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五至十册)-第3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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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工采伐。在陕西终南山区，到十八世纪末期，川、楚等省商人之就地设厂采木者，遍及四府七厅县，形成一个“五方杂处”的地区。
从以上的情况看，资本的流动相当活跃。它不但集中于通都大邑，而且也流向穷乡僻壤。但是这些资本，绝大部分是在流通过程中。投入手工业中的，估计只占很小一部分。清代《徽州府志》说：安徽歙县“百工之作皆备，而歙为巧，然仅仅足以偿其僦费而已，其能蓄以息之者，不十一焉。”（康熙《徽州府志》卷三）这就是说，连有精巧的手艺如歙县的手工业者，也只能勉强维持租赁固定资产的费用，能够进行积累以扩大再生产的，不到十分之一。
三、手工业和交通运输业中的劳动者
包括矿场在内的手工业以及交通运输线上的劳动群众，到乾嘉时期，已经是一支人数以百万计的劳动大军。
在手工业中，集中工人最多的是纺织、制茶、制盐和铜铁开采、冶炼这几个行业。举其大者而言，在棉织业中，苏州踹布工匠，在十八世纪初期，总数将近两万。十九世纪初，广东佛山的二千五百家织布工厂中，共有五万手工业工人。丝织业中，苏州的散处机匠，在十八世纪初期，人数在一万以上。南京丝织业，在十九世纪初期，据说有缎机三万张，每机即使用织工一人，也有三万机匠。同一时期，广东佛山“每年有一万七千名男女童工从事织绸工作”。在制茶业中，十九世纪以前，福建瓯宁一邑，从事制茶的劳动者，人以万计。云南普洱茶区，“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在制盐业中，四川井盐的劳动者，在十九世纪初，单是井工一项，估计近二十万人。从事海盐生产的劳动者，为数更多。以淮盐而论，在十八世纪中期，参加制盐以及捆盐等辅助劳动的人，估计在五十万以上。在铜、铁冶炼业中，云南铜矿在十八世纪中期，一个矿区的人数，可以达到数万、十数万乃至数十万。广东在十八世纪初期，单是从事煤、铁采冶的“佣工者”，就不下数万人。此外，在制糖、制瓷、造纸、木材加工和铁器铸造等业中，也集中了不少手工业劳动者。汉口的铁行，在十八世纪末，有铁匠五千人，而在此以前一个世纪，佛山炒铁炉房中的劳动者，就已达到数千。广西容县的纸篷，“工匠动以千计”。陕西终南山区，有数以万计的劳动者，分散在纸厂、木厂和其它各种工场中。景德镇瓷窑，在十八世纪中期，窑工至少在三千以上。制糖业如四川内江糖房，“平日聚夫力作，家辄数十百人”。这种糖房，又分散在广大农村，则力作者之多，是可以想见的。
在交通运输线上，也集中了大批的劳动群众。在内河航行中，单是漕运线上的运丁、水手、舵工、纤夫，为数就在十五万以上。民间运输，为数更多。江南浒墅，地当南北通衢，商船往来以千计。长江上游水运中心的重庆，每年聚散的纤夫达十余万。海禁开放以后，沿海和远洋又有所发展。每年从事运输的船只，为数三、五千不等，或者更多。每船所用水手，一般在二十人以上。整个从事海运的劳动者，当在十万以上。
陆路运输线上的劳动者，具体数目难以估计。但其范围之广，人数之多，倍蓰于水运，是可以肯定的。
劳动者的流动，也具有一定的规模。本章第一节已从农业雇佣劳动的角度，提到破产农民的流动。事实上，成为劳动雇工的，并不是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农民的全部，其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逃亡进入城市，或者移入其它地区，从事各种“徒手求食”的工作。手工工场或作坊、矿场、盐场、山场以及交通运输各业，是这些“徒手”的人“求食”的主要所在。
流到城市的劳动者，相当大的一部分成为手工业工人。苏州踹布坊的踹匠，“皆系外来单身游民”。景德镇瓷窑的工匠人夫，大多是所谓“四方无籍游徒”。“京师刻木之匠，江宁南乡人居其大半”，这是劳动者由南向北的流动，昆明铜器作坊，各种铜器“皆江宁匠造之”，这是劳动者由北向南的流动。可见流动范围是相当广泛的。
向城市以外的矿场、盐场和山场的流动，更引人注目。在矿场中，云南铜矿，从开采到冶炼所需矿工，“近在土民，远及黔粤”。“凡川、湖、两粤力作功苦之人，皆来此以求生活”。广东铁矿中，有福建上杭等县游民“成群越境前来，分布各处山洞，刨寮住扎”。四川各矿砂丁，成千累万，皆为“无室可居，无田可耕”的乏产贫民。
在盐场中，四川井盐中，汲井、烧灶的劳动者，多系来自云南、贵州、陕西、甘肃等省的“无业穷民”。两淮盐场的灶丁，不断有流亡迁徙。那些被官方诬蔑为“匪类”的盐场劳动者，不少是外来的流民。
山场更是流民的集中地。那些失去土地的农民，有的在深山中进行新的开垦，有的则成为山场中各类手工工场的雇工。在福建瓯宁茶山的制茶工场中，被称为“碧竖”的茶工，率皆“无籍游民”。山僻中的茶场，外来的“客氓”，是主要的受雇者。延平、建宁、邵武三府各县，“山深地僻，箐密林深”，造纸“厂户繁多”，这些纸厂的佣工，十之七八，是来自江西、广东以及本省汀、漳一带的“无业游民”。在陕西终南山区的纸厂区，来自山西、湖广、四川等省的农民，或者“砍竹作捆，赴厂售卖”，或者直接进厂作工。这个地区以及四川西部山区的木厂，雇工“多系外省游手之人，无家属之相系”。
至于水陆运输线上的广大劳动者，更是富有很大的流动性，这些生活在底层的人，大都是“无田可耕，无本可贾”，靠“代商异货，风雨无休”来维持半流浪的生活。
