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五至十册)-第16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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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对儒家传统的经书作出新解，一时号为“新学”。所谓新学，自然是经学范围内的新学。不过，新学为变法提供理论依据，便不能不和保守派的理学处在相对立的地位。王安石著有《三经新义》，即《周礼义》，《诗义》和《书义》。全书不传，只存后人辑录的《周官新义》十六卷，《诗》、《书》的新义残存若干条，散见于宋人著述中。从现存的残篇中，可以约略看出《三经新义》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依托经书阐扬变法的理论。这是保守派理学家所攻击的主要方面。（二）依据经书，讲述礼法名分以维护伦理纲常。这和理学家并无根本的分歧。（三）在学术上作出新解。如对《尚书·武成》篇重加校理，对《酒诰》改定句读。南宋的朱熹也称赞为“推究甚详”（《朱子语类》卷七九）。王安石又著《字说》二十四卷。“新故相除”说即出自此书。《字说》借字义以讲义理，不免傅会牵强，在文字学上并没有什么学术价值。
王安石的一生主要是从事变法活动。他是一个有过重大影响的政治家，但在哲学上并未形成自己的完整的思想体系。
（三）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及其反对派
二程在北宋时创建理学。由于变法派与保守派在政治上的反复斗争，程学与王学也随之几经兴废。北宋末年，蔡京当权，标榜王学，禁止程学。北宋灭亡，高宗南迁，保守派指责王学误国，但玉学在太学生中仍有广泛的影响。秦桧初入相，起用程颐弟子胡安国，为高宗讲经学，程学因而复兴。胡安国讲《春秋》（王安石不讲《春秋》，斥为“断烂朝报”），著《春秋传》，提倡“尊王攘夷”，以适应高宗建国抗金的需要，又提倡节义，阐发“兵权不可假人”，以适应高宗箝制大将，限制作战的需要。赵鼎、张浚为相，极力排抑王学。一一三八年（绍兴八年），秦桧再入相，程学与王学并用，被指为“阴祐王学”。一一四五年，高宗明令各地学官黜程学。秦桧死后，高宗又取消对学术的限制，取士不拘程、王一家之说。
理学传到朱熹，才取代王学，形成完整的体系。
朱熹——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一一三○——一二○○年），徽州婺源人。朱熹生活在孝宗至宁宗时代，在政治派别的斗争中屡遭失败，但在社会上讲学授徒，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朱熹死后，他的著作 和学说，受到理宗的尊崇。南宋以后，朱学也一直成为理学的正统。朱嘉吸收周敦颐、二程、张载以及北宋诸家学说，综合条贯，因而号为理学的“集大成”者，但他的学说的主要部分多是直接承继二程，后世往往程、朱并称，号为程朱理学。
朱熹是一个知识渊博的学者。他的著作涉及到哲学、历史、文学、教育等许多领域。主要内容在于三个方面：（一）哲学义理；（二）伦理纲常；（三）学术著述。朱熹学说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则是封建伦常。
一、哲学义理。朱熹继承二程，以“理”作为他的哲学体系的基础。认为“理”产生于天地万物之先，“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语类》卷一）。朱嘉也承认“气”的概念，但认为理在气之先，气依理而存在，但理是永恒的，独立存在的。“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只在这里”（《语类》卷一）。这近似于佛教华严宗所说理与事是“能依”与“所依”的关系：“事既揽理成，遂令事相皆尽，唯一真理平奇显观”（《华严经·发菩提心章》，《大正藏》卷九五）。朱熹也接受了“太极”说，但认为太极并非“有个光明闪烁底事物在那里”，而只是万物之理的总称。他说：“极是道理之极至，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太极图说》）又说：“万物各有享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极”，“人人各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语类》卷九十四）。大地万物总的说来都是一个理，但又分别体现在每个人或物上。
这被称为“理一分殊”。朱熹的“理一分殊”说，继承周敦颐、邵雍等人的论说，也采择了华严宗的“一多相摄”说（《华严经旨归》）和所谓“月印万川”说（《永嘉证道歌》：“一月普现一切月，一切水月一月摄”）。宋代理学家以反佛为己任，朱熹讳言佛学，但他的学说却是明显地吸取了佛教的许多内容。
朱熹关于宇宙万物发展的学说，继承了邵雍、二程、张载以至王安石等人关于“一分为二”“有对”“有耦”等论点，又有所发展。朱熹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由对立物组成，“天下之物，未尝无对”（《语类》卷六），“至微之物，也有个背面”（《语类》卷六十五）。他进而提出对立的双方是由“一”化分出来，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节节推去，莫不皆然”，“此只是一分为二，节节如此，以至于无穷，皆是一生两尔”（《语类》卷六十七）。朱熹发挥了张载“两故化”说，认为阴阳“交感”化生万物，并进而指出二者并非并立，而是总有一方处于“胜”的地位。他说：“天地只是一气，便自分阴阳。缘有阴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故事物未尝无对”（《语类》卷五十三）。又说：“天地间无两立之理，非阴胜阳，即阳胜阴，无物不然，无时不然”（《语类》卷六十五）。朱熹关于事物发展的论述比前人前进了一步。他的二者不并立、一方胜一方之说，为维护封建伦常统治秩序提供了理论依据。
