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五至十册)-第3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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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咎飼F如曾经“新造鼓楼三层，拱门三洞，上设龙凤鼓、景阳钟。门内凿沼一道，清流环绕，名曰玉带河。架石桥三拱，名为月宫桥。住居九重厅房五重，僭称九五居。”（《朱批谕旨》黄熴五年闰三月二十日折、迈柱八年四月二十四日折）是富比王侯的大地主。
贵州水西土司在康熙时改土归流后，比较单弱，但仍然勾结土目、寨主、头人剥夺苗民，甚至贩卖奴隶。云贵总督高其倬说：“贵州各土司，地小人穷，多以窝贩窝盗为事。”（同上书，高其倬二年十月二十五日折）并有所谓“拿白放黑之习”，即把掳掠的苗、汉等族男女，贩运到四川等地出卖。鄂尔泰曾在一个奏折中列举一七二八年（雍正六年）十一月至次年二月，破获的九起贩卖人口案件，其中标明贩卖过苗人的即达七起之多。
苗族与杂居各族人民，不断反抗土司的压迫。一七二七年（雍正五年），桑植土民千人，逃出边境，控告土司暴虐。一七三四年（雍正十二年），忠峒十五土司说：“今土众既不甘土弁之鱼肉，而土弁亦不能仍前弹压”；西阳土司则是，“其地与楚黔接壤，风俗情形与内地无异。土民苦其虐累，久已离心。”（《世宗实录》卷一四四、一四三）苗族地主向苗民收取地祖，大地主一年可收田租四百石，并多经营高利贷。《苗防备览》载：“苗寨中，富民放帐，其息甚大。钱一千、谷一石，一二年加息至数倍。不能偿，折以山地、衣服各项。穷民虽受其盘剥，而仰以为生，或即以所折山地，转求佃耕，或易以他山地，为之佃耕。听其役使，生死惟命，率以打冤家，无不从者”（严如烃《苗防备览》卷八）。
汉族地主也在苗族居住区放高利贷，兼并田地。一年利息即可超过本钱数倍。“约包谷杂粮熟时，折取息钱，或乘其空乏催讨，将地折算”。因此，苗民“往往秋收甫毕，盎无余粒。此债未清，又欠彼债。盘剥既久，田地罄尽。”（《苗防备览》卷二十二）汉族人民租佃苗族地主田地，则遭受苗族地主的剥夺。据一八二六年（道光六年），贵州巡抚嵩溥查报贵州全省买当苗人田地客民（汉民）共三万一千四百三十七户，其中大多数为自耕农。佃种苗人田地的客民佃农，共一万三千一百九十户。地主约两千户。
在苗、汉地主的压榨下，苗族农民丧失了大部分土地，或者根本没有土地。贵州松桃石岘九寨农民，在雍正年间都是自耕农或半自耕农，到乾隆末年就有将近半数的人失去所有田地。无地农民生活无着，不得不发动武装起义。
一七九四年（乾隆五十九年），松桃苗族石柳邓率领人民，支援四川秀山县青龙屯汉族人民反抗土司的斗争，继于十二月间约会石三保、吴半生、吴陇登等到凤凰厅鸭保寨秘密商定，明年正月贵州松桃、湖南永绥、凤凰、乾州等地苗族人民，同时举行武装起义。乾隆六十年（一七九五年）正月十八日，石柳邓树立起“统兵元帅”的旗帜，提出“逐客民、复故地”的战斗口号，领导松桃苗族人民围攻厅城和正大营、盘石汛的清朝官兵。乾州厅平陇吴八月，以“穷苦兄弟跟我走，大户官吏我不饶”作号召，领导苗族人民攻克厅城。永绥厅黄瓜寨石三保领导苗族人民包围了厅城，用刀指着城中的清朝官吏，大声喊道：“问你太爷们！我苗子来告状，还要规矩钱八千八百否？”各地苗族和布依族、土家族人民纷纷响应，两三个月内，起义军的活动范围就扩大到：东起沅江，西接秀山、西阳，南自麻阳，北达永顺、占丈的广阔地区。起义军所到之处，严厉处置了罪大恶极的清朝官吏和汉、苗地主。
