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五至十册)-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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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彦博的“省兵”——皇祐元年（一○四九年）十二月，宰相文彦博、枢密使庞籍，以国用不足，建议省兵，裁减禁军归农。沿边诸将反对，说是兵士都会弓刀，裁减后必“相聚为盗贼”（起义反抗）。文、庞同奏：公私困竭，只是由于养兵太多；万一“聚为盗贼”，两人愿拚死去镇压。仁宗采文彦博等的建议，下诏陕西保捷兵（禁军）年五十以上和短弱者放归农。共放归三万五千人，存五万人。据说陕西沿边养一兵一年需钱七十贯，省兵后，每年可节省二百四十五万贯。但此后，王德用为枢密使（一○五四——一○五五年），又选厢军补禁军，兵额又增。
王安石上万言书——江西临川人王安石在一○四二年（仁宗庆历二年），中进士，年二十二岁。当年签书淮南判官，一○四七年调任鄞县（鄞音银yín）知县。文彦博建议省兵，王安石持异议，在鄞作《省兵》诗说：“有客语省兵，省兵非所先。”他指责宋朝兵制是“将既非其才，议又不得专”。提出“百宫勤俭慈，劳者已息肩，游民慕草野，岁熟不在天。择将付以职，省兵果有年。”一○五三年，王安石通判舒州。在地方州县做官的王安石，不像朝廷士大夫那样只看到了官僚机构庞大的一面，而且看到了社会上的贫富悬殊，大地主、大商人的残酷敲剥，将激起农民的反抗。在舒州作《发凛》诗，指出“贫穷主兼并”，说：“三年佐荒州，市有弃饿婴。……崎岖山谷间，百室无一盈。”《感事》诗说：“丰年不饱食，水旱尚何有？虽无剽盗（指农民起义）起，万一且不久。特愁吏之为，十室灾八九。……取资官一毫，奸桀已云富。”又作《兼并》诗，直指“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赋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奸回法有诛，势亦无自来。……俗吏不知方，掊克（敲剥。捂音pǒu）乃为才”。真宗以“不抑兼并”作为国策，王安石这时已逐步酿成了诛抑兼并的变革思想。一○五七年，王安石调知常州。次年，移任提点江东刑狱，被召人朝，向仁宗上长达万言的奏疏，要求培植人才，改革法度。
王安石指出：国家财力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坏，在于法度不合“先王之政”。如要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又患人才不足，所以人才是当务之急。他建策从教养取任四个方面培植人才，使在位者得其才，然后再审视时势人情，变更天下之弊法。万言书提出了“流俗所不讲”的一些新意，如说官员诚然冗多，但宫俸微不足道。前人理财是“因天下之利以主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理财能得其道，即使官俸增加，也不致有损国家经费。又说当今“法令滋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是所谓“不能裁之以刑”，治之非其道。万言书奠立了王安石变法的思想基础，但并没有被仁宗采纳。
