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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4章

中国通史(五至十册)-第36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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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执信(一六一二——一七四四年)著《谈龙录》,批评玉士祯的作品“诗中无人”,以风流相尚,缺乏内容,思想感情也不真实。他强调作诗应以意为主,文字是表现内容的。
  乾隆间沈德潜(一六七三———七六九年)编辑《古诗源》、《唐诗别裁》、《明诗别裁》和《国朝诗别裁》,撰著《归愚文钞》、《说诗晬语》,提倡格调说,认为作诗态度应是怨而不怒,温柔敦厚,作诗的方法讲求比兴、蕴蓄,不可过露,要特别重视音律格调,不必死守一种章法,注意变通。这种诗论,为乾隆帝所欣赏,给以殊荣,亲为沈氏文集作序。格调派名噪一时。
  不赞成格调派的大有人在。扬州八怪之一的郑燮(一六九三——一七六五年),号板桥,兴化人,以书画擅名,对作诗也有创见。认为神韵说、格调说是“纤小之夫”“自文其陋”。收在《郑板桥全集》的诗文,多反映社会问题,同情苦难的平民。看来他是重视创作实践的。
  比郑板桥稍晚的袁枚(一七一六———七九七年),提出性灵说。袁氏字子才,号简斋,钱塘人,著作丰富,诗论有《随园诗话》。他受公安派“抒写性灵”观点的影响,说“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诗话》卷三),认为“性情”是诗的根本,作诗就是抒发个人的性灵、性情。这样就不必摹仿古人,雕琢词句。他认为神韵说有可取之处,但不可过分强调。“诗在骨不在格”,对格调派持批评态度。袁氏的诗歌创作体现他的理论,但多吟咏身边琐事,内容显得贫乏。
  清代文人多出在南方,乾嘉时大兴人翁方纲(一七三三——一八一八)独树一帜,著《复初斋文集》,创肌理说。他说“诗必研诸肌理,而文必求实际”(《文集》卷四)。他说的肌理,包括文理与义理,义理指以儒家典籍为基础的学问,文理指自古以来的各种作诗方法。讲肌理就是要把学问材料与写作方法统一起来,争取做到内容充实,形式雅丽。翁氏是学问家,擅长考据,诗非其所长。
  清初著名的词家有陈维嵩(一六二五———六八二年)、纳兰性德(一六五四——一六八五年)、朱彝尊(一六二九———七○九年)等人。纳兰性德(成德),满洲正黄旗人,大学士明珠子,著有《通志堂集》,主张作词须有才学,有比兴。他的词哀惋动人,陈维嵩认为与南唐李煜风格相同,但词中有青春气息,长于后主。陈维嵩是江苏宜兴人,宜兴古称阳羡,故称阳羡派。陈氏著有《湖海楼文集》,作词一千六百多首,词风宗苏东坡、辛弃疾,词作高歌壮语,气势豪迈,长调小令,运用自如。朱彝尊号竹垞,秀水(今嘉兴)人,被称为浙西词派。有李良年、龚翔麟、李符、沈皋日、沈岸登等“浙西六家”。朱氏撰《曝书亭集》八十卷,其中收词七卷。又编辑《词综》,推崇南宋词人张炎、姜夔。所作词句炫俪,格律工巧,但缺乏思想内容。朱氏之后,钱塘史家厉鹗成为此派领袖,著有《樊榭山房文集》。
  乾嘉间形成的常州词派,创始人张惠言(一七六一——一八○二年),字皋文,常州阳湖人,著《茗柯文编》,有《茗柯词》四十六首。另编有《词选》。友人称他“每举一艺,辄欲与古之第一流者相角,而不屑稍贬以从俗”(《茗柯文编·鲍桂星序》)。同派恽敬(一七五七———八一六年),也是阳湖人,著《大云山房文稿》;周济,宜兴人,撰作《介存斋诗》。常州词派针对浙西词派寄兴不高的弊病,强调比兴寄托,推崇北宋词人,尤其是周邦彦,创作注重表达真实感情,反对一味雕琢。它打破了浙西词派的支配地位,逐渐控制词坛,影响及于清末。
