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五至十册)-第2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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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还不多见。只有少数商人出资转营铁器鼓铸业、棉布加工业、踹布业、制糖业等手工业。一般都还是收购产品，转贩营利。
四、农民、手工业者和城市居民
明初为恢复经济，倡行垦荒、屯种、移民，从而曾经形成为小自耕农民占多数的社会结构。所谓“次农自足产业，不仰给于人”。（《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常州府部·风俗考》）如太湖西南岸长兴县的农民分为：“无田为佣者，有田止五亩者，其多至二十亩者。”（《震川先生别集》卷九，公移，乞休申文）。有人描述农民的情况是：“困穷之民，田多者不过十余亩；少者或六七亩；或二三亩；或无田而佣佃于人。”（《明经世文编》卷二三，刘斌《复仇疏》）一般自耕农土地多者十几亩到二十亩，少者只有二三亩到五亩左右。明代《黄册》大部分户内的事产项下，大致也是如此。自耕农很容易因天灾人祸而失去土地，变得无田可耕者，就只有租佃土地，成为佃户。
小农的农业生产力很低下，生产手段落后，抗灾能力薄弱。有人指出：“幸无水旱之厄，所获亦不能充数月之食。况复旱涝乘之，欲无饥寒，胡可得乎？”自然灾害侵袭之外，还要遭受官府的赋役压榨，“赋税之出，力役之征。区长里正往往避强凌弱，而豪宗右室，每纵吞噬。贪官污吏，复肆侵虐。”（《明经世文编》卷二三，刘斌《复仇疏》）自耕农的小农经济极易破产，当他们从土地上被排挤出来，又无从获得生存条件时，就成为流民。这种流民，往往以百万计，辗转流移各地。虽然城市是他们可以获得住处和就业的地方，但城市的发展水平还不可能容纳上百万的流民大军。所以流亡的农民只有流向山区去开垦，或是到农村地主田庄去充当佃户。一些地主也往往乘流民之危，对佃田的流民提出比一般佃户更为苛刻的条件。大约自成化以来，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河南、广东、福建等地即先后出现了一种现象：许多地区的农民，由自耕农或佃农的地位，下降为一种类似农奴的佃仆。到嘉靖至万历时，这种现象更为普遍。
所谓“佃仆”又称“僮仆”，与地主不只是主佃关系，还有“主仆名分”。他们除佃种地主土地之外，还要为地主看守荒山、坟茔、祠堂、为主人做种种无偿服役，不得自行迁徙，婚嫁也不自由。他们虽然可以有妻子儿女和微薄的家业，但社会地位有如农奴。历史上中国农民的社会地位，经常浮沉不定，由农民沦为农奴的事情，屡见不鲜。明代农民由流民沦为佃奴的情况是复杂的。江南等地的豪富势家，招诱流民为佃户，迫使他们成为佃仆。流民无家可归，要找到栖身之所，只有投入地主庄园，谋求生路。这种求生的迫切性，也决定了自身地位的下降。还有些农民为了逃避赋役，自动投靠新举人，成为佃仆。（王士性《广志绎》卷三）地主招诱的流民或投靠而来的农民，有男有女，地主使之婚配，成为所谓“义男”，也沦为佃仆。甚至有些佃户因亲死埋葬在地主山场，后代即沦为地主家的佃仆。明代法律上禁止蓄奴，但许多官宦、豪富之家，多半蓄有男女奴婢。这种家奴大半用在家内使役，如被遣往庄田耕种，采取古代“免奴为客”的办法，便由奴而为佃，但与主人仍保持主奴关系，成为佃仆。
