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五至十册)-第3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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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初即位，即遵照雍正帝的旧制，册立皇太子。但到他传位时，皇太子已几经更迭，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一七三六年（乾隆元年）七月，乾隆帝即立年仅七岁的皇次子永琏（孝贤皇后富察氏所出）为皇太子，遵照雍正帝的“家法”，密书其名，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之后。两年后，一七三八年（乾隆三年）十月，永琏病死。一七四六年（乾隆十一年），孝贤后生子永琮，乾隆帝曾有意立为皇太子。次年十二月，永琮病痘死。乾隆帝又属意于哲悯皇贵妃富察氏所生的皇长子永璜，一七五○年（乾隆十五年），永璜未及立而病死。皇五子永琪（愉贵妃珂里叶特氏出）也于一七六六年（乾隆三十一年）病死。一七七三年（乾隆三十八年），乾隆帝以“国储四殒”，遂决意手书应立皇子之名密藏，并以其事谕知军机大臣，但不明示所定何人。是年冬，乾隆帝至南郊大祀时，默祷上帝说：“以所定之子若贤，能承大清基业，则祈昊苍眷祐，俾得有成；若其人弗克负荷，则速夺其算，毋误国家重大之任，予亦可另行选择。”（《高宗实录》卷一○六六）。
一七七八年（乾隆四十三年）九月，乾隆帝东巡，自盛京回銮途中，锦县生员金从善于御道旁进递呈词，条陈四事，首先是请立皇太子，说“立太子可杜分门别户之嫌”。乾隆帝大怒，驳斥说：“有太子然后有门户。盖众人见神器有属，其庸碌者必豫为献媚逢迎，桀黠者且隐图设机构陷，往牒昭然可鉴。若不立储则同系皇子，并无分别，即有邪之辈，又孰从而依附觊觎乎？”（同上）将金从善以“狂诞悖逆”罪斩决。自此以后，再无人敢于议论立储问题。
一七九五年（乾隆六十年）九月，乾隆帝御勤政殿，召皇子、皇孙、王公、大臣入见，共同阅看所定密缄嗣位皇子之名，宣示立皇十五子嘉亲王永琰为皇太子，以明年为嗣皇帝嘉庆元年，皇太子移居毓庆宫，其名上一字“永”改为“颙”。同时宣称：“朕仰承昊眷，康强逢吉，一日不至倦勤，即一日不敢懈弛。归政后凡遇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诸大端，岂能置之不问！仍当躬亲指教，嗣皇帝朝夕敬聆训谕，将来知所禀承，不至错失。”“部院衙门并各省具题章疏及引见文武官员寻常事件，俱由嗣皇帝批阅，奏知朕办理。”（《高宗实录》卷一四八六）同年十二月，乾隆帝又发出谕旨说：“朕于明年归政后，凡有缮奏事件，俱著书太上皇帝，其奏对著称太上皇。”（《高宗实录》卷一四九二）。
乾隆帝二十五岁即位做皇帝，至八十六岁退位，统治清朝六十年。虽然退位之后，仍以太上皇继续干预朝政，但由此结束了作为一代皇帝的政治生涯。
乾隆帝以皇子即帝位，自幼生长深宫，不谙世事，不同于康熙、雍正二帝。即位后，为要巩固他的统治，又力求建立功业，比美于乃父乃祖。乾隆帝的这种特殊的境遇和特有的性格，为六十年间的统治带来了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他在位期间力图有所作为，继述祖业，因而使这时的清朝大体上仍能保持前朝的国势，并以“盛世”自诩。另一方面，又由于好大喜功而崇尚浮华，不同于雍正帝的倡导实心实政。连年用兵邀功，巡游宴乐，造成巨大的靡费。自皇室贵族至地方官员贪婪无厌，吏治日坏，国力日损。清王朝由盛而衰，表面的强盛掩盖着内在的虚弱，歌颂升平的背后酝酿着衰乱的危机。
