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五至十册)-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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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以表示对儒学轻耕辛弃疾《稼轩长短句》元刊本书影稼的异议。又作《赋稼轩》词说明此意，自比“小人请学樊须稼”，辛辣地讽刺孔丘“去卫灵公，遭桓司马，东西南北之人也。长沮桀溺耦而耕，丘何为是栖栖者。”友人奉和的词也说：“稼轩聊尔名斋，笑学请，樊迟心未开。”淳熙十五年（一一八八年）正月，陈亮到上饶访辛弃疾，留住十日，谈论时事。最后又同游鹅湖（山名。山麓有鹅湖寺），约朱熹在铅山县紫溪相会。朱熹到期不来。陈、辛却谈得极相合。陈亮走后，辛弃疾又作词寄去，慨叹“剩水残山无态度”，把陈亮比作诸葛亮，“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寄予殷切的期望。陈亮得遇知己，也极兴奋，和同对宋、金分裂，无限感慨：“二十五弦多少恨，算世间那有平分月”，并说“只使君从来与我，话头多合”。陈亮、辛弃疾都坚持抗战反金，在政治上思想上确是完全一致了。罢官家居的辛弃疾兴奋非常，“夜半狂歌悲风起，听铮铮（音争zhēng）阵马檐间铁”。他仿佛已经率领兵马，走上战场，杀到塞外，又作壮词一首寄给陈亮：“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音蔗zhè），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陈亮、辛弃疾这样高涨的抗战情绪，并不只是他们两人的，而是反映了进步的社会力量的共同愿望，也是反映了广大群众的强烈要求。
　　但是，这时朝廷上反战主和的妥协、保守势力，却正在积极活动，向抗战派展开攻击。一一八七年，周必大任右相，留正参知政事。周、留都是朝廷上反战官员的代表。在周必大支持下，左补阙薛叔似等上书攻击王淮。一一八八年五月，王淮被排挤罢相，次年病死。周必大又向孝宗推荐朱熹。这年六月，朱熹到临安人奏。有人对他说：“你的正心诚意之论，皇帝最讨厌听，不要再讲了。”朱熹说：“我一辈子的学问，就是这四个字。不讲这个怎么行！”孝宗见朱熹，说：“十多年没见你，你也老了。应当给你个清要的官做，不要再去管州县。”孝宗任命朱熹作兵部郎官。几天之后，兵部侍郎林栗出来反对，说：“朱熹本无学术，只是偷窃程颐、张载的绪余，谓之道学，私自推尊。带领学生数十人，学作春秋战国时（儒者）的姿态，孔孟到处游荡的风气。现在只听他虚名，就叫他人奏。任命之后，几天不来，是心怀不满。朱熹既被任为兵部郎官，我就可以管他。请将朱熹停罢。”周必大、薛叔似等纷纷上疏说朱熹未到任，是因为这几天有脚病。太常博士叶适上书激烈地攻击林栗，说：“考栗劾熹之辞，……无一实者。至于其中‘谓之道学’一语，则无实最甚。”又说：往日王淮就是用这个办法“阴废正人”，林粟又袭用郑丙、陈贾之说，“以道学为大罪”，“良善受祸，何所不有！”侍御史胡晋臣也弹劾林栗“喜同恶异”，“无事而指学者为党”。林栗被罢宫，出知泉州。朱熹也免官出朝。
