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五至十册)-第25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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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依然保持农民军的本色，头戴毡笠，身穿青布衣，骑着杂色黑马，在数百名骑兵护卫下，和大顺的官员们进入北京城，经承天门进驻皇宫。
大顺农民军攻占北京，推翻明朗，是巨大的胜利。在整个中国封建时代的农民战争史上，也是一个辉煌的成就。农民军自陕西进军，所到之处，明朝官员开城出降，取得胜利是迅速的。但是，大顺军顺利攻占北京，显然缺少取代明朝、建立全国统治的足够的政治准备和必要的军事部署。农民军继承自发起义的朴素传统，对内和对外都缺乏有效的措施，自身的弱点也很快地暴露了。
内部措施�；�；李自成进驻北京后，随即采取了如下的一些措施：（一）废除亡明的政治制度，实行大顺的官制，六政府尚书分别管理政务。权将军刘宗敏统一节制文武官员。国中大事由李自成与刘宗敏、李过等议定。（二）限令明朝文武官员一概报名汇察。不愿仕者听其自便。愿仕者照前擢用。违抗不出者，处死。明朝兵部尚书候恂因与农民军作战失败被明朝下狱。大顺释放侯恂，任为尚书。四品以下官员任用者百余人。外任州县的五十余人。（三）礼政府开科考试举人，吏政府录用五十人，以安人心。（四）由刘宗敏、李过等主持向官员富户“追赃助饷”。明朗官员除彼录用者外，均交刘宗敏发落，勒令献出金银。勋戚大臣献银不足，即加拷掠追逼。被夹者多至数百人。明外戚周奎（周皇后之父）献银五十万两，仍被夹死。巨商大贾以至当铺、饭馆，均被搜掠。徽商被拷掠者多至千人。被捆绑追索的人，不绝于道，京城一片恐怖。
大顺军录用明朝官员、考试举人，多少起到争取敌人的作用。“追赃助饷”又抵销了这些作用。农民军起义时，怀着朴素的阶级仇恨，自发地夺取官员富户的财富，是可以理解的。李自成在行军过程中，提出“均田免粮”的口号，不征赋税以争取人民的支持，“追赃助饷”以济军用，也是行之有效的措施。但是，推翻明朝后继续发展这些措施，而不及时制定政策，显然不利于大顺政权的巩固。农民军无休止地追索钱财，也造成了军纪的败坏。李自成曾企图禁止，将士们对他说：“皇帝让你做，金银妇女还不止我们么！”据说，大顺军在北京追得助饷银七千万两。自将军至战士也各有私囊。《明季南略》卷五记载说：“腰缠多者千余金，少者亦不下三百、四百金，人人有富足还乡之心，无勇往赴战之气。”农民军进北京一月有余，竞相夺取私财，战斗力大为削弱了。
大顺又派出州县官员到占领区的畿内和河南、山东各州县任职，推行“均田免粮”和“追赃助饷”。据山东诸城的一个地主丁耀亢记载，大顺所行均田，即将地主霸占的农民田地，退还给农民。田产不论久近，农民认为祖产即可占有（《出劫纪略》）。另据《顺冶史书》记载，诸城和日照的地主，明副总兵厉宁在两县所有田产四十余顷，当大顺官员到来后，也为农民所占有。农民夺回地主占据的田地，是完全正当的措施。农民群众也由此得到实际利益。但各地拷掠官绅，“追赃助饷”的资财，则全为农民军所得。山东等地的地主不断举行反扑。德州地主贡生马元等借口农民军“征比饷银酷急”，纠结当地地主杀死大顺派遣的官员。附近四十余州县也相继杀逐大顺官员。临清明地方官得商人资助，募兵三千杀大顺防御使，占领临清、济宁。山东、河北以至河南的地主纷纷组织武装，与大顺军为敌。大顺所属各州县面对地主阶级的反攻，面临着艰巨的斗争任务。
