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五至十册)-第1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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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方草原的蒙古族
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以后，草原各部落，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渐形成为使用共同语言的蒙古族。
蒙古族聚居区大体可分漠北和漠南两部分。成吉思汗统一漠北后，随即把统治中心迁到和林。忽必烈即位，定都大都。一三○七年，立和林等处行中书省，后改为岭北等处行中书省，漠北成为元朝政府统辖下的一级行政区域。岭北行省东至兴安岭，南濒大戈壁，西达阿尔泰山西麓，西北八邻部管辖着鄂毕河上游直到额尔齐斯河的林木中百姓，驻在唐麓岭北益兰州的五部断事官管辖着叶尼塞河和安加拉河流域的乞儿吉思诸部，东北则包括贝加尔湖周围的豁里、秃马、不里牙惕、巴尔忽诸部以及石勒喀河至额尔古纳河一带合撒儿的领地。
在漠南地区，阴山以北居住着汪古部。一二一四年，成吉思汗又将新占领的金朝土地分封给札刺亦儿、兀鲁兀、忙兀、弘吉刺、亦乞列思等五投下和汗的弟侄。灭西夏后，原属西夏的今鄂尔多斯、贺兰山、额济纳河、河西走廊和青海等地相继被分赐给诸王，大批蒙古牧民也随着南迁。元朝统治时期，除兴安岭地区属岭北行省外，在上述地方分别设立了宣慰司或路，由辽阳、陕西、甘肃等行省和中书省管辖，以后逐渐形成漠南的蒙古族聚居区。
下面叙述岭北漠南蒙古族聚居区的社会经济生活、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
一、社会经济生活
畜牧业 游牧畜牧业是蒙古族人民的主要经济部门。蒙古奴隶占有制国家建立后，奴隶得到了补充。畜 牧业得到稳定的发展。
在部落并立的时代，由于相互掠夺人畜和争夺牧场，常常造成经济破坏。国家建立后，大贵族的领地（《秘史》译“嫩秃黑”）必须由大汗指定和确认，贵族有权逐级指定牧场。窝阔台时，曾经指令各千户内选派嫩秃赤专管分配牧场，以防止争夺牧地的纠纷。窝阔台为了开辟新的牧场，还曾经派人到一些缺水的地方打井。忽必烈也派兵到漠北浚井。国家为了保护牧场，颁布了严格的禁令：草生而掘地，遗火烧毁牧场，都要“诛其家”。
蒙古牧民从被征服的民族学到了新的生产技术。征服西夏以后，原来盛产于今内蒙古西部的骆驼大量输入漠北，蒙古牧民并从西夏人那里学会了驯养技术。善于养马和制黑马奶酒的钦察人是能干的牧人（被称为“哈刺赤”），朝廷中管理畜牧的官员常由他们担任。
成吉思汗统一漠北后，从出兵的数字估计，人口只有几十万（《秘史》载成吉思汗建国时有九十五个千户，《集史》载他晚年有一百二十九个千户）。元世祖至元末年，由于西北诸王的叛乱，从漠北流亡到云、朔间（今雁北地区）的人口就有七十余万。武宗初年，从西北诸王各部归附的又有八十六万余户。岭北行省的总人口一定要大大超过此数，可见漠北蒙族人口在元朝建国后，有很大的增长。牧民放牧的牲畜数量也随之增加。《黑鞑事略》记载，“凡马多是四五百匹为群队，只两兀刺赤管”。延祐间，据一个少年奴隶自述，他要为主人放牧“羊二千余头”（张养浩：《归田类稿》）。一三二四年，中书省确定一个区别蒙古牧民穷富的标准：凡马、骆驼不够二十匹，羊不满五十只者，即属穷困。如要他们充当站户，就应由政府补买牲畜救济。可见十三——十四世纪蒙古的牲畜总数和各个牧户平均拥有的牲畜头数都比十二世纪有了显著的增加。