　　这年十一月，孝宗再召朱熹入见。朱熹辞不赴朝，写了长达万余言的奏书，再次申述“正心诚意”之论，说天下之事千变万化，无一不本于“人主之心”。陛下之心不正，所以“所用者皆庸缪�骨芍�人”。朱熹向孝宗提出六项“急务”。一是“辅翼太子”，设置师傅宾客之官，把“古先圣王正心修身平治天下之要”向太子传告。二是“选任大臣”。他指责孝宗出于私心，不用“刚明公正之人”，朝廷大臣“至庸极陋”。三、四是“振萧纪纲”、“变化风俗”。朱熹提出：十多年来，以此二字（道学）“禁锢天下之贤人君子”，如同北宋时排诋“元祐学术”一样，这岂是“治世之事”！又说：外面传言，以伏节死义之士为无用。纲纪日坏，一旦有事，所用之人就会交臂降叛。五、六两项是“爱养民力”、“修明军政”，指责虞允文为相时取户部羡余作为备战的军费，说这些钱并没有能换来金人的首级，反而使经费更加缺乏。朱熹还说，孝宗任用的宰相都是徇私情，将帅都是走私人的门路，其实是“庸夫走卒”，要靠他们修明军政，岂不误事！
　　朱熹进而在奏书中说：现在士大夫之论和我不同的，都是似是而非。奋厉有为的人说“祖宗之积愤不可以不掳，中原之故疆不可以不复”，臣以为这都不对。现在区区东南还有不少事可虑，哪里还有什么“恢复”可图？真有志于恢复，不在于“抚剑抵掌”，而在于陛下“正心克己”。朱熹又说：陛下把“儒者之道”斥为“常谈死法”，而采取“管（仲）、商（鞅）功利之说”，希望富国强兵，或有近效。这个学说已经行了几年，近效也并未见到。他最后说：圣贤所传的道理，常谈之中自有妙理，死法之中自有活法。陛下考察四种学说（佛、老、管商、孔孟）的异同而加以辨明，就会了解我所说的都是古先圣贤之说，天经地义自然之理。
　　朱熹在这个奏书中，已明确提出反对出兵恢复。在他的私下谈话中，说得更加清楚。他说：“今朝廷之议，不是战，便是和。”“不知古人不战不和之间，也有个且硬相守底道理”，“说恢复底，都是乱说”。又说：“端人正士”以复仇为非，和议为是。“乘时喜功名、轻薄巧言之士，则欲复仇”。指责虞允文等“其实无能”，甚至认为“言规恢于绍兴之间者为正，言规恢于乾道以后者为邪”。朱熹这些言论，作为他的奏书的注脚，清楚地说明他一面主张忠君死节，反对投降，一面又主张不战不和，倡言主守，对主战者多加攻讦。
　　和朱熹相反，陈亮在一一八八年春，亲自到建康，察看地理形势，再次给朝廷上书，提出：“江南不必忧，和议不必守，虏人（指金朝）不足畏，书生之论不足凭。”请依孝宗“即位之初志”，“为经理建康之计，以震动天下”，和金朝决绝。朝廷上妥协、保守派官员大加嘲笑，说陈亮“狂怪”，不予理睬。
　　一一八七年十月，宋高宗当了二十多年太上皇以后病死。孝宗服丧。太子惇参预政事。一一八九年二月，孝宗退位作太上皇，传位给光宗。周必大、留正任左、右丞相，王蔺参知政事。
三、妥协派打击抗战派
　　光宗赵惇即位时已经四十多岁。即位前，名义上作过临安府尹，实际是长期生长深宫，不达世务。一一八八年参预政务时，他的老师尤袤（音茂mào）对他说：“大权所在，天下所争趋，非常可怕。愿殿下事无大小，都要取上旨而后行，付众议而后定。”光宗即位后，宫内被皇后（李后）所左右，朝政被反战主和的官员所操纵。
　　光宗即位后不久，御史刘光祖上书，系统地提出了尊奉道学的主张。他从北宋讲起，说“本朝士大夫，学术最为近古”，“不幸而坏于熙（熙宁）丰（元丰）之邪说，疏弃正士（指司马光等），招徕小人（指王安石等）”，“绍圣、元符之际，群凶得志，绝灭纲常”。孝宗朝反道学的论争是“因恶道学，力去朋党，因去朋党，乃罪忠谏。夫以忠谏为罪，其去绍圣几何？”刘光祖从道学立场出发，提出南宋和北宋之间思想论争的联系，他建议消除“道学之议”，“定是非，别邪正”，即坚决地尊奉道学。