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清军战胜廓尔喀后，乾隆帝曾撰《十全记》，自赞其五十七年间的“十全武功”，说：“十功者，平准噶尔为二，定回部为一，扫金川为二，靖台湾为一，降缅甸、安南各一，即今二次受廓尔喀降，合为十。”（《御制文三集》卷八）这十次战争，对于巩固前朝确立的版图，强化边疆的统治，客观上起过一定的作用。臣僚们也因此颂为“鼎盛”。但是，边疆战争中，大小金川之战，如果处置得宜，并非不可避免。金川首领停战乞降，乾隆帝仍然“必欲诛灭”，最后还是以事实上的失败而告终。准、回之战，对于稳定天山南北路的局势，有其积极的意义，但清军获胜后，对当地各族民众肆行残酷屠杀，则只能加剧民族间的矛盾。台湾林爽文领导的农民起义，给予清王朝以沉重的打击，清军损失惨重。清廷发重兵镇压起义，并无功绩可说。至于对藩国缅甸和安南的侵略战争，清王朝事实上都遭到失败。廓尔喀之战，清军获胜后，并非必要地深入廓尔喀境内，最后仍不得不退军言和。综观清廷这十次战争，有功有过，而过大于功，败多于胜。乾隆帝不去正视经验教训，而一味自诩“十全武功”，并自称“十全老人”，说明他直到晚年仍未改变不惜穷兵黩武，自炫功业的心理。
乾隆帝在传位皇子的诏书中说：“朕缵绍洪业，六十年间，景运庞洪，版图式廓，十全纪绩，五代同堂，和庆骈蕃，实为史册所罕觏。”（《御制文三集》卷六）在驳斥尹壮图关于官吏贪婪，民间“蹙额兴叹”的奏报时也说：“朕自缵绪以来，益隆继述。凡泽民之事，敷锡愈多，恩施愈溥。此不特胜国所无，即上溯三代，下讫宋元，亦复罕有伦比。”又说：“夫以朕之爱养斯民，如此其厚，天下万民无不身被膏共知感戴。尹壮图于朕爱民勤政之意，懵然无觉，忍为此蹙额兴叹之语，几于摇惑人心。”（《高宗实录》卷一三六七）乾隆帝晚年陶醉于臣僚的一片颂声，又陷于“于外事总未经历”的境地，对于臣下的谏诤和民间的怨叹，不免厌听。实际状况是：乾隆帝退位前，清王朝的统治已然日益腐败，危机四伏。民间不只“兴叹”，而且在秘密酝酿着起义风暴的兴起。乾隆帝无视这一切，自称为“归政全人”，而把业已形成的种种危难，留给了他的继承者嘉庆帝。
第四节 农民起义与英国在海上的侵扰
嘉庆帝在位二十四年，继承前代形成的衰朽之局，有心兴革而无力兴革。长期积累的种种社会矛盾，不断爆发为人民群众的武装反抗，嘉庆元年，川、楚、陕等省即爆发了规模浩大的白莲教农民起义。起义以反清复明为号召，参加者多至数十万人。武装斗争遍及三省边界和河南南部地区，延续了九年之久。清王朝为镇压起义，动用兵力十余万人，耗费军费二万万两。东南沿海人民的海上武装斗争，随之兴起，先后历时八年，波及浙江、福建、广东三省。直隶、河南、山东地区的天理会起义，威胁京畿，起义者曾打入皇宫，震动了宫廷。全国各地接连不断的人民起义，此仆彼起。以嘉庆帝为首的统治集团终日皇皇，不能自安。清朝的统治日益动摇。
乾隆帝为求立功耀武，连年在边疆地区和周邻诸国发动战争的局面，到嘉庆帝即位时已经终结。历史的发展，使清王朝转而面临着外国侵略的威胁。向东方寻求殖民利益的英国，不断在中国的东南沿海侵扰，堵截他国的商船。鸦片大量输入，使清朝的白银外流，也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多方面的危害。日益衰弱的清朝面对着日渐强盛的英国的来侵，斗争不可免了。