司马光上三札——陕州夏县人司马光，一○三九年中进土。枢密副使庞籍荐为馆阁校勘。庞籍出知并州，司马光为并州通判，建议筑麟州堡以制西夏，结果宋军大败，庞籍因此得罪，司马光改任开封府推官。一○六一年，司马光任同知谏院，向仁宗上三札子。一是论“君德”，说人君大德有三：仁、明、武。要仁宗“以天性之至仁”，“善无不录，恶无不诛”。二是论“御臣”，任宫信赏心罚，不要只是“累日月以进秩”。三是论“拣军”，“养兵之术，务精不务多”。司马光的三札，重复提出了范仲淹的“明黜陟”和文彦博的“省兵”，强调“君德”“天性至仁”，是宣扬儒学，以别善恶。
南宋思想家陈亮曾经指出：“方庆历、嘉枯，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也。”但对改革的方针和途径，官员上大夫中显然有着不同的主张。司马光、文彦博等所主张的，只是局限于财用的节省和官兵的裁减升降，也就是基本上仍然维持现状，不作更大的改革。较为激进的范仲淹，也还是着重于官僚机构的整顿。王安石所提出的，是另一种主张，即从他所说的“大法”上着眼来变革法度。不是单纯地用官员升降的办法，而是以加强法治来整顿吏治；不是单纯地主张节省，而是以“理财”来增加国用；改革的方向也不是仅限于官兵，而且指向了社会上的大地主、大商人那些兼并之家。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和司马光、文彦博等保守派，两种主张的对立在逐渐形成。
（四）农民、士兵的起义
宋朝统一后的几十年间，广大农民和工匠以辛勤的劳动，发展了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但生产的果实却被地主阶级所剥夺。宋王朝“尽用衰世衷刻（裒音掊póu）之木，取于民以啖之而犹不足”。地主、富商也争相榨取农民和工匠的膏血，劳动群众陷于残酷的地租剥削和赋役压榨之中，被断绝了生路。青年诗人王令作《梦蝗》诗，假借蝗虫的控诉，犀利地揭露了地主和农民的对立：“尝闻尔人中，贵贱等第殊。雍雍村能官，雅雅仁义儒。脱剥虎豹皮，假借尧舜趋，齿牙隐针锥，腹肠包虫蛆。……割剥赤子身，饮血肥皮肤。……贫者无室庐，父子一席居。贱者饿无食，妻子相对吁。……此固人食人，尔责反舍且（音居jū，语助词）？……吾害尚可逃，尔害死不除！”地主阶级的“材能官”、“仁义儒”们打着仁义之道的旗帜喝农民的血，被“割剥”的农民群众只有针锋相对地起来作斗争，才能驱除这些吃人的虎豹。
真宗至英宗统治时期，宋王朝在一天天溃烂，农民、士兵的反抗斗争也在一天天兴起。士兵的反抗和农民起义相结合，“一年多如一年，一火（伙）强如一火”。下面是几次规模较大的起义。
益州起义
李顺、张余等领导的起义失败后，仅隔四年多，真宗咸平三年（一○○○年）的新正元旦，益州（李顺起义后，宋朝降成都府为益州）戍车在赵延顺等八人领导下，又一次发动了武装起义。当官员们庆贺元旦时，士兵们奋起杀死兵马铃辖符昭寿。知州牛冕在慌乱中缒城逃跑。赵延顺等推举农夫出身的军官都虞侯王均为领袖，建号大蜀国，建元化顺，署置官称，以小校（低级军官）张锴（音凯kǎi）为宰相。王均攻占益州后，又攻下汉州，进取绵州、剑门，不下，还成都。彭州农民准备杀兵马都监响应，事泄，首领被杀。各地农民纷纷加入起义军，起义军逐渐发展到数万人。宋将杨怀忠自蜀州领兵进攻成都。起义军在崔照、鲁麻胡等领导下大败宋兵。二月，杨怀忠集合嘉州、眉州等七州宋军再攻成都。王均派赵延顺进攻宋邛州、蜀州。起义军断绝宋军邛、蜀援路。宋军小胜，进到成都南十五里，不敢攻城，以待宋朝的大军。王均闭城坚守。