　　朱熹在光宗即位的一年，写出了他的《大学》《中庸》章句（注解）。同年，被任命知漳州。朱熹到任后，把古代的丧葬、嫁娶的礼仪，教给当地子弟。又奏请在漳、泉、汀三州“正经界”（核实田亩），画图造帐。但他自己在漳州却无法实行，只好辞官。一一九四年，又知潭州。
　　光宗即位后不久，留正即支持谏官弹劾周必大罢相。次年，留正升任左相，独专相位。留正执政时，孝宗朝一些主战的重要人物，相继受到打击。一一九○年，陈亮再次被诬陷入狱。御史台的官员指使酷吏严讯，送大理寺治罪。一一九二年得友人援救，才被释放。陈贾在清江作地方宫，光宗即位，将入朝奏事。御史林大中劾奏陈贾曾随同王淮制造道学的罪名，“阴谋废弃正人（指朱熹等）”，倘许入奏，必再留朝，“好人”就都要辞去，不利于稳定国家。陈贾因此不能入朝。辛弃疾在一一九二年，曾任福建提刑，到临安见光宗，面奏荆襄上流是东南重地，应加强防御，作抗战的准备。一一九三年，辛弃疾回福建任安抚使、福州知州，在当地设“备安库”，丰年收购粮米，备军队需粮时出售，以为可以“有备无患”，积钱至五十万贯。辛弃疾又严格以法治下，“官吏惴栗”。亲自检覈长溪县狱囚，辨释五十余人，只留十余人。辛弃疾整顿吏治，理财备战，不到一年便遭到朝中谏官费艾等人的攻击，以“残酷贪饕（贪吃。饕音涛tāo）”的罪名被罢免，回上饶家居。
　　四川一带，一直由抗战派将领吴玠、吴璨等驻守。吴璨临死时，不谈家事，只留遗嘱，请朝廷不要放弃四川。一一九二年，留正利用宋朝防范大将专权的“祖宗旧法”，说“西边三将，只有吴氏世袭兵权，号为吴家军，不知有朝廷”，派户部侍郎丘崈（同崇）为四川安抚制置使。丘崈到四川后，一再上书攻击利州安抚使吴挺（吴璘子）。次年，吴挺死。丘崈不准挺子吴曦回四川奔丧，命知和州。又规定吴氏后人不得再领兵。抗战派在四川掌握的兵权，也被剥夺了。
　　光宗、李后与太上皇孝宗之间，日益不和。一一九一年，李后请立嘉王扩为皇太子，孝宗不许。此后，光宗长期不去朝见孝宗问安。朝臣多上书进谏，光宗很是厌听。一一九三年五月，考试进士。一个策问卷说，重要在于施行寿皇（孝宗）的政事机要，而不在于一月四朝。光宗把此卷定为进士第一（状元）。揭卷后，作者原来是陈亮。陈亮及第，被任为建康府判官。在赴任的途中，一天晚上突然死去。陈亮一生力主抗战，在即将可以有为的年月，却消逝了。
　　一一九四年六月，六十八岁的孝宗病死。孝宗死前，光宗不去探视，死后也不去尸前服丧。孝宗葬礼无法进行，朝中骚动。丞相留正、知枢密院事赵汝愚、参知政事陈騃（音ái）、尚书左选郎官叶适建议立太子。赵汝愚（宗室）和知�拭攀潞珌腚校ê�琦曾孙，宁宗韩后叔祖。侂音托tuō）请太皇太后（孝宗母）懿旨，光宗退位作太上皇，光宗子赵扩（宁宗）即皇帝位执丧礼。宁宗即位，以赵汝愚和韩侂胄为代表的两派官员，又展开了争论。
（三）宁宗、韩侂胄禁道学和北伐战争
　　赵汝愚是宋朝的皇族。孝宗朝中状元，曾任太子侍讲，为光宗讲授儒学。后来，出任福建军帅，镇压农民起义。他是朱熹道学的有力支持者。宁宗即位，赵汝愚任枢密使，又任右相，自称要学习司马光。赵汝愚执政的第一件事，就是荐用朱熹做焕章阁待制兼侍讲，为宁宗讲道学。朱熹在潭州得到诏命，当天就启程上路。到临安后，和赵汝愚结纳，协力排挤拥立宁宗的韩侂胄。朱熹多次向赵汝愚献策，对韩侂胄多给些钱“厚赏酬其劳”，而不要让他参预朝政。
　　韩侂胄任枢密院都承旨，传达诏令，得到宁宗和韩后的信任，又得到朝中抗金主战的官员的支持，其中的有力人物是参知政事京镗（音汤tang）。京镗在高宗死时出使金朝，曾叱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