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级簿-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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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弃即婚，迅即丧失自由。社会制度限制了性关系混乱的存在。相应的，艾滋　病的蔓延减少到最低程度，根据这种情况，艾滋病本身传播率不高、潜伏期又相对较长，虽　然有所流传，流传程度和范围就很有限，几年中也不过出现少数几例发病情况。何况，发病　的初起阶段，既然不是常见病，自不会兴师动众，而已，而且容易误诊或忽视，这些地区本　来就缺医少药，更谈不到合适和必要的医疗诊断设施。对扎伊尔这类穷乡僻壤地区，我太了　解了，根本无医药可谈。因此，可以认为，艾滋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悄然在非洲农村流传　的。
　　我提议能不能搞上一次也许可以称作纵向研究的试验，看看以上这个假设是否站得住　脚。先规定一段研究的时期，比较非洲农村逐个阶段的感染率。正在这时候，我想起1976　年就埃波拉病毒大爆发问题开展调查时，我们曾经在扬布库周围一带采集过600份血样，交　“疾病控制中心”妥为冷冻贮藏保管，我知道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了。
　　我找到“疾病控制中心”艾滋病病毒实验室的负责人员，要求他们用1976年采集的血　样做一批艾滋病病毒抗体检验。那时做这样的检验，要比现在困难得多。市面上买不到这方　面的设备，试剂都得由实验室自行加工生产。再说，敲定最后结论的检验称作“放射免疫沉　淀法”，做起来极不容易，花费的时间同它的名称同样冗长，比简单得多的“西方墨点法”　繁琐。后来干脆换成了后一种方法，也就是从血液中查找抵制某种具体病毒蛋白质的抗体。　我等待查完全部600份血液样本的结果，等了好几个星期。
　　放射兔疫沉淀法检验的是患者的血清功能。看血清能不能沉淀病毒中某些种类的蛋白　质。病毒都用放射性示踪标记标明。附有放射性示踪器。放射性信号的强弱同接受试验的血　清中的抗体量成正比。这种试验的优点是灵敏度高、结果具体明确。
　　我们等待结果。真可谓不胜企盼之至。我打赌说可以找到3t7M病病毒，不过数目估计　相当低。究竟低到计么程度，我希望还不至于只有六百分之一吧。至少我会摊上一次找到艾　滋病病毒的机会吧。为了能够作出合乎情理的估计，证实1876年时偏远的扎伊尔北部普遍　出现过艾滋病病毒的感染，我需要掌握充分的事实根据。
　　终于，艾滋病实验室找我的电话来了，说试验已全部完成。
　　酵素链免疫吸收检定的一系列检验，目的为了寻找病毒抗体。此次又等到放射免疫沉淀　法各个检验的证实，在600份血样中找出5份艾滋病病毒抗体。也就是说1976年期间，居　住在扬布库地区的居民，有0。8％的人染上了艾滋病病毒。（据巴黎克劳德·伯纳德医院　的弗朗索斯·布伦一韦齐内特1986年的一项研究内容证实，1976年，来自苏丹的血样中出　现了0。8的抗体比例，也就是说每1000个人中有9个是受了感染的。这个结论同我们在扎　伊尔摸IAgh情况非常相似。当然，我们并不就此罢手，我们要在“疾病控制中心”试试能　否从这5份血样中分离出AIDS病病毒来。大多数病毒脱离了人体就难存活。艾滋病病毒也　不例夕。只要抽出体外，少则几分钟，多不过数小时，它们往往就在血样中死去。为了保证　它们的生存，采集血样的过程和随后的保存措施，必须极其小心。扬布库首次进行研究时，　我们没有用心在意。在处置艾滋病病毒方面，最可取的方法是从病人全血中采取并保存好血　细胞。可惜扬布库的一批血样没有保存血细胞，而只是血清。