（一）川陕楚地区的农民起义
一、起义的发动
嘉庆元年（一七九六年）正月，嘉庆帝刚刚宣告即位，湖北枝江、宜都等地即爆发了白莲教徒发动的农民起义。
乾隆帝镇压了王伦领导的农民起义后，白莲教仍在民间秘密流传。陕、楚交界处的南山和川、楚间的巴山，距省城遥远，山区的农民和山民，遭受着地方官吏和地主豪霸的残酷剥夺。乾隆时期，两湖、安徽、江西、四川、河南等地的饥民陆续进入山区，开垦荒地谋生，在山林间，搭棚居住，因而又被称为“棚民”。耕地不足，又在盐井和铁厂、纸厂、煤厂等处充当雇工或背运为生。数年之间，聚集数十万人。棚民遭受多方欺凌，最为艰苦。经过白莲教徒的发动，三省交界的山区，成为起义的爆发点。
乾隆帝退位前，曾对这些省区的白莲教徒严厉镇压。白莲教以其他名义，秘密传布。一七七五年（乾隆四十年），号为混元教的首领河南鹿邑县人樊明德被清朝逮捕处死。弟子刘松被发遣甘肃隆德县。一七八八年（乾隆五十三年），刘松又与弟子刘之协继续传教，改名三阳教，称刘松之子刘四儿为弥勒佛转世，辅助牛八（即“朱”，隐喻明室后裔）。次年，转往湖北襄阳，与号为收元教的教首宋之清联合，仍称三阳教。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宋之清与刘之协不合，另立西天大乘教，在川、楚、陕、豫等省区广泛传布，宣传辅佐牛八，反清复明。一七九四年（乾隆五十九年）夏，清朝在陕西兴安府破获西天大乘教，逮捕首领多人。又在四川大宁县，破获收元教。九月，宋之清、齐林等首领在湖北被逮捕。十月，收元教首王应琥也在湖北被捕。刘松及刘四儿等在陕西境内被捕。刘之协脱逃。乾隆帝处死刘松、宋之清、王应琥及各地教首数十人，随即诏谕各地，对白莲教徒严加搜捕。白莲教及改换名义的各教派，是起义农民秘密联络、策划反清的组织，也是贫苦无告的民众互助自卫团体，各地入教者不下数万人。地方官吏乘机以搜捕为名，对入教者严刑逼供，多方勒索，甚至“不论习教不习教，只论给钱不给钱”。习教和不习教的民众都被逼得无路可走。一场“官逼民反”的战争不能不爆发了。
一七九五年（乾隆六十年）冬，三阳教首刘之协与各路教首王聪儿（齐林妻）、姚之富、刘起荣、张汉潮等在襄阳集会，议定以“官逼民反”作号召，分东、中、西三线，于辰年辰月辰日（嘉庆元年三月初十）同时起义，派出传教师到各地组织筹划。
在湖北枝江、宜都、长乐、长阳等地传教的张正谟，于一七九五年十一月间邀同聂杰人、刘盛鸣、黄庭柱、向瑶明等在山洞打造刀枪等物，为辰年辰月辰日起义进行准备，被地方官发现。黄庭柱、刘光先等在长乐、长阳等地被捕，起义不得不提前发动。嘉庆元年（一七九六年）正月十一日，起义者聚集在宜都聂家河聂杰人家，首举义旗，武装占据灌脑湾，发展到一万人，内有白莲教徒二千人。二月，长阳林之华、覃士辉在九州河等地起义，张训龙策动弟子覃佳耀等在风火山起义。两支起义军联合，攻占榔平，发展到一万五六千人。二月十五日，来凤胡正中领导起义，三日内就发展到三四万人，攻下来凤城，占据旗鼓寨。附近教徒及农民群众起而响应。陈得本、刘秀石等聚众千人，由东湖进入当阳县境，得到县役杨起元、熊道成等接应，于二月十七日攻入县城，惩办贪官，擒捕县令黄仁出署，“以钱一串置令左手，银一锭置其右手中，拉杀之。”（石香村居士：《勘靖教匪述编》卷九）王聪儿、姚之富等于襄阳会后，在襄阳附近地区组织起义。二月二十日，姚之富之子姚文学率众围攻房县，另一首领曾世兴攻下保康。二十二日，吴明山攻下竹山，联络王全礼兄弟攻郧阳，约于三月十八日合兵攻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