外部形势�；�；大顺军进驻北京时，已经占领了北起长城，南抵江淮，西至甘肃，东至山东沿海的广大地区。但在这个地区的周围，也还存在着与大顺并立和对立的几大势力。（一）张献忠的大西军占有四川，雄踞西南，构成农民起义军的又一支巨大的力量。但李自成与张献忠素不相容。大顺推翻明朝后，并没有去联合大西，壮大农民军以对付内外的敌人。（二）山海关是明清交界的要冲，明宁远总兵吴三桂在此镇守。李自成逮捕在北京的吴襄（三桂父），要他写信招三桂来降。并派降将唐通去与吴三桂联络。吴三桂行至滦州，听说家室被掳，愤而降清。并发布檄文，声讨李自成。（三）辽东的清国，正处在发展的时期，军力强盛，久已蓄谋灭明，占领中原。农民军占领北京后，清军正在准备入关。（四）江南地区仍为明室势力所统治。明总兵左良玉驻守武昌。总兵高杰及刘泽清驻守江淮下游。李自成以大顺国王名义招降左、高、刘等，不成。四月初一日，明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等官员，在南京誓告天地，议立新君，复辟明朝。
大顺军攻占北京后，取代明朗而处于四面受敌的被动地位。特别是北面的清国和江南的明室残余，构成了夹击大顺的严重形势。但大顺军的领导者们却没有足够的警惕，骄躁轻敌，甚至认为山海关是弹丸之地，“不足当京师一角，用脚尖踢倒耳”（《谀闻续笔》卷一）；江南地区，不需重兵，即可“传檄而下”（《平寇志》卷十）。北京城内的大顺礼政府正忙于筹备李自成做皇帝的登极大典，军士们则竞相“追赃”积财，准备还乡。大顺强敌压境，而军心涣散，失败不可免了。
第五节 清军对农民军的攻战与人民的抗清斗争
（一）清朝对农民军的镇压与明王朝的重建
一、顺治帝即位，清军攻占北京
李自成大顺军推翻明朝占领北京之前，清国确立了小皇帝福临（清世祖）的统治，政权操纵在贵族多尔衮等人的手里。
一六四三年（崇德八年）八月九日，皇太极病死。满洲贵族曾为争夺皇位而发生了争议。掌管两红旗的礼亲王代善推戴皇太极长子肃亲王豪格继帝位，得到掌管镶蓝旗的济尔哈朗的支持。原属皇太极统领的两黄旗的一些大臣，也坚持拥立皇太极之子。豪格因固山厄真谭泰、护军统领图赖、启心郎索尼等统率两黄旗的将领们依附睿亲王多尔衮而辞不受位。多尔衮拥有两白旗，实力最强。硕讬（代善子）、阿达礼（代善孙）和多尔衮的同母兄弟阿济格、多铎等拥戴多尔衮继帝位。多尔衮只获得部分贵族的支持，亦无力统御八旗。多尔衮提出立幼辅政的建策，说：“当立帝之第九（原误作三）子（福临），而年岁幼稚，八高（固）山军兵，吾与右真王（济尔哈朗）分掌其半，左右辅政。年长之后，当即归政。”（《沈阳状启》）这样，拥多尔衮派贵族控制了朝政实权，拥豪格派的贵族也因皇太极之子继位，得到部分权利。贵族之间取得妥协而结束了皇位之争。
一六四三年八月十四日，年仅六岁的福临（世祖）即位，改明年为顺治元年。经诸王贝勒公议，济尔哈朗与多尔衮辅理国政，誓告天地。
大清建国前后，就已把消灭明朝作为目标。一六三五年，汉臣张文衡曾向皇太极建策说，中原之地，唯有此时可取。因为明朝“文武大小官员，俱是钱买的。文的无谋，武的无勇。管军马者克军钱，造器械者减官钱。军马日不聊生，器械不堪实用。”（《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下）明朝的腐朽，早已不堪一击。但满洲贵族奴隶主着意于掳掠人口和财富，清国的力量也还不足以取代明朝的统治。因而皇太极时，主要还是做逐步灭明的准备。顺治帝即位后，多尔衮与济尔哈朗随即发动了灭明的战争。当年九月，济尔哈朗率清军攻取中后所和前屯卫，斩明守将吴良弼和总兵官李辅明。驻守中前所的明总兵官黄色弃城逃走。宁远总兵吴三桂领兵拒守，清军不得前进。