　　这些血样远涉重洋送到亚特兰大，一路上倍加小心。用的是干冰运输法。干冰的温度保　持在摄氏零下几度。但是，我们没法回避历经漫长10年这个事实。在保持病毒存活这一点　上说，10年太长了。尤其一切相应条件远不理想，滴定率相对说来很低。我们也知道，出　现抗体的5个接受采血者在采血的当时，还是活得很正常的，而且还是那次埃波拉病毒爆发　中的幸存者。这5个人谁也没有出现任何像艾滋病这类疾病的症状，——至少那时候没有。
　　承担从5份血样中提取病毒这一项极不容易做好的任务的是一位年轻妇女。就是艾滋病　病毒室的简·格彻尔。她身材高而瘦，年约三十五六岁，确是科班出身。由医务技术员干　起，在北卡罗来纳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她的学位论文就是在我们的实验室里完成的，取得博　士学位后，她又参加了“疾病控制中心”的新疾病实验室工作。这次，我向她提供了另一新　的机会。她一如既往，又以她历来接受各个项目时同样的热忱和精力投入工作。
　　简的工作得到实验室一名矮壮墩实的技师的协助。我只知道他的名字叫唐纳德　（Donald）。两人搞了自己的组织培养系统，并开始在这个系统里养育那极少一点点宝贝似　的血清。为了查清5份血样中有没有找到病毒的可能，他需要做的第一步是从新鲜血液中培　养出淋巴细胞，也就是从淋巴组织中把细胞分离出来。所谓淋巴组织是指淋巴结节、脾、扁　桃体等等，都是人体免疫系统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只要病毒一露头，淋巴细胞必定挺胸而　出、作出毫不含糊的反应。试验要求的条件是，淋巴细胞的量一定要足。所以简和唐纳德先　得促生和繁殖这些淋巴细胞，把它同有病毒存在嫌疑的血样混在一起。说来容易，真要做起　来，既费时又费心。安排组织一套接一套。而且要懂行，有经验，都得靠高度敬业精神。就　算这些都具备了，还得碰运气。日复一日，简和唐纳德两人给培养基补充养分。该换的换、　该添的添。全靠在这一部分流体中能看到淋已细胞繁殖增长。再就是定时试验了。要查看有　没有逆转酶出现。这种酵素性质的酶等于是艾滋病病毒的拜客名片。一见到它，就知道那话　儿来了。正是通过这种酶，核糖核酸才能复制成去氧核糖核酸。这是再正常不过的艾滋病病　毒的遗传物质，核糖核酸复制去氧核糖核酸不属于体细胞的行为。这才是为什么在正常情况　下，体组织或体液中找不到酶的道理。要是有酶出现的话，随后必有病毒（如艾滋病病毒）　混在这部分混合体中。理论上虽是如此，谁也不能肯定一定会有什么结果。需要放长线是肯　定的，有没有大鱼能钓上来，仍是个未知数。再说，剩下的血液量少得可怜，看上去只能再　做一回了。我们曾经从1983年采自玛玛那模医院病人的血样中成功分离出多种病毒，那是　头一年的事。这次在扎伊尔，我们认为分离出病毒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但是从来没有人能　分离出象这样长时间的古老病毒来。
　　如此这般，几经挫折。一次又一次，血样在新鲜的细胞培养基中不见动静。终于有一份　血样出现了反录活动增多的苗头。简和唐纳德暂且按耐住激动的心情，再一次把血样放入新　鲜的人体淋巴细胞培养系统中进一步察看。果然，繁殖成功！无论在哪一部分新鲜细胞中，　逆转录酶猛增。这就是说，我们抓住了艾滋病病毒的老祖宗了。而且是活捉！
