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五至十册)-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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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制的改革——神宗元丰年间（一○七八——一○八五年）对官员众多、名实不符的旧官制，作了如下的一些改革：（一）三省仿《唐六典》制度，中书省取旨，门下省审复，尚书省执行。三省分班奏事，权归中书。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改称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副相参知政事改称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右丞。以下官名也有改易。（二）尚书省六部和所属机构的官员都实际任事。凡是徒有虚名的官称，一概撤消，采用旧文散官的名称重斩编制成二十五个官阶。官员按规定的官阶领取傣禄，又称寄禄官。（三）省并机构。如三司使并入户部，审刑院并入刑部，审官院并入吏部，礼仪院并入礼部等等。
强化军兵保甲——改革官制时，有人建议，把军事机构枢密院也并归兵部。神宗驳斥说：“祖宗不愿兵权归执政官，所以专设官统领，以互相节制，怎么可以废除！”改制后，枢密院仍保持独立的军事系统，并不断加强了军队。王安石变法时禁军裁并到五十六万多，元丰时又增加到六十一万多人。各地厢军增加更多。新法中组织地主武装的保甲法也又有了进一步的强化：（一）各路保甲原归主持新法的司农寺管辖，一○七五年九月，改隶尚书省兵部，后又在各地设提举官统领。（二）开封府界、西北三路、广南东西路等地保甲，教练武艺，由大保长充教头。以后又推行到其他各路，设置神宗元丰时改定官制表教场，教练战法。骑丁习马枪，步丁习弓弩、步枪。（三）保甲养马。一○八三年，河东路提举保甲官请令保甲买马，以教骑战，得马近七千匹。此后，保甲都由官府给钱买马。次年又诏京东西路保甲每一都保养马五十匹，免教阅，养户马者免保马。实际上是户马变成为保马。（四）开封府界五路地主武装“义勇”一律改为保甲。部分地区并用义勇保甲轮番代替禁兵。保甲法的推进使地主武装更为加强了。保甲法原规定以四等以上的主户出丁，实际上保长以上的各级头目都完全是地主豪强，一般保丁多由五等户以下的贫下户充役。保长、保正对贫下户保丁任意压榨虐待，婚姻丧葬要贫下户送礼，秋收夏熟要敲诈丝麻谷麦，到城市要供应酒食。稍不如意，就要鞭打。贫下户隔几天就要停止耕作，接受教练。习练不好，又要遭受县里差派的监教官和保正、保长的毒打。定州新乐县一教场，保丁五十人，有四十九人受“臀杖”（打屁股）。先打一边，留一边下次再打。贫下户保丁遭受无穷的剥削勒索，又遭受残酷的压迫，往往逃跑外乡，甚至有的贫下户自己弄瞎眼睛，切断手指，变成残废来逃避充役。这种情形发展到一○八四年间，到处爆发了保丁的武装反抗。河北保甲，百十个人为一群，起义反抗，州县不敢奏报。澶州、魏州一带的保甲发动起义，与起义农民相结合，惊动一路。澶州、滑州之间，有单安、王乞驴、张谢留等为首的保丁起义，往来二州之间，夺取地主的财物，焚烧房舍，杀官吏，进入卫州界。获鹿县的保丁愤起砍射教练的官员提勾孙文、巡检张宗师。陕西军士王冲在商、虢州界起义，聚众数千人，乘保马到各处杀伤官吏，冲击保甲团教场。司马光奏报说：“置保马本来要逐‘盗’，现在反而是‘盗’的工具了。”宋王朝用来镇压农民起义的保甲、保马，激起了农民群众的强烈反抗，保甲、保马的反动性也就更加明显了。
面对农民和保丁的反抗，神宗又加强了镇压。一○八四年，神宗下诏，知情雇用、藏隐逃亡保甲之家，比逃亡保甲减三等治罪，罚出赏钱给告发人。又下诏立重法。原来开封府各县，对“盗贼”立重法，“劫盗罪情重者斩，余皆配远恶处”，并没收家财，“妻子编置千里”。神宗将重法推广到河北、京东、淮南、福建等路州县，并规定：杀官吏及累杀三人，烧房百间，或群行于州县，在江海中劫船等，虽然不是重法之地，也以重法论罪。
神宗在改革官制，加强地主武装的同时，还曾对西夏发动了两次进攻，遭到惨重的失败。
熙河之役后，宋朝形成对西夏的包围。一○八一年，西夏皇室内乱，梁太后囚禁夏帝秉常。神宗以为有机可乘，以熙河经制使李宪领大兵出熙河，种谔出鄜延，高遵裕出环庆，刘昌祚出泾原，王中正出河东，分兵五路围攻西夏。刘昌祚军先至灵州城下。高遵裕也领兵赶到。围城十八天，不能攻下。夏军决黄河水灌宋营，断绝粮道，宋兵冻溺死者无数，大败而回。其他各路进取古兰州、葭芦（葭音佳jiā）、吴堡、义合、米脂第地，夏军诱敌深入，坚壁清野，断绝宋军后路。宋军粮饷不继，无功而返。灵州之战，宋军先后损失至四十万人。
一○八二年，神宗用给事中徐禧议，在银、夏、宥三州界中筑永乐城，企图困住兴州夏军。城小兵多，又无水源。西夏发三十万大兵围攻，宋兵多饥渴致死。永乐城陷，徐禧等败死。宋军前后死亡将校二百余人，士兵、民夫又损失二十余万。