清军分别招抚吴三桂和陕西李自成农民军，以便南下灭明。多尔衮命降清的供承畴和吴三桂的舅父祖大寿、兄吴三凤、表弟祖可法等写信劝吴三桂投降，被吴三桂拒绝。顺治元年（一六四四年）正月，又派迟起龙到陕西榆林向李自成农民军递送国书，说：“兹者致书，欲与诸公协谋同力，并取中原。倘混一区宇，富贵共之。”（《明末农民起义史料》页四五五《清帝致西据明地诸帅书稿》）。三月三日，迟起龙到达榆林，会见农民军将领，请求转呈李自成。李自成不予答复。
大顺军经由山西、河北向北京进军，明朝急令吴三桂放弃宁远，入卫京师。吴三桂率领军兵四万、丁口七八万人，撤离宁远。清国闻讯，即修整军器，储粮秣马，准备四月初乘机大举南侵。大学士范文程上书多尔衮说：“有明流寇踞于西土，水陆诸寇，环于南服，兵民煽乱于北陲，我师燮伐其东鄙。四面受敌，其君若臣，安能相保耶？”“盖明之劲敌，惟在我国，而流寇复蹂躏中原。正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我国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清世祖实录》卷四）
范文程提出争夺中原的主要敌手是大顺农民军。并且认为要战胜农民军，“当申严纪律，秋毫无犯”，“官仍其职，民复其业”，维护汉地原有的封建秩序。（《清世祖实录》卷四）三月十九日，李自成占领北京。四月初，清军“急聚兵马而行，男丁七十而下，十岁以上，无不从军。”（朝鲜《李朝仁祖实录》七）多尔衮亲自统率约占三分之二的满洲、蒙古八旗兵和降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沈志祥（毛文龙部将，崇德三年降清）的汉军南下，范文程、洪承畴、祖大寿等同行。行至辽河，多尔衮向洪承畴微询进军策略。洪承畴上书说：“宜先遣官宣布王令，示以此行特扫除乱逆，期于灭贼”，“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建议清兵“出其不意，从蓟州、密云近京处疾行而前，贼走则即行追剿，傥仍坐踞京城以拒我，则伐之。”（《清世祖实录》卷四）多尔衮采纳洪承畴策，加速了进军日程。
吴三桂率领宁远军入卫明廷，三月二十日到达丰润。得知李自成进据北京，立即退驻山海关。李自成命吴襄写信招降，得吴三桂允诺。李自成遂派唐通带白银四万两犒师，调两万起义军去山海关接防。吴三桂带领兵民由永平来京，途中得知大顺拘禁了他的父母和爱妾陈圆圆，拷掠明朝大臣，又疑虑反悔，随即返回山海关，击败接防的农民军，举兵反大顺。
吴三桂举兵的消息传到北京，大顺诸将意见不一。牛金星说：“我新得京师，人心震叠，彼必不敢轻动。亟即真而颁爵赏，示激劝，偏师往击，未晚也。”（《谀闻续笔》卷一）刘宗敏、李过等将领也互相推诿，不愿率先出征。李自成以为“三桂与北兵（清军）久相仇杀，必不相救。”（《辛已丛编·吴三桂纪略》）他命令牛金星留守北京，四月十三日亲率大军六万，号称二十万，带着崇祯帝太子、永王、定王及吴襄等仓卒东征。宋献策劝阻说：“皇爷去，皇爷不利；三桂来，三桂不利”（《东明闻见录》），自成不从。吴三桂见大顺军来战，派副将杨坤、游击郭云龙向多尔衰请兵，镇压大顺农民军。
四月十五日，清军师次翁后，遇到吴三桂的请兵使者。多尔衮喜出望外，给吴三桂回信说，他要“沉舟破釜，誓不返旌，期必灭贼，出民水火。”（《清世祖实录》卷四）随即改变进军路线，日夜兼程向山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