蒙古大汗和诸王贵族从掠夺战争中俘掳来大量的劳动力和牲畜，又通过对所属牧民征收贡赋、收买和没收所谓无主牲畜等途径，使大量牲畜集中到他们的牧场上来。
元朝官牧场都是由国家挑选的水草丰美的地区。皇帝每年照例要在春未夏初去上都，在很大意义上也是为了利用上都附近的好牧场。秋未冬初，漠南牧区的牲畜常就近赶到华北的田野上放牧，这些地区要负担饲马的刍粮和伺草。一三○七年，大都路承担饲马九万四千匹，供应粮食十五万石；外路饲马一十一万九千匹。同时，政府发行盐券向农民换取秆草，这年就收草将近一千三百万束。这里的官牧牲畜普遍搭盖了圈棚，大都还栽培牧草。有苜蓿园，“掌种苜蓿，以饲马驼膳羊”。元朝几次颁布“劝农”条画，其中一条就是规定农村各社“布种苜蓿”，“喂养头匹”。由于官牧场牲畜极多，牧人的分工就更为专业化，见于记载的有：羯羊倌（亦儿哥赤）、山羊倌（亦马赤）、羊倌（火你赤）、骒马倌（苟赤）、骟马倌（阿塔赤）、一岁马驹倌（兀奴忽赤）、马倌（阿都赤）等名目。
官牧场采取的种种新措施，在以往分散的纯游牧经济中是不可想象的，元朝通过国家的力量使部分牧业区和农业区相结合，大大改善了畜牧业的条件，促进了畜牧业生产的发展。就残存的一些记载看：在皇室的某个牧场上，官有母羊达三十万头。忙兀部领主自称有马“群连郊炯（音jiong，指遥远的郊野）”。弘吉刺部一个陪臣牧养“马牛羊累钜万”，可见当时大畜群所有制已有巨大的规模。
渔猎业 狩猎仍是蒙古游牧民的重要职业。蒙古大汗、诸王、贵族都喜欢围猎，围猎时所属牧民都得参加。秋冬有五六个月是蒙古牧民围猎的季节。当春天冰消春泛时，他们又用放鹰隼的办法捕捉水鸟和野兽，叫做“飞放”。捕猎期间，他们只吃猎获的野物，实际上是对畜牧业生产的补充。
唐麓岭以北和贝加尔湖地区的林木中百姓，主要以狩猎为生。这里盛产貂皮、兽皮和鹰鹘，驯鹿是驮运的工具。巴尔忽和乞儿吉思出产的鹰鹘很名贵，蒙古贵族都要驯养它以供打猎之助。当地人民以此作为对元朝皇帝的贡品，还有回回商人专程到这里索取鹰鹘贩往内地牟利。
近水之处，捕鱼也是牧民生活上一大补充。贝尔湖、达里诺尔和肇州都产鱼，居民有的以“耕钓为业”，有的以鱼作为贡品。漠北克鲁伦河、土拉河及其它河流、湖泊也产鱼，牧民“至冬可凿冰而捕”。一二八九年，“边民乏食”，忽必烈“诏赐网署，使取鱼自给。”武宗时，西北诸王部民来归者百数十万，朝廷让近水者教取鱼以食，四年之间，共调去鱼网三千。中原的渔具和捕鱼经验使蒙古族人民常常能利用天然的鱼类资源渡过灾荒年岁。
农业十二世纪时，漠北几乎没有农业。史书中只见过色楞格河上的庚几乞人有“田禾”的记载（《元史·太祖纪》；《元朝秘史》一七七节）。成吉思汗建国后，曾令镇海屯田于阿鲁欢，参加屯田的有俘虏万余，包括塔塔儿、契丹、女真、只温、唐兀、钦察、回回等各族人。经过若干年的发展，克鲁伦、鄂尔浑、塔米尔等河沿岸都利用河水灌田，种植耐寒的糜、麦等谷物。叶尼塞河流域，谦谦州也收床麦，乞儿吉思人从事耕作。