农民沦为佃仆，可以视为一种回流现象。农民成为流民，在某种意义上讲，是摆脱了封建依附关系，他有可能成为自由农民或其他行业的自由劳动者，但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还远不足以容纳，所以只有极少数人得以转入手工业生产，绝大多数流民就只好再一次依附于地主，并且处于比一般农民或佃户更为悲惨的境遇。
明初的手工业者，实际上就是农民，他们按照徭役制度的规定，为官府做工，被称为工匠，是为官府服劳役的农民。在实行轮班、住坐工匠制度之后，除给官府服役之外，获得了自己的劳动时间，可以自由做工或务农。嘉靖以后，原来的一些官匠成为私匠，是较有自由的独立手工业者。
江南的缫丝业中出现了自由出卖劳力的手工业工人。苏州“生齿最繁，恒产绝少，家杼轴而户纂组，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神宗实录》卷三六一）苏州城市“市民罔籍田业，大户张机为生，小户趁织为活。每晨起，小户数百人，嗷嗷相聚玄庙口，听大户呼织，日取分金为饔飨计。大户一日之机不织则束手，小户一日不就人织则腹枵，两者相资为生久矣”。（蒋以化《西台漫记》卷四）这里所说的小户，已不是为官府服劳役的工匠，而是与大户（机房主）有雇佣关系的出卖劳动力的自由手工业者。他们用自己的劳动来换取“分金”，并且是“浮食奇民”，生活完全靠从事手工劳动来维持，得业则生，失业则死。他们是丧失了任何生产资料的雇佣劳动者，是自食其力的所谓良民。
城市经济的发展使城市中聚集了属于不同阶级从事不同行业的居民，大的商业城市，可以北京为代表。北京作为首都，居民成分极为复杂，万历时城内人口大约已近百万。据天启时管理“京城戎政”的余懋衡调查，北京城内的社会阶层有：戚畹、勋爵、京官、内外乡绅、举监生员、土著、流寓、商贾等等。（《明经世文编》卷四七三，余懋衡《防守蓟镇京师疏》）戚畹、勋爵是城市的上层贵族，是居民中的少数，但权势最大。京官，内外乡绅是现职和致仕的官员，也是权势之家，由于北京是国都，这类官员人数不少。举监生员是预备官员，但每隔几年京师就要聚众多的举子应试，所以他们的人数，也不会太少。土著可能指在籍的人口，流寓则指流动人口，这两部分可能是北京人口中的大多数，他们从事的职业主要应是服务性行业。商贾在北京人口中也占相当比重。北京有相当巨大的消费性商业，大小商人都在这里聚集。
江南的城市苏州，由于纺织业发达，城中分东西两部分，城东居民几乎全部都从事纺织业，少数是“机户”，绝大部分是“机工”。附近的盛泽镇居民也绝大多数从事丝织业和丝绸的买卖。这类城市，以手工业的发达为其特色。城市居民应以手工业者居多。
第四节 朝政的昏乱与人民的反抗
（一）皇室靡费与矿税剥夺
一、皇室的靡费
神宗万历时期，商品经济呈现空前的发展。皇室的靡费也达到惊人的地步。万历初年，已有人指责宫闱用度汰侈。一五八三年，御史孟一脉上疏指出：“数年以来，御用不给，今日取之光禄，明日取之太仆。浮梁之磁，南海之珠，玩好之奇，器用之巧，日新月异。遇圣节则有寿服，元宵则有灯服，端阳则有五毒吉服，年例则有岁进龙服。以至覃恩锡赉，大小毕霑；谒陵犒赐，耗费钜万。”（《明史·孟一脉传》）神宗亲政以后，独揽大权，怠于政事而耽于享乐，日益挥霍侈靡，不知遏止。
