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合集-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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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入值请脉，内务府大臣继禄，嘱到内务公所云：“两江总督端方在江南考医，以报纸刊皇上脉案为题，取中二十四本，派员进呈御览，如赏识何人之奏，即派何人入京请脉，皇太后一笑置之。”予等见其所取之卷，有调当补肾水者，用六味地黄丸；有谓当补命火者，用金匮肾气丸；有谓宜补脾胃者，用归芍六君之类；有谓当气血双补者，用八珍之类；有谓当阴阳并补者，用十全大补之类，皆意揣之辞也。
号称满官“开明派”的端方真会裹乱，竟在皇上病入膏肓之际提倡“医疗民主”，引来各地儒医、郎中们的“百家争鸣”，纷纷献计献策。这些隔靴搔痒之举，只落得慈禧“一笑置之”；亦曾有人上书指摘用药不当，已入内廷供奉的新御医们，当然也不会买这些同行冤家的帐。
三 医龙治国，气数两终
依靠人人不敢负责的体制，即便延长了医疗周期也是徒劳。头班两医官请脉两月，药石罔效。转眼到了太后“万寿”前夕，内务府大臣奎峻向杜钟骏透露：“一日皇上在殿泣曰，‘万寿在即，不能行礼奈何？’六军机同泣。头班张、施两位之药，毫无效验，君等在此，我未尝不想一言，俾君等请脉。然君子爱人以德，转不如不诊为妙。”
11月10日（夏历十月十七日）夜，杜钟骏忽被急急传召入宫请脉，告以“皇上病重”。他赶到瀛台涵元殿，只见光绪气促口臭，带哭声而言曰：“头班之药，服了无效，问他又无决断之语，你有何法救我？”杜大夫诊脉之后，知道病人行将不起，脉案中有“实实虚虚，恐有猝脱”之语。此时周景焘等已先后请脉，焉有不知大限将至之理，但未敢明说，皆以“棘手”等语搪塞。杜钟骏一语道破，立即引起内务府大臣继禄的恐慌：
继大臣曰：“你此案如何这样写法，不怕皇上骇怕么？”予曰；“此病不出四日，必出危险，予此来未能尽技，为皇上愈病，已属惭愧，到了病坏，尚看不出，何以自解？公等不令写，原无不可，但此后变出非常，予不负责，不能不预言。”奎大臣曰：“渠言有理，我辈亦担当不起，最好回明军机，两不负责。”当即带见六军机，六军机者：醇邸、庆邸、长白世公、南皮张公、定兴鹿公、项城袁公（按：即载沣、奕劻、世续、张之洞、鹿传霖、袁世凯）。醇邸在前，予即趋前言回：“皇上之脉疾数，毫无胃气，实实虚虚，恐有内变外脱之变，不出四日，必有危险。医案如此写法，内务三位恐皇上骇怕，嘱勿写，然关系太重，担当不来，请王爷示。”醇邸顾张中堂而言回：“我等知道就是，不必写。”即遵照而退。
在作出“两不负责”的处置之后，光绪病情大渐，“喘息不定，其脉益疾劲而细，毫无转机”，逐渐进入弥留状态。朝廷连发两道上谕：“醇亲王载沣授为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著在宫内教养，并在上书房读书。” ＇３＇“著各省将军、督抚，遴选精通医学之人，无论有无官职，迅速保送来京，听候传诊。如能奏效，当予以不次之赏，其原保之将军、督抚，并一体加恩。”＇４＇
大约由于丸药不如汤药容易识别成分，明清两代又都发生过君主因服丹药而殒身的故事（万历死于“红丸”，雍正的死因也与“炉火修炼”有关），因此“皇上病笃之际，皇太后有谕曰，皇上病重，不许以丸药私进；如有进者，设有变动，惟进药之人是问。”后来慈禧弥留时，医官施焕欲用乌梅丸，“内务诸公不明丸内何药，不敢专主。请示军机，索阅乌梅丸方药，见大辛大苦，不敢进，遂置之。”
