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五至十册)-第3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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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垦荒的农民，清王朝也有一些扶助的措施。支借耕牛、种籽，就是比较重要的一项。在这方面，从顺治以迄康熙、雍正，历朝都有不同的具体规定，有的是支给实物，有的是折支现金；有的按亩计算，有的按人支给。不管怎样规定，如果认真执行，对缺本的垦荒农民，总是有些好处的。然而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却往往成为病民的手段。顺治时，已经有人指出：牛、种未发之先，即有衙役之需索；发给之时，又有奸役猾胥之侵扣；既发之后，复有纷至沓来之催征。康熙时报垦是“册籍有费，驳查有费，牛、种工本之外，复拮据以应诛求”。雍正时由于州县以至督抚，层层需索，以致“垦荒之费，浮于买价”。因此，一遇旱涝，官家牛、种的催索，逼得农民不得不再度逃亡。所谓“始而开荒，藉此牛、种，继而复荒，亦因此牛、种”。
但是，清王朝统治者对垦荒的成果却竭力加以鼓吹。他们说，康熙时期，已经是“地无弃土”；乾隆时期，“凡有可耕之地，耕种已无不遍”。在官方发表的耕地统计中，从顺治十八年（一六六一）到乾隆三十一年（一七六六），一百零五年间，耕地面积由五百五十万顷扩大到七百八十万顷，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以上。其中有些省区，增加特别显著，如四川省，由一万二千顷扩大到四十六万顷，增加了三十七倍。
在农民辛勤开垦之下，清初所面临的土地荒芜的局面，在康熙至乾隆这一段时期内，是有所改变的，耕地面积有所恢复和增加。但是，对于开垦的实际成效，不能过高估计。乾隆帝自己就承认：报垦田亩，“多有未实，或由督抚欲以广垦见长，或地方有司欲以升科之多，迎合上司之意，而其实并未开垦。不过将升科钱粮，飞洒于现在地亩之中。名为开荒，而实则加赋”。这种现象，事实上早已存在。雍正时期，广西报垦数万亩，“其实多系虚无”。河南报垦地亩，“尤多不实”。四川则以丈量掩饰虚报，“多就熟田增加钱粮”。以“熟田弓口之余”，“补报垦无着之数”，是那些虚报垦荒的地方官瞒上欺下的惯用手法。
因此，对垦荒的成果，必须有恰如其分的估计，清代初期的耕地面积，虽然有所恢复和扩大，但所谓“凡有可耕之地，耕种已无不遍”，是不符合事实的。即使在所谓“康乾盛世”时期，“在整个国家中，仍然有很大一部分最肥沃的土地，处于荒芜的状态”。至于在趋于衰落的嘉、道两朝，人们所看到的是：“许多可以耕种的土地，无人过问”，沿海一带的土地，有的地方“荒芜不毛，到了极点”。而在对垦荒大事宣扬的河南，一个拥有五十三万亩耕地的县份里，荒地竞达四十万亩以上。
二、农田耕作
农田耕作，有三个重要的方面：一、农业生产工具；二、农田水利；三、耕作的集约和粗放。
在农业生产工具方面，总的看来，有清一代，基本上没有什么改进。一个明显的例证是：在乾隆时期编制的《授时通考》中，所列的农具，与十四世纪初期王祯的《农书》所载的农具，基本上是一样的。《农书》所列的七十七项农具中，只有一项不见于《授时通考》，而后者所列的农具，无一超越《农书》的范围。即使如此，农具中的某些改进，仍然是可能发生的。例如，由于冶炼技术的发展，个别地区曾经出现铁刃农具的锋利和耐用程度有所提高的记载。但是，总的看来，有清一代，农具的构造，并没有因此而产生多少变化。这说明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几乎是处于停滞状态。
在农业生产中，耕与种是两个主要环节。因此，犁与耧，一向是农业上的主要生产工具。铁犁牛耕，在春秋战国时期，便已开始使用，而耧车播种，在汉代也已发明。然而，到了清代，广大的农家，却很少有这些主要的农具。西北和西南普遍存在原始的耦耕方法。华北有些地方“田野中的耕犁结构非常粗糙原始，犁尖是用木头做的，根本不能进入多深的上地”。就是在农业比较发达的江南，那里的农民，不少是“把他的妻子轭在犁上当牛使用”。在广大的贫农中，十户未必有一条耕畜和一付耕犁。康熙年间，山东登州农民很少一家备有一犋耕犁，“穷民有至三、四家合一犋（拉一犁的畜力）者”。乾隆年间，拥有四十万农户的云南，全省牛马，不过六、七万匹，而用之于运输的有二、三万，用于耕作的不过四万上下，平均十户农民，才摊到一匹牲畜。事实上，能够像登州农民那样三、四家轮流使用一犋耕犁的，还是比较幸运的人。那些人数最多的贫农，手中往往只有一把锄头，耕也靠它，种也靠它。而他们中间的最贫苦者，甚至连锄头也要向地主租赁。
耧车播种，在清王朝统治时朋，也一直没有普及。在华北，只有部分地区使用耧车，大部分地区用手撒种。广大的西北，耧车几乎不为人知。在甘肃秦安，一直到乾隆九年（一七四四），农民才第一次看到耧车。而这具耧车的出现，据说是由于一个比较关心“民瘼”的县官的提倡。
