。，’“好！”他喜形于色地说，“真是太棒了！”好吧，我亲爱的福井先生，现在请您给我机会与你们的麻生将军和本后少佐亲自谈谈此事，听说本后先生说得一口流利的德语。我认为，我和贵方之间，即委员会和日本军方之间总会取得谅解并进行友好合作。我们为鼓楼医院争取到几个外国医生和护理人员，您为什么还拒发他们来南京的通行证？为什么不允许我们从上海船运粮食来南京？为什么禁止我们进入外交部里面的红十字医院？这个医院还是由我们委员会提供食品的呢！”他的答复就是耸耸肩膀或是翻来覆去的那一句话：“如果您说日本个的坏话，就要激怒日本军方，这样，您就回不了南京！”我问道：“能否带一个中国佣人同往上海？”他回答说：“可以，只是他决不能再回南京！”
礼和洋行上海1938年1月28日
亲爱的拉贝阁下：
火车旅行甚是辛苦，回上海后，喝了些格罗格酒暖暖身子，还洗了个热水澡，慢慢地又像个人样了。这星期，我到人群中走走，大家都衣冠整齐，上海还相当平静，不像南京那样满街都是强盗。这段旅途很有意思，但我得承认，当我在火车站看到是敞篷车时，我的心都凉了。这是我那位可笑的警官的过错，我本可以坐棚车走的，就像后来在镇江坐的那样。在那里，我用了几根香烟向日本士兵说明，我想搭他们的车走．尽管警官极力反对（看来他有严格命令），结果我们还是搭么们的车走了。好在这次他比我冻得还厉害，这样，理智战胜了毫无意义的规定。
至常州（武进）的路上，风景很美，但很荒凉。车再往前开，情况立即有了变化，农民已经在田里耕作了。看来好像刚“扫荡”完毕，到处都留有掳掠的痕迹。沿途也有士兵上车，他们捧着一捆捆猎物，还要帮军官们背掠来的财物，其他就没什么可看的了。公路上确实不很安全，尤其是夜晚。尽管如此，我还是十分愿意乘坐自己的车。
我已经作了几个报告，明天还要带些人去，即便如此，还是宣传得不够，因为日本人到处煽风点火，矛头对准南京，在那里他们肯定是有企图的。我随信寄上两篇报刊文章，我建议，如果时间还来得及，应对此作出反应。明天，日本人肯定会对新的“阿利森事件”作出解释，但是日本人的文章只要一看就知道是在欺骗。那两次事件发生时，我去过报社，只是我对详情不甚清楚，所以，无法准确地用文字表达出来。以后，每逢事件发生最好立即对新闻界明确表态，这样日本人就救作浪却又兴不起风。我担心的是，我们通过新闻媒介施加压力，只不过使他们有所收敛罢了，对此，“阿利森事件”肯定是特别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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