  明末清初的古文界,多有名家。侯方域(一六一八——一六五四年),字朝宗,商邱人,早年组织雪苑社,明季移居金陵,参加复社,著有《壮悔堂集》、《四忆堂诗集》,以诗、制艺、古文出名。古文崇尚韩、柳、欧、苏,为世所称。宁都魏氏三兄弟,魏际瑞著《魏伯子文集》,魏禧(一六二四——一六八一年)撰《魏叔子文集》,魏礼作《魏季子文集》。魏禧主张学以致用,认为无关世道的文章,就是奇文,也不必写作。对于向古人学习,魏禧说智胜于古人的人始能学习,得知古人文章毛病的人才能学到精华,以此主张创造,反对因袭前人。他的散文文字简洁,叙事生动,自成风格。汪琬(一六二四———六九一年),长洲(今苏州)人,撰著《尧峰文钞》,文宗欧阳修,但不是机械地模仿,志在超越宋明大家。文章简洁亦有气势。计东,吴江人,向汪琬学习宋人古文义法,著《改亭集》。
  清代古文流派,以桐城派享名最久,它的代表人物方苞、刘大櫆、姚鼐都是桐城人。方苞,号望溪,康熙时进士,一度受戴名世文字狱牵连。乾隆间任礼部侍郎。著《望溪先生文集》,继承明代“唐宋派”古文传统,师法唐宋八大家,提倡“义法”,即中心思想和形式技巧的统一。崇尚理学,以卫道自任,所以桐城派的追求目标是“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望溪文集·王兆符序》),使散文成为通经明道的工具。刘大櫆著《海峰诗文集》,学术宗庄子,不像方苞那样讲求文章的义理,侧重于追求作文方法,强调“神、气、音节”的运用。姚鼐,字姬传,撰《惜抱轩全集》,编辑《古文辞类纂》。姚氏认为应像对待父师那样对待程朱,以此继承方苞的义理。他对作文提出“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的标准,将桐城派的文学理论进一步系统化。他本人的文章从容雅淡,但气势不振,以《登泰山记》为名篇。桐城派至清末仍有曾国藩、吴汝纶等继承,影响深远。
  与早期桐城派并存的另一个古文流派是阳湖派,代表人物是前述常州词派的恽敬、张惠言。恽敬初学桐城派,不能满意,认为古文不应只学到唐宋,而要上推秦汉,知识要广博,见识要高明,接触社会实际,不以理学为根基。所以,他的作品,思想开扩,文字简洁严谨,自成一家。
(三)戏曲
  明代戏曲继承宋元南戏而演为传奇。宋元杂剧与南戏原来也都称为“传奇”。明代传奇成为专用的名称。源于南戏,剧本不限出数,唱曲不限演员,往往一剧长达数十出,以适应演出的需要。戏曲声腔中新腔不断出现,其中海盐、弋阳、余姚、昆山合称为四大声腔。海盐腔,产生于南宋浙江海盐县,流行于嘉兴、湖、温、台等,是明初主要声腔之一,嘉靖后衰落。余姚腔,发源于浙江余姚,流行到苏南、皖南。弋阳腔,又称高腔,出现于江西弋阳,流行地区较广,产生一些支派,如乐平、徽州诸腔。昆山腔,即清代所称昆曲,发源于江苏昆山,明代传奇几乎全用昆腔演唱。明清之际,弋阳腔进入北京,受京话影响,音乐上有所变化,形成京腔,又称北弋,是清代四大声腔之一。另三大腔是南昆、东柳、西梆。梆腔是因用硬木梆子击节按拍而得名,它又按地域分成秦、晋、冀、鲁、豫等梆子。东柳指柳子戏(弦子腔),流传在河南、山东。明代传奇作品多达一千种左右,知名的传奇作家约有二百人。明清两代形成我国戏曲史上的鼎盛时期。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明初至嘉靖,由宋元南戏演变而来的传奇正式形成,各种声腔相继出现,在创作内容上分为两类。