三月间，清廷集中云贵、湖广、两广和四川等七省兵力，共十余万人，由云贵总督福康安统一指挥。福康安自南向北进兵，四川总督和琳带兵自西而东，湖广总督福宁带兵从北向南，分兵合围，企图一举歼灭苗民起义军。在凤凰厅的乌草河、廖家冲一带，起义军阻击福康安部，清军在半年之内寸步难进。起义军又在乾州厅狗爬岩设伏，歼灭了清军福宁部六千人，乘胜出沪溪巴斗山，攻克浦市，并进攻镇草营及永顺、保靖、沪溪等地，挫败了清军的攻势。八月，苗民起义军推举吴八月为王，领导起义各部抗击清军，声势更加浩大。
在这次苗民大起义中，“逐客民、复故地”是个有号召力的战斗口号，它主要是打击清朝官吏和掠夺苗民田地的汉族地主。汉族农民、手工业者、小商贩却有不少人参加了苗民起义。《黔南识略》总结说，石柳邓、白老寅等先后起义，“实亦受愚于汉奸，非尽其性好仇杀也”。汉族人民久居苗地营生，“若夫与苗渐狎，而诡为苗语、苗装，以通婚姻者，俗为之变苗，实则乱民也”。
一七九五年上半年，清军节节失败，福康安一面以“暴雨山潦涨阻”为辞，欺骗朝廷；一面收买起义队伍中的地主分子，封官加爵，赏给盐粮、布帛，分化苗民起义军。原鸭保寨百户吴陇登投降清军，出卖苗民起义的领导人吴八月，削弱了革命力量。一七九六年（嘉庆元年）五月，清廷指示接替清军统帅的和琳（福康安病死），将汉族地主侵占的苗地，赏给降苗。七月，和琳报告说：“臣于攻克乾州之次，即将黔、楚两省所有降苗百户、寨长，一并传齐，剀切晓谕。本月三、四等日，各路百户人等，齐集于鸭保寨五六百名。金称仰蒙如此高厚恩施，从此各安生业，谁敢再有反复，及现在未降各寨，一闻此信，想必踊跃前来等语”（但湘良：《湖南苗防屯政考》卷三）。
在这种险恶的形势下，石柳邓、石三保和吴八月的儿子庭礼、庭义领导苗民起义军继续战斗，先后在天星寨、高吉陀、结石岗、燕子岩等地，打败清军。五月，土家族叛徒龙子贵在坳溪诱捕石三保。九月，清军在苗族地主的带领下，围攻平陇，石柳邓领导苗民起义军阻击。十二月，石柳邓在战斗中负伤牺牲，叛徒吴庭梁逮捕吴庭礼、吴庭义降清，苗民起义根据地平陇失陷。苗民起义被清军镇压而失败。但此后十余年中，苗族人民反抗苗、汉地主的斗争，仍然不断兴起。
瑶族 瑶族古代称为“莫徭”，宋以后称为瑶（徭族）。清代瑶族居住在广西大瑶山区及湖南永州府、桂阳州和广东连山一带。清廷在永州、连山，设理瑶同知统治。瑶族官员称瑶总、瑶目。
瑶族人民世代在山区垦殖，清代大部分瑶族与汉族、僮族杂处，经营农业，生产与生活渐与汉族接近。山区少数人则是“由此迁彼，种山佣趁，往来无定”。广西大瑶山区仍保留原始制度的残余。村寨立有石牌，为共同遵守的法规。由石牌头人执行。广东连山地区瑶族首领称瑶老，管理村民事务。
农业区的瑶族人民，经济较为发达，但要遭受清官府和瑶族贵族、地主的压迫。一七○一年（康熙四十年），连山瑶族人民起义，打败前来镇压的广东官兵。清廷任命嵩祝为厂州将军，会同两广总督石琳，征调湖南、广西军队围剿。事后，陆续添设三十六个城汛，在瑶山周围镇守。瑶族民间流传着的斗争方针是：“官有万兵，我有万山；兵来我去，兵去我还”（李调元：《南越笔记》卷七）。依恃山险，往来游击，以抗击清军。
土家族 生活在湖南西部和湖北西部的山区。宋代以来，即被称为土人或土民。语言属汉藏语系，近于彝语，但清代土家族因长期与汉、苗族来往，多已习用汉语。只有少数聚居的土家人，仍操本族语言。