御膳开支——嘉靖末年，皇帝曾削减日常膳食费用，光禄寺开支减至每年银十七万两，比额设银二十四万两节约七万两。神宗即位之初的二、三年间，曾节缩至岁用十三、四万。但不久之后，光禄寺开支就岁增至二十六、七万，较初年增加近一倍。一六○四年十二月光禄寺卿王守素奏报寺帑殚竭，神宗令借户部银三万两，太仆寺银二万两。一六○九年五月巡视光禄寺给事中韩光祐奏报，应支给光禄寺各行户的价银，自上年十一月到今，欠至二万七千未给。一六一一年，光禄寺一年所费，高达二十九万余两。
金珠珍宝——云南贡金始于嘉靖初年，每年一千两，嘉靖十三年增定为每年贡金二千两，万历时再加三千两，总数高达五千两。云南产金甚少，贡金须向川陕购办，金一两几费银十两。地方官员屡次请求减少贡额，神宗总借口“系年例成造各项典礼及各节宫分钱粮所需”，不予减少。神宗宫廷大量召买珍珠宝石，一五八七年南京工科给事中孙世祯等人上疏说，此前收买金珠宝石，已用银十九万有奇。一五九八年，吏科给事中吴文燦上疏说：“买珠之价，动至四十万，及户部执奏，仅姑缓进其半，而尤严续进之旨，非所以明俭德也。”（《神宗实录》卷三二四）一五九九年，由于皇室召买珠宝数字太多，北京市场买多卖少，商人乘机抬价。户部急于上供，只好加价购买，比旧价增至五、六倍，以至二十倍。
杂物召买——明朝宫廷设有许多内库，专受四方土贡，以供宫廷丝、绵、香、蜡、铜、锡、油、漆等各种物料需求。这些土贡，岁有定数。万历以前，或有召买，数亦不多。万历时，召买各种物料空前增多。仅万历元年至十三年，召买用银即达七十多万两。此后，召买数量仍旧很大，臣下或有劝谏，往往被斥。
典礼靡费——神宗时宫中举行婚、丧、册封等各种典礼，都要耗费大量资财。一五八二年，为准备神宗同母弟潞王翊镠的婚礼，内监款开各色金三千八百六十九两，青红宝石八千七百块，各样珍珠八万五千余颗，珊瑚珍珠二万四千八百余颗。户部官员要求裁减，神宗不准。这次婚礼办完，用银多至八万八千多两。一五八五年，神宗同母妹瑞安公主婚礼，内监索用各色金至二千三百余两，珠宝称是。世宗嘉靖时，公主下嫁索用不过三百两，这次超出七、八倍。户部奏请裁减，神宗仅准减三分之一。一五九五年，长公主婚礼，用银至十二万两。一六○四年，神宗第三子福王常洵婚礼用费三十余万两，为前此所未见。一六○八年，七公主下嫁，内监宣索至数十万，户部尚书赵世卿引故事力争，诏减三分之一，赵世卿再争，说：“陛下大婚只七万，长公主下嫁只十二万，乞陛下再裁损，一仿长公主例。”神宗不得已诏准。
宫廷典礼和常赐，需用大量高等织品，例由各地“上供”，取之于民。一五九四年，应天巡抚朱鸿谟上疏说：“织造一事，凡二十年于兹，袍服之进于上供者，何翅数万，而料价之取办于穷民者，又何翅百万！”（《神宗实录》卷二八○）两年后，内阁大学士赵志皋等也上言：“段匹器用，皆上供所需，岂能一概减省？但近年增派数目日多一日，费至钜万。”（《神宗实录》卷二九五）
苏州地区的丝织品、陕西羊绒袍服和山西潞绸历年增派较多，情况如下：苏杭地区的丝织品自一五七六年神宗结婚增派一次。一五八一年，又增派一次，数量约为十五万套匹。至一五九九年，前数将完，又派四万一千九百余疋。一六○四年复传补二万六千余疋。一六一○年，即将完供，内织染局佥书杨进昇又题织上用龙袍、紵丝、纱罗等四万套疋。工科给事中马从龙、工部侍郎刘元霖及大学士叶向高等相继建言停止或减额，神宗准于新派四万疋中减三分之一，但又诏令“其余并先年传织未完者，都着陆续接织，分运解进，不得违误”。（《神宗实录》卷四七五）
陕西羊绒袍服的增派，自一五九五年令陕西织造羊绒袍服七万四千七百匹有奇，估价一百六十余万两，规定每岁解进一运，以四千匹为率。一六○一年七月，令陕西羊绒袍服另织新样，但一年解进四千匹之额不改。次年七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