元朝建立后，为供应驻屯军队的需要，陆续开发屯田。一二七四年，元世祖开始派军队前往和林屯田。以后又陆续增派军队，使和林成为岭北一大屯田中心。汉族士兵是屯田的主要劳力，汉军将领王通、石高山、张均等都曾率所部军去和林经管过屯田。武宗时，发一万汉军屯田和林，秋收粮食达九万余石。由于西北诸王连续发动战争，元朝在杭爱山至阿尔泰山一线驻军甚多，为了就近解决戍军的粮饷，自一二九五年（元贞元年）起，成宗又调拨汉军发展称海的屯田（称海即镇海的异译，指镇海在阿鲁欢的屯田），以后不断增拨屯田军队、农具和耕牛等，使称海成为岭北又一屯田中心。武宗即位，称海屯田由行省左丞相哈刺哈孙重加经理，当年收粮二十万斛。五河是同称海齐名的另一屯田要地。泰定帝时，元朝又在海刺秃地方设置屯田总管府。此外，见于记载的还有兀失蛮、扎失蛮、杭爱山、呵札等地的屯田。谦州和乞儿吉思也有屯田，元朝还从淮河以南调派汉族农民携带农具前往屯垦。
屯田收获主要供给驻军，遇到丰收之年，也可储备一部分以备赈济蒙古族牧民。蒙古族人民也已有农业经营。如一二七二年元政府曾令拔都军于克鲁伦河附近开渠耕田，“拔都军”一般是由蒙古军组成的。一三一九年，元仁宗曾派蒙古军五千人和晋王部属贫民二千人屯田称海。哈刺哈孙整理称海屯田，曾选择军士中通晓农事者教蒙古各部落从事耕种。《元史》中还有秃木合地方和塔塔儿部因庄稼欠收要求赈济的记载，说明那里也经营农业。至于暂时以农耕弥补畜牧业不足的情况则更为普遍，每逢灾荒年岁，常由朝廷发给农具、种子和耕牛等使蒙古族人民屯种自赡。
漠南地区本来已有农业，元朝时，又从汉人聚居区扩展到北面蒙古族聚居的牧业区。弘吉刺部聚居的达里诺尔附近，十三世纪初即形成“人烟聚落，以耕钓为业”。元世祖初年的文书中，即有弘吉刺、亦乞列思种田户的记载（《大元马政记》）。以后在弘吉刺驻地设应昌府，每年可籴储粮食近一万石。后来应昌路正式列入全国一百二十余处屯田之一。砂井、净州以至延安府境的汪古人多从事农业，当时人称为“种田白达达”。在亦集乃路的黑水河流域，上著的唐兀人也从事农业。元朝廷曾发给耕牛、农具和种粮救济当地的贫民。后来又在那里屯田，调动军队与唐兀族人疏浚河渠，在合即渠扩大耕地至九千余亩。兀刺海路也有人种田，元朝曾颁发过在那里征收农业税的法令。
城市和手工业一二二○年，成吉思汗定都和林。一二三五年，窝阔台决定修筑城垣，建造以“万安阁”为中心的宫殿，又令诸王在皇宫四周兴建自己的府邸。以后历年增建，据蒙哥时代西方旅行家卢卜鲁克描述：此城已颇具规模，城内有各族商人聚集的回回区，有汉族工匠聚居的汉人区，有若干所衙署，十二座佛寺和庙字，两所清真寺，一所基督教堂。东南西北各有一门，分别有粮食、车、牛、羊、马的市场。一二九九年，和林城又扩建了一次，成为岭北行省的省府，也是军事重地和经济、文化的中心。据说：“和林百年来，生植殷富埒内地”。初建和林时，窝阔台还在它附近兴建了图苏湖和迦坚茶寒宫城。
称海是漠北另一重镇。因镇海在此屯田，建起城池、仓库，就以他的名字作城名。这里首当西北诸王进军之冲，又成为驻防重地，忽必烈太子真金和成宗皇侄海山（武宗）曾指挥诸王、大将在此镇守。一三○七年，
元朝在这里设称海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
据记载，斡赤斤好兴土木，他到处营建宫殿和苑囿（《集史》第一卷，第一册）。合撒儿的分地在额尔古纳河流域，河东岸与根河汇流处的黑山头，河西苏联境内乌卢龙桂河和昆兑河畔等处都有他的家族营建的城市废墟。在库苏古尔湖西德勒格尔河畔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