在封建社会中，真正关心“民瘼”的地方官是不多见的。即使有一、两个，也不能改变农业生产的整个局面。康熙年间，直隶肃宁一个县官曾经致力于水车的改进，据说他曾亲自动手，有时甚至“赤足田中”，进行指导。乾隆年间，山东日照一个县官也曾“教民河边，扎筒车取水灌溉”。但是成效怎样，却不见记述。即使有些成就，恐怕也只限于较小的范围内。从全国来看，不但华北的农田灌溉十分落后，就是在水利条件比较优越的江南，一直到乾隆时期，很多地方还只有所谓“百亩之家”，才能“用牛戽水”，一般农户是无力置备的。相反，以利民之名行害民之实的例子，却是数见不鲜的。打井原是一件好事，然而雍正年间，陕西开井，却以徒具形式，“阎阎滋累”，以至当时与河南垦荒并列为农业两大祸害。
清王朝比较注意农田水利，从康熙以至雍、乾，修治黄河、运河，曾保持很大的声势。但愈到后来，就每况愈下。实际上，不论哪一朝，都谈不上真正关心农田水利。康熙、乾隆时期，动员很大人力修治黄河、运河，主要是为了保证漕粮的运输，牺牲民田以保漕，在康熙时期已经是数见不鲜的事。山东运河“全赖众泉灌注微山诸湖，以济漕运”，自称“视民如伤”的康熙，为保证漕运，便下令地方官，不许“民间截水灌田”，以致一遇天旱，“尽七十二泉源，涓滴不易灌溉”；稍有水涝，则“环湖诸州县，尽成泽国”。尽管如此，这一时期既然对运河和其它河流作了一点修治，就多少减轻了自然灾害的程度。这和嘉庆以后完全置水利设施于不顾，农田损失和农业灾害日趋严重的情况，还是有所区别的。这可见于以下事例：
一、直隶京畿地区，在康熙、雍正年间，曾经两次建闸开渠，濬流圩岸，进行规模较大的营田活动。第一次发动于康熙四十三年（一七○四），当时天津总兵蓝理，在天津以南，开辟围田，招徕闽浙之人，垦水田二万余亩。据说当时这里“车戽之声相闻”，“人号为小江南”。但是，在蓝理离开以后，田土也就无人经理，圩坍河淤，不数年又“废为荒壤”。另一次发动于雍正四年（一七二六），由怡亲王允祥亲自主持。他在京畿附近三十六州县分立营田四局，开垦水田六十多万亩，“募江浙老农导之耕种”。两年之间，“秸积于场圃，粳稻溢于市廛”。然而允祥一死，司局者无所称禀，遂至“荒而不治”。其后乾隆四年（一七三九）和十六年（一七五一）又修复过两次，但也没有恢复到雍正时期的规模。嘉庆六年（一八○一）以后，渐次淤积。
二、太湖地区为苏南水系宣泄之区，关系苏、松、嘉、湖的农田水利，有清代粮仓之称，清王朝为了保证漕粮的供应，对这个地区的水利，一直比较重视。康、雍、乾三朝，用之于苏州地区水利工程的公款，达到八十四万两，费用之殷，仅次黄、淮、运。其中乾隆二十八年（一七六三），江苏巡抚庆有恭对太湖的疏浚，历时两年，用款二十二万两，规模较大。经过这次疏浚，凡湖滩草荡，悉令铲除，湖流入海故道有泄水桥门七十二，苏南各县蒙受其利。但是到了嘉庆以后，水利工程便寥寥不数见。此后，滩“草蔓纵横”，“菱芦弥望”。七十二泄水桥门，尽皆淤废。
三、长江三角洲地区水网纵横，绝大部分是富庶的稻米之乡，和太湖水系联在一起，同为清朝的财赋重地。由于接近海岸，这里经常受潮汐影响，潮夹挟泥沙而上，潮去沙停，河流最易淤塞。顺治九年（一六五二），工科给事中胡之俊就提出疏濬吴淞江和浏河的主张。康熙十年（一六七一），江苏巡抚马佑正式开濬这两条河流，动用了漕粮折款十四万两。使苏、松、嘉、常、湖、杭六郡在水旱之时，“不致大困”。乾隆时期，对一些淤塞河流，也进行过疏导，川沙境内的长洪和白莲泾，都是在这时先后疏濬的。但是，到了嘉庆以后，便也无人过问。
四、鄱阳湖地区也是一个水稻高产地区，有“江右谷仓”之誉。江两省垣四周二百里内，是产米的一个中心。但是，由于湖堤长期失修，嘉庆以后，“皆壁立不能御涨”。从道光十年（一八三○）起，竟连续六年失收。从前是“民夺湖以为田”，现在则“湖夺民以为鱼”。致令省垣四周二百里内，流亡过半，“江右变腴为瘠”。
总起来说，清代农田水利，并不胜过前朝。而且愈往后愈趋衰败。从大量的地方志中可以看出：清代兴修的水利设施，在数量上还不及明朝。在全国范围内，十八世纪的康熙、雍正、乾隆，反不及十六世纪的正德、嘉靖、万历。而嘉庆以降整个十九世纪的水利设施，则连十八世纪的一半也没有达到。
最后，关于耕作的集约和租放。总的情况是：地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平衡，表现为少数的集约耕作与普遍的、广泛的粗放耕作，同时存在。
集约耕作，主要集中在经济作物的耕地上。在整个清代，一个壮年农民一年劳动所能耕种的水田，一般在十亩左右，所谓“壮夫一丁，治田十亩”。可是，经营菜圃，一人常年劳动，仅能种田两亩，还需要一个辅助劳动力。普通“治地十亩，须粪不过千钱”，而菜圃一亩，得花粪钱两千。这种情形并不限于菜圃。山东济宁的烟田，每亩所需的肥料和人工，相当一般早田的四倍。四川内江蔗田的经营，“壅资工值，十倍平农”。其他经济作物，亦多类此。
在粮食作物中，也有实行集约耕作的地方。华南一岁三熟的稻田，便是集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