朱熹也继承了二程的“存天理，去人欲”说。朱熹认为“人只有天理、人欲两途”。天理与人欲也是对立的两方。因此，两者“不容并立”（《孟子·膝文公上》注），“此胜则彼退，彼胜则此退”（《语类》卷十三）。“存天理，去人欲”即以天理战胜人欲。存天理的途径，朱熹仍宗二程所说的“格物致知”和“主敬”。他认为“天理”和“天命”不同，天理是主宰一切的，但又是可知的。依据“理一分殊”的理论，人们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一旦豁然贯通，便可以“致知”“穷理”。朱熹继承张载、程颐的气质说，认为“人性本明”，因为人的气禀有昏明清浊的差异，从而产生人性的善恶。去人欲如同使宝珠除去污秽的溷水，“宝珠依旧自明”。因此，必须克去私欲才能尽性穷理，使“天理常明”。朱熹曾说：“孔子所谓‘克己复礼’，《中庸》所谓‘致中和’、‘尊德性’、‘道问学’。《大学》所谓‘明明德’，《书》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语类》卷十二）“穷理”“克欲”构成朱熹全部学说的核心，贯穿在他对经学的注疏和讲解之中。
二、伦理纲常。孔予所创原始儒学，已着重于伦理及为人处世之道。西汉今文经学的大师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提出“王道三纲”之说，宣扬“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宋代社会经济关系重新组合，重建伦理纲常，成为巩固统治的实际需要，因而也成为理学的主要内容。三纲五常之说，经朱熹着力发挥，才逐渐形成后世封建制度的支柱。这是由于朱熹一方面把传统的三纲加以理论化，一方面又予以具体化和通俗化，从而在社会上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
朱熹从他的“理在事先”的哲学命题出发，论证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关系都和季节有春夏秋冬一样，是“天理使之如此”。天理“张之为三纲，纪之为五常”。“亘古亘今不可易”、“千万年磨灭不得”（《语类》卷二十四）。依据他的“阳胜阴”的理论，君臣、父子、夫妇之间都必须建立起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依据“理一分殊”的理论，君臣、父子、夫妇之间各有其道，但又同是一理，即如何统治和如何接受统治的理。战国以来，儒、道、法诸家学说曾先后为统治者所提倡，以讲求统治的方术。程朱理学不仅讲论统治之道，而且还着重阐扬被统治的“理”，即诱导人们自觉地服从统治。“事亲须是孝”，“事君须是忠”，妻子须服从丈夫，并且要“从一而终”，终身守节。事亲、事君、事夫之道都是一个天理。如果不合其道，便是由于人欲的蒙蔽，须要“克欲”“穷理”。西周以来，国家政权曾被家族化。国王是上天之子，又是臣民的君父。在朱熹的学说中，家族又被政权化。父子、夫妇以至兄弟之间，都是“尊卑上下”的统治关系。“乾尊坤卑，阳尊阴卑，不容并也”。家族的族长和家长，则统治整个的家族。“一家亦只容有一个尊长，不容并立，所谓尊无二上”（《语类》卷六十七）。朱熹把《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作为理论依据，企图在“理”的名义下，建立起上自朝廷下至每个家庭的一整套周密的社会秩序，劝诱人们通过“灭人欲”的自我修养方法以达到自愿服从。
与其他理学家不同，朱熹十分重视他的学说的普及和通俗化。这是朱学产生巨大社会影响的重要原因。程颐取《礼记》中的《大学》、《中庸》篇与《论语》、《孟子》合称《四书》。朱熹著《四书集注》，采择理学家中与己意相合的论说，加入自己的比较通俗浅近的注释，使理学借四书而得以传播。《四书集注》曾得到理宗的大力推崇。直到明清两代，仍是最为流行的文士必读之书。朱熹极为重视少年的教育，著《小学集注》，收集《礼记》、《曲礼》、《列女传》等古籍中有关三纲五常的说教，编为《内篇》四卷（《立教》、《明伦》、《敬身》、《稽古》），又取古近人的所谓“嘉言”‘善行”编为《外篇》两卷，全书合共六卷。朱熹在注释中予以解说发挥，教育青少年遵照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以确定自己的言行。又著《论语训蒙口义》《童蒙须知》等，供儿童学习。在《须知》中，从衣服冠履、语言步趋、酒扫涓洁、读书写字，直到杂细事宜，都作了极其烦琐的具体规定。如讲穿衣服要“颈紧、腰紧、脚紧”。谈话“凡为人子弟须是常低声下气、语言详缓”。读书要“正身体对书册，详缓看字”。“饮食于长上之前，必轻嚼缓咽，不可闻饮食之声”。“凡开门揭帘须徐徐轻手，不可令震警声响”。“凡侍长者之侧，必正立拱手”，“凡侍长上出行，必居路之右。住，必居左”。“凡待婢仆，必端严，勿得与之嬉笑”。以至“凡如厕，必去外衣。下，必盥手”等等。实际上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要有具体的规定，以符合“尊卑上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