劳动者的流动，说明国内市场的一个方面，即劳动力市场，已开始处于萌芽状态。这种农业劳动人口向非农业劳动人口的流动，虽然还不是大量的、持久的，但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它已经带有新的性质，成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必要组成部分。
四、城市和商品市场
商品市场的扩大和工商业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城市是商品市场的中心。从这个角度看，城市的发展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工商业的发展变化。
清代城市的发展有两个方面，一是旧城市的发展，一是新城市的兴起。
旧有城市由于历史、地理条件的变化，有的得到比较迅速的发展。上海的商业地位，在清代以前，不及苏州。但是进入清代，特别是开放海禁以后，上海商业发展的速度，大大超过苏州。当时上海是南北沿海贸易的枢纽，聚集于上海的沙船，经常有三千五六百号。豆、米、南货等行业，都有很大的发展。由于款项进出之浩大，金融调度之频繁，上海钱庄在十八世纪初开始出现，至十八世纪末，已达百家以上。南京自明都北迁后，工商业随之衰落，原来著名的坊市如织锦坊、颜料坊、毡匠坊等，到明代末年，“皆空名，无复有居肆与贸易”。进入清朝以后，南京工商各业逐步恢复和发展，至十八世纪中叶，单是丝织一项，就有织缎和与其相关行业如丝行、纸房、机店、梭店、店，范子行、挑花行、拽花行等兴起。天津在明代迁都北京以后，由于潜运，才逐渐成为北方一重要城市。但是，作为漕运要道，一直到清代初年，它的地位，还赶不上接近通州的河西务。到了十八世纪末，天津已成为一个拥有七十万人口的城市。“河面挤满了各种船只”，沿河两岸伸展一眼望不尽的市镇、工场和堆栈。百余年间，有了显著的发展。汉口在清代是淮盐的销售中心，当川、湘粮食运销江浙的要冲，同时又是木材、花布、药材的集散地。当时人们形容这里“帆樯满江，商贾毕集”，“人烟数十里，贾户数千家”。没有商业的巨大的发展，不可能引起人们这样的注意。清朝对外贸易唯一口岸的广州，在十八世纪初，城内有居民九十万，郊区有居民三十万。珠江上的帆船，经常有五千只之多。没有商业的巨大发展，也不可能出现这样的规模。
新兴城市的兴起，又可以分为内地和边区两个方面。
在内地，不少小的聚落，发展成为大的市镇。江苏吴江的盛泽，在明初不过是一个居民仅五、六十家的村落，清初也还只是一个“日中为市”的小市集。到了乾隆年间，由于丝织业的发展，吴江所产吴绞，皆聚于盛泽镇，于是“富商大贾数千里，辇万金来买者，摩肩连袂”，俨然如一都会。前后一百年，就经历了这样大的变化。在运河线上，一些闸口成了繁荣的集市。十九世纪初期，这里的张秋闸，“夹河为城，西半城乃商贾所聚，土产毡货为天下甲”。安山闸“临河多楼”，是一个“粮食码头”。靳家口闸“夹岸皆有市，各长二、三里”。袁家口闸，“居民三千户，通商贾百货”。从张秋闸到袁家口闸，不过八十五里，其间连续出现这样大的城镇集市，这是不见于以前的记载的。
边远地区城市的兴起，在加强民族之间的贸易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如新疆的莎车，常有内地山、陕、江、浙之人，贩货其地。有些城市，不但发展了商业，而且还发展了工业。如归化城，在十八世纪初期，不但“商贾农工趋赴贸易”，而且还在那里造作油酒烟斤。
城市的发展，标志着商品市场的发展。通都大邑之间的商品流通，前面提到的上海、天津、汉口、广州等地的情况，已经足以说明。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偏僻地区的产品，也有意想不到的广阔销场。贵州遵义出产的上布，“西走蜀之重庆、沪、叙，南走威宁、平远，极于金川。”它所出产的茧绸，远销秦、晋、闽、粤和中州地区。陕西终南山区所产木材，“远及晋、豫”，而所产纸张，“驼负秦、陇”。景德镇的瓷器，是“器成天下走”。地位远不如景德镇的广东石湾，所产的陶器，也行销于天下。“佛山之冶遍天下”。地位远不如佛山的山东章邱，所产的铁器，也“散行奉天、直隶、山西、河南、江南数省”。当然，石湾之于景德镇，章邱之于佛山，固然有所不及，但从全国范围来说，仍然是比较知名的手工业城镇。至于那些更不知名的地方，它们的产品拥有相应的销售市场，乃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五、工商业发展的估计
清代工商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某些工矿业的生产技术，较明代有所发展，生产工具有不同程度的进步与革新。如造纸的技术和设备，在清代都有所提高。明代用带碱性的植物灰汁煮料，清代则改为直接用碱水煮料。明代煮料所用的楻桶，直径只有四尺多，清代则扩大为底径九尺，口径七尺，容量增加一倍以上。明代烤纸所用的焙墙，用土砖砌成，清代则改用竹片，培以灰泥，比较易于传热。由于生产技术和设备的改进，所以生产周期大大缩短。从备料到成纸，明代至少需时一百二十天，清代缩短为三十九天左右。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冶铁生产技术，也有改进的迹象。就现在所知，在十七世纪的广东和十八世纪的陕西终南山区，曾出现过高达一丈七、八尺的高炉。广东的高炉，每座出铁量，年达八十至九十万斤。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