　　由简和唐纳德提取出来的这份病毒成了艾滋病病毒的原型菌株，可用来研究该病毒的演　化史。因为爱滋病病毒有多种不同形式，原型菌株的出现对众多科学家来说，无疑在弄清不　同时间和空间分离出来的艾滋病病毒之间的关系方面提供了帮助。有些科学家进一步给这个　原型病毒菌株建立了遗传信息序列。还有些科学家根据序列更进一步探索出这个原型病毒菌　株的各系后代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代代发生过多大的变化和哪一些变化。用简单的话说，我们　因此而弄清楚了病毒各个变种之间的先后序列、相隔年代和彼此之间关系的亲疏近远，而且　有了进行判断和加以分别的准确手段，把这些研究成果归纳起来，勾画成可以称之为世系图　之类的种谱。病毒的种谱条块分明之后，艾滋病病毒同猿猴感染的病毒似是实非的异点，就　一望而知了。兴许类人猿免疫缺陷病毒同人类获得性免疫功能缺陷（即艾滋病）的病毒曾经　同出一源，但两者的遗传史程却证明它们分道扬镖，已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事了。究竟这类病　毒是首先见于猴体，而后感染及人，还是从人到猴，可能我们永远解不开这个谜。我们所能　肯定的，是这种两者间发生的感染关系，不可能是近些年的事。
　　我们同时希望我们的病毒提取工作能造福于挽救今天的生命。所以我们乐于把研究成果　提供给索尔克研究所（Solk　Institute），用于研制对付艾滋病的疫苗。糟糕的是，不论是索　尔克研究所或其它单位制出的疫苗迄今都尚无效。
　　虽然我们在实验室里把病毒分离出来了，这种病毒在非洲人群中繁衍的程度，却还是个　待解的谜。艾滋病善于伪装，而且伪装的面目大多，不仅装来像肺结核，还像很多很多其他　疾病。以至想摸清艾滋病流行的程度和范围，都很难办。治病救人，总得先弄清楚得病人　数，目前使我们处于困境的就是这一条了。
　　形势发展得很炔。我们1983年在扎伊尔的调查，加上同时在卢旺达开展的另一个调　查，证实艾滋病病毒猖撅的地带是整个中非。此时，世界卫生组织传染性疾病部门的负责人　是埃及人法哈里·阿萨德（Fakhrv　　Assad）。此人干劲十足、热情洋溢。我同他初识于　1979年我赴苏丹的途中。我们的难题正好是他的职责范围。经过大量的电话和书信往来，　我好不容易说服了他，使他认为确实有必要由世界卫生组织出面主办和实施一项相应项目。　问题卡在他的顶头上司哈夫丹·马勒博士（Dr。　HafdanMahler）那里。此人很难说服，他就　是理会不了目前情况的重要性。后来他弄通了便十分支持。
　　1985年初，我开始进行中非共和国艾滋病病毒的工作。中非同扎伊尔和苏丹接壤，人　口约240万。1976年我追踪埃波拉病毒时，也是在这个国家。当时我企图从它同扎伊尔北　部边境接壤地入境，未能实现。这次我改道而行，假途该国首都班吉。我只能假定1976年　时用来堵塞通道的那些树障都已清除，那些不能用的废旧渡船也已更换一新。
　　此行主要同伙是班吉市巴斯德研究所的所长阿兰·乔吉斯。法国已斯德研究所在大部分　前法属殖民地国家里有一个实验室网络。这个实验室是其网络中的一个，阿兰长着典型法国　人的枯叶色头发，精力充沛、热情洋溢，他平生的愿望就是把自己所办的事办好。他爱吃，　所以烧得一手好菜，而且是十分在行的评酒专家，专评好酒；背上氧气瓶、套上面罩的话，　他就是个同谁都能比个高下的潜水运动员了。他一直在非洲工作，目前在加蓬。他的攻关项　目是艾滋病病毒和病毒性出血热，这两项原是我们俩的共同爱好。
　　1996年开春不久，有些病人从一头死去的黑猩猩身上感染了埃波拉病毒，负责分离提　取病毒的就是阿兰。阿兰一接手工作就认定疫情，立刻动手，用不着治一等二望三，就把疫　情遏制住了。在我们展开调查的过程中，我们很快认识到艾滋病病毒已经光临中非共和国。　1985年4月里，我们同在班吉。当时我问过阿兰是不是愿意操办一个由世界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