宋王朝派出雷有终为川峡招安使，卒领禁军，结集川峡各州兵，大举镇压起义。二月十九日，雷军至成都城外，王均开城假作逃遁。雷军进城掳掠民财，部伍混乱。起义军伏兵四起，宋军不能出，大部彼歼灭。雷有终坠城逃跑，败回汉州。三月，雷有终又自汉州进兵，至成都附近。四月，王均自升仙桥分路迎敌，损失千亲人，退守成都。宋军不敢进。五月，宋真宗下诏，对“益州乱军”招降。起义士兵继续坚持拒守。直到九月间，宋军久攻不下，乘起义军不备，夜间挖隧道入城。王均卒起义军二万人突围而走。雷有终入城，积薪点火，捕得魁壮男子，指为受起义军官职，即投火烧死。前后烧死数百人。十月，工均起义军至富顺，夺城据守。雷有终派杨怀忠军追袭。宋军入城，王均坚持不屈，自缢牺牲。起义军六千余人被俘。
王长寿起义
一○○五年，逃亡兵士王长寿，聚众百余人起义，至陈留，攻打州县。宋朝派遣专使增兵镇压。起义军在澶州、濮州间，与宫军搏斗，发展到五千余人。起义军攻入胙城。宋磁州知州许均领兵至胙城，王长寿被俘。起义失败。
陈进起义
一○○七年，广西宜州士兵在军校陈进领导下起义。宋宜州知州刘永规统治严酷，强迫兵士率领他们的家属上山伐木，修建州署，风雨不停。士兵常遭殴打。六月间，愤怒的士兵，在陈进领导下，杀刘永规，拥立判官卢成均为帅，号南平王，据宜州城起义，宋王朝大为震动。真宗分派曹利用、张煦为广南东、西路安抚使领兵镇压，并调发荆湖南、北等路禁军集结。自京师至宜州增置马递铺传达军情，又诏谕广州设备，防御起义军东下。起义军自宜州攻宋怀远军，围攻数日，不下，进取柳州。宋柳州知州王星（音玉yù）逃跑。起义军占据柳州城。又分兵攻打象州。围攻四十日，不下。象州农民向起义军赠送食物，热烈支援。九月，曹利用以大军救象州，与起义军遇于武仙县李练铺。陈进领兵拒敌，败退至城下。卢成均叛变降宋。陈进及起义军领袖六十余人被捕牺牲。
王伦起义
一○四三年（仁宗庆历三年）五月，京东路驻军一百多人在士兵王伦领导下奋起杀死沂州巡检使朱进，占据沂州起义。起义士兵南下攻打泗州，渡过淮水，转战楚州、真州、扬州、泰州、滁州，直抵和州。义军所到之处，宋官军望凤而降。谏官欧阳修上疏说：“王伦所过楚、泰等州，连骑扬旗，如人无人之境。”各地巡检、县尉相继投降，衣甲器械均归义军。起义不断胜利发展，王伦着黄衣，立年号，置官职，声势大振。七月间，宋朝集合各路兵镇压起义，起义军在扬州山光寺南战败。王伦在和州历阳兵败，至采石矶，被杀牺牲。
张海等农民起义
王伦起义失败后，欧阳修上疏说：“殊不知前贼（起义者）虽灭，后贼更多。今建昌军一火四百余人，桂阳监一火七十人，……其余池州、解州、邓州、南京等处各有强‘贼’不少，皆建旗鸣鼓，白日入城。”一○四三年九月间，金州起义军人州城，夺取府库兵仗，分散钱帛给贫民，日暮出城而去。各地义军打入州城者，约三、四十州。农民和士兵的起义，到处兴起，遍满天下。规模较大的是陕西商山张海等领导的起义。
一○四三年夏，陕西大旱，饥民达二三百万人。八月间，商州农民千余人发动了起义。起义领袖有张海、郭邈山、党君子、范三、李宗等人。起义军环绕虢州（虢音国guó）、卢氏以东，洛阳、长水以西结集。京西路各地农民起而响应，威胁京都开封。宋朝派出左班殿直曹元喆（同哲）等统领禁兵镇压。起义军长驱南下，直抵襄、邓、均、郢（音影yǐng）各州。自陕南经豫西到鄂北的千余里地带，到处燃起了起义的烈火。宋枢密副使富弼向朝廷奏报说：“秦末、隋末、唐末诸寇（起义军）……观其初起，莫不甚微，尚不得如张海、郭邈山辈如此强盛。”起义军进至光化军界。宋兵士五百亲人，以邵兴为首起兵，与起义农民相结合，发展到千余人。至商於，杀宋“提举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