宋军两次惨败，损失极重。永乐城败报传来，神宗临朝大哭，只好仍维持原来对西夏的和议，“岁赐”仍旧。这时王安石早已罢相家居，但保守派官员却说这两次惨败是因熙河之役而起，又为攻击变法派制造出一个口实。一○八三年，富弼病死。他在死前，写好遗章，提出“天地至仁，宁与羌夷校曲直胜负”的理论，借着对西夏战争的失败，攻击新法。
一○八五年三月，神宗病死。王安石在江宁作诗哭悼说：“聪明初四达，俊义（音义yì）尽旁求，一变前无古，三登岁有秋。”又说：“老臣他日泪，湖海想遗衣。”王安石的哭悼不仅是出自个人间的情感，而且因为他一生的变法事业和神宗紧密地联在一起。王安石初变法，以理财为先，打击的矛头指向大地主、大商人，但变法派站在同人民群众相敌对的地位，而把新法实行的希望主要寄托于神宗。王安石罢相，神宗病死，新法继续推行的希望渺茫了。
在王安石罢相、神宗改制的这段时间里，保守派却在积极地进行着向变法派发动反攻的准备。司马光退居洛阳十五年，表面上优游闲散，实际上从未停止活动。文彦博、富弼、吕公著以及程颢等人，也都长期定居在洛阳。退朝的司马光竟被人们叫做“真宰相”，其实是组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在野集团。他们以所谓“真率会”、“耆老会”等等为名，相互联络，从政治方面和学术理论方面，策划对变法派的反攻。程颢和弟程颐，在洛阳宣讲《论语》、《孟子》和《礼记》中的《大学》、《中庸》等篇，号称“洛学”，或程学。 ①程学与王安石新学的对立，由此成为学术思想领域里的主要分歧。
保守派有了长时期的政治上、理论上的准备，斗争不可免了。
（三）变法派保守派互斗
神宗死后，变法派和保守派分别在皇族和后族的支持下，形成互相敌视的两大势力，继续展开激烈的搏斗。
一、保守派执政
神宗死，十岁的幼子赵煦（音旭xù）继皇帝位（哲宗）。英宗的高后称太皇太后（曹后己死于一○七九年），处理军国大事，建年号元祐。一贯反对变法的高太后刚一执政，便派宦官去问司马光，当以何事为先。五月，以司马光为门下侍郎，次年又升为尚书左仆射，即左宰相。吕公著也被召入朝为尚书左丞，次年为右仆射。保守派再度掌握政权，在高太后支持下立即对变法派展开攻击。
罢新法——司马光五月间入朝执政，即上章攻击变法派多以己意变革旧章，谓之新法，请求革去。有人以为神宗刚死，不宜骤改。司马光力争说：“王安石、吕惠卿所建，为天下害，非先帝本意，改之当如救火拯溺。何况太皇太后是以母改子？”高太后、司马光等首先罢废保甲教练和保马：接着，罢市易，废青苗，停止助役钱；最后，罢免役法，恢复旧的差役法。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王安石所实行的各项新法，几乎全部被罢废了。
司马光对变法派嫉恨如仇，甚至不顾宋朝的利害，凡是王安石实行的新法，都必求罢废而后快。元祐元年（一○八六年）正月，司马光在病中说：“四患未除，我死不瞑目！”（四患指青苗、免役、置将和对夏作战）青苗法罢后，司马光的好友范纯仁因国用不足，建言再立散钱出息之法。司马光具奏说，先朝散青苗，本为利民，现在禁抑配，就没有什么害处。几天之后，又觉得不妥，带病入朝，对高太后说：“是什么奸邪，劝陛下再行此事！”高太后只好下诏“青苗钱更不支表（散发）”。司马光欲废免役（雇役），恢复差役旧法。变法派章惇争辩说：“保甲、保马一日不罢，有一日之害，至于役法，如以差代雇，须详议熟讲，或者才可行。”苏轼对司马光说：“差役、免役，各有利害。要骤罢免役而行差役，怕不容易。”范纯仁也劝说“差役一事，尤当熟讲而缓行”。司马光一概不听。一○八六年三月，终于恢复了差役法。王安石在江宁，听说罢新法，默不作声，直到传来罢雇役复差役的消息，才惊愕地说：“也罢到这个么！虽然如此，此法还是不可罢的。创立此法，我曾和先帝商讨两年之久，已经设想的很完善了。”四月初，王安石忧病而死。在对夏政策上，司马光也完全改变了王安石的抵抗主张。西夏统治者在哲宗继位后，派使臣勒索兰州、米脂等五寨。司马光一口应允，并指责不赞成的大臣，是“见小忘大，守近遗远”，说是“惜无用之地”，会造成“兵连不解”的后患。司马光甚至主动提出要把熙河一带也一并奉送给西夏，由于遭到反对，未能实行。禁新学——司马光刚一执政，就要任用程颢，但程颢恰在这时病死，于是破格起用“河南府处士”程颐为西京国子监教授，又擢任为崇政殿说书，为哲宗讲授儒学。起用的诏令说：“孔子说举逸民，所以起用你，为洛阳人作个样式。”吕公著执政，遇有疑难，也向程颐请问。程颐特别强调从思想上对王安石的“新学”进行清除，说“介甫之学”是大于“浮图之术”（佛教）的大患，并且说：“今天新法之害事处，但只消一日除了便没事；其学化革了人心，为害最甚。”新法罢废后，司马光又改科举考试法，立九经，依照旧注讲说，不准用王安石的经义。元祐二年（一○八七年）正月，高太后又采吕公著议，下诏：科举考试只许用“古今诸儒之说，不准引用申（不害）韩（非）”。这些活动，从反面说明了王安石经义的革新倾向，也再一次表明，程学与王学的对立。
排挤变法派——一○八五年三月神宗死时，王珪（左仆射。珪音规guī），蔡确（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