一类是宣扬纲常伦理,流于说教,缺少艺术活力。另一类是以反映民间生活,反对礼教为内容。在舞台上所以长期流传。第二阶段自明嘉靖末年到清乾隆初年。北曲杂剧从舞台上逐步消失,经过革新的昆腔流行于戏剧舞台,弋阳腔也由地方声调而普及于大江南北。昆、弋两腔竞争激烈,昆腔处于支配地位,传播于社会上层和文士之间,戈阳腔则在民间求发展。戏曲理论的研究受到重视,出现了临川和吴江两大派别。乾隆、嘉庆时朗是第三阶段。戏曲区分为雅部与花部,雅部是昆腔,花部是昆腔以外的地方戏曲。雅部有文人的参与,在社会上层流传。花部则传布于民间。
  下面介绍发展阶段的概况。
  明大学士丘濬(一四二一———四九五年)作《伍伦全备记》传奇,宣扬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伦,剧中多引儒学语录。理学家称赞它变淫词为正曲,一时效尤者颇不乏人。这种倾向,自然影响戏剧的发展。嘉靖时,戏剧家徐渭,曾对它提出了批评。
  徐渭(一五二一——一五九三),字文长,号青藤,浙江山阴(今绍兴)人,著作《青藤书屋文集》,所作《南词叙录》,是我国第一部研究南戏的著作,所作杂剧有《渔阳弄》、《雌木兰》、《女状元》、《翠乡梦》,合称《四声猿》,分别叙写弥衡击鼓骂曹,花木兰从军,女子扮男装中状元等轶事。传奇兴起后,杂剧逐渐衰落。徐渭的剧作品可视为明代杂剧的代表。
  嘉靖以前,昆腔是一种清唱曲,经过魏良辅、梁辰鱼改制,才有了较大的发展。魏氏,南昌人,长期居住太仓,得到北曲演唱者张野塘、曲师过云适等帮助,吸收海盐腔、弋阳腔、金元北曲、江南民间小曲等艺术成分,创造出细腻轻柔的腔调,称作“水磨腔”,也还是只适于清唱。梁辰鱼,昆山人,约在隆庆末年,根据水磨腔的音律、腔调写出《浣纱记》传奇,在舞台上用昆山腔演出,从此昆山腔正式撒上舞台,很快得到传播。张凤翼撰《红拂记》,写李靖与红拂故事,又作《虎符记》,写平原君救赵故事。梅鼎祚著《玉合记》,演说唐代诗人韩翊与妻柳氏悲欢离合的故事。鄞县人、寄居松江青浦的屠隆作《彩毫记》,记李白故事,写高力士脱靴,杨贵妃捧砚,李白醉写《清平调》,流传远近。
  同时期,《鸣凤记》传奇问世,相传是王世贞或其门人所作。铺写杨继盛、邹应龙、夏言等官员与严嵩等奸臣恶吏的斗争,杨继盛及其妻死事,邹应龙奏倒严嵩。这是演说当朝实事的时事戏,震动一时。传奇前半部以生旦(杨氏夫妇)为主,后半部全是生角与净末丑角,突破了专以生旦为主角的单一格局。
  《牡丹亭》的问世,是戏曲史上划时代的成就。作者汤显祖(一五五○——一六一六年),江西临川人,进士出身,曾任遂昌县令。《牡丹亭》之外,还作有《紫钗记》、《南柯梦》、《邯郸梦》,四部传奇都有梦的情节,合称“临川四梦”。汤氏居室署玉茗堂,故又称“玉茗堂四梦”。《紫钗记》、《南柯梦》、《邯郸梦》分别根据唐人小说《霍小玉传》、《南柯太守传》、《枕中记》改编,情节变动很多。《牡丹亭》,又名《还魂记》,参考明代话本《杜丽娘慕色还魂》,描写太守之女杜丽娘与书生柳梦梅的恋爱故事。对伦常礼教的害人,给予严厉的抨击。这显然受到当时思想界反理学思潮的影响。但作者通过文学创造,人物形象典型逼真,故事悲欢离合,起伏跌宕,给人以极深刻的感受。曲文也委婉动人,绚丽多彩。问世后,一时家传户诵,引起强烈的反响。《牡丹亭》成为公认的杰作,推动了戏剧创作的发展。
  汤显祖的同时人沈璟(一五五四——一六一一),曾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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