元代在湘西土家族住区设置安抚司、宣抚司，鄂西地区设宣慰司。明代统属于湖广都司，下设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由明廷授任各级土司，世袭统治。土司向明廷进贡马匹、虎皮、麝香等山区上产。领主占有大量土地，奴役农民。土司自有军兵，并依据本族的传统制度进行统治。清雍正时，在土家族实行“改土归流”，废除土司世袭制度，由清廷授任流官，取消土司军兵，实行汉地的赋税制。此后，土家族与汉、苗族人民的往来更为密切，农业经济也有所发展。但由于强制推行汉化，加剧了民族间的矛盾。清朝地方官员的腐败统治，也激起了人民的反抗。乾隆时，土家族人民参加了苗民反清的起义。嘉庆时，又参加了白莲教起义。
僮族 僮族为古代越人的后裔。宋代以来，汉籍多称为僮，今改称壮。主要聚居在广西省境。清初沿明制，有泗城、思明、镇安、广南等土知府。雍正时，改土归流，广西保留有二十七个土州、三个长官司、四个土县、十一个土司，共计四十五处；云南有土富州（今富宁县）。其他地区，都由流官管辖。
僮族土官占有大量田地。一七二八年（雍正六年）查明泗城土知府岑映宸占有各种官田共四万余亩。广西巡抚金鉷说：“（泗城）土府官庄田五百二十六白（每白约一亩半至二亩），分与各亭里民出力耕种，每白派收谷一千斤，二谷一米折算，每白收米五石。但土属所种一白，止比内地亩半、二亩不等，以亩半、二亩之地，勒供五石租米，原系土府派累亭民之苛政”（《朱批谕旨》七年六月初四日折）。其他族目田和各种工役田，分拨给僮族农民耕种，或收取地租，或强派徭役，剥夺是严酷的。
土司与属下人民有严格的人身隶属关系。赵翼说：“土民虽读书，不许应试，恐其出仕而脱籍也”；甚至有的青年女子出嫁，也要征得土司同意（《檐曝杂记》卷四）。土司除收取地租外，还要强迫人民每年贡献农副产品，承担各种劳役。改土归流以后，汉族地主典买土司田地的日益增多，僮族人民反抗土司的斗争也日益激烈，土司势力逐渐衰落。
一七三二年（雍正十年）七月，广西思明土府各村僮族农民数百人，声称上官听信宠役黄瑞卿等，审断不公，手持器械，冲入衙署。土官黄观珠夫妇逃走躲藏，群众抄了他的家，砍死黄瑞卿。据太平府知府屠嘉正报告说：“因土官庸弱，有头目谭道美、郑可传鱼肉小民，黄瑞卿潜与勾通。以致村民聚众赴控土署，适遇黄瑞卿，遂擒砍杀。而各头目不乐归流，乘此上民轰闹之时，亦从中唆使，聚散不常等语”（《朱批谕旨》高其倬十年九月初三日折）。一七三六年（乾隆元年），广西按察使黄土杰指出，境内四十五处土司，“旧有田例之名，即系按田取租。其租银较民田加重，又有额外各项科派，土民剥削难堪，以致往往滋事”（《高宗实录》卷三十三）。僮族农民连续不断地进行抗租斗争，得到了汉族人民的支持。一七六四年（乾隆三十九年），雒容县僮民易法权联络群众，抗不交租，就是汉人张若鹏帮助策划的（同上书，卷九五三）。
僮族的农业生产，在平原地区，“耕用牛，溉用车，亦用戽”（钱元昌：《粤西诸蛮图说》）。水田称田，早田称地。田种稻谷，地种杂粮，雨水充足，常获丰收。乾隆年间，广西粮食接济广东民食，其中包括僮族农民的贡献。“僮人布”有很高的声誉。“以青白缕相间成文，极坚韧耐久，用为手巾，每一幅可三、四年不敝”。僮锦，“用杂色丝绒织成，五彩灿然，与刻丝无异，可为茵褥。凡贵官富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