光绪驾崩的前夜，六位医官均被促起，“但闻宫内电话传出，预备宾天仪式。疑为已经驾崩。宫门之外，文武自军机以次，守卫森严。次早六钟，宫门开，仍在军机处伺候，寂无消息。”候至中午，方被传请脉，杜钟骏记载了光绪的最后时刻：
于是予与周景焘、施焕、吕用宾四人同入，于在前先入，皇上卧御床上。其床如民间之床，无外罩，有搭板，铺毯于上，皇上瞑目，予方以手按脉，瞿然惊寤，口目鼻忽然俱动，盖肝风为之也。予甚恐，虑其一厥而绝，即退出，周、施、吕次第脉毕，同回至军机处，予对内务三公曰：“今晚必不能过，可无须开方。”内务三公曰：“总须开方，无论如何写法均可。”于是书“危在眉睫，拟生脉散”。药未进，至申刻而龙驭上宾矣。
11月14日（夏历十月廿一日）光绪驾崩后，“皇太后有谕，到皇上处素服，到皇太后处吉服。次晨召施、吕二君（施焕、吕用宾）请脉，约二小时之久，施、吕下来，而皇太后驾驭西归矣。”据说慈禧曾发过“我不能先尔死”的毒誓，如今她笑到了最后。这对母子君臣的一世恩仇，就此永远了断。三年后，大清朝二百六十八年的帝祚龙脉，也被辛亥革命斩绝。
征召地方名医进京请脉，不能不说是对太医院垄断地位的一点突破。但名医入宫成为御医之后，不仅受内廷体制的制约，还有太后、大臣、同僚乃至光绪本人的牵制干预，最终无所作为，眼睁睁看着三十八岁的“万岁爷”盛年崩逝。三天后，地方举荐的名医们被降级留任，太医们则革职戴罪效力。
《德宗请脉记》由小见大，从医家的视角昭示后人：帝王之家富有天下，医疗条件全国第一，但如果死守体制不变，人人不敢负责，再高明的医术也救不了真龙天子。
医道亦如国道：因循苟且，敷衍塞责，瞻前顾后，弊病交摧；病入膏肓时才想起改良，名医束手时还不许说出真相。封建王朝的体制“向来如此”，光绪焉得不死，大清焉能不亡？
“生于末世运偏消”，作为历史上最后一位主张政治改革的君主，光绪饮恨而终的命运令人扼腕；对于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而言，政治改革的历史机遇早在十年前就已错失，覆灭是无法挽回的。晚清的历史是一面镜子，光绪的命运，就是大清的国运。 27、历史上的武训其人（作者：秦大路）
清朝光绪年间的一天，山东堂邑县的一个大户人家的门口来了一位衣衫褴褛、形貌丑陋的年轻乞丐。这个乞丐时而唱着乞讨的段子，时而装扮成猪狗的模样，时而又学驴叫。由于表演技艺不怎么娴熟，引得众人一阵阵哄笑。而他丝毫不以为意，用沙哑的嗓子唱道：“我乞讨，我积钱，修个义学为贫寒。”旁观众人中有识得此丐的，纷纷摇头，“乞丐还想兴修义学，这不是痴人说梦么？”
这不是武侠小说里的情节，这个乞丐也不是洪七公这样的世外高人。他的名字叫武训，他是当时中国社会最底层的一个普普通通的乞丐。然而这个平凡的乞丐，却以一番最不平凡的作为，名垂青史而为后人称扬。在中国历史上，以乞丐身份载入正史的，大概只有武训先生了。武训的事迹对中国近代的文化界和教育界影响甚巨。而在他死后五十多年后，因他而起的那一场狂卷中国知识界的暴风骤雨，更会令人感叹历史风云的诡谲无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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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训是清末堂邑县武庄（今属冠县）人，生于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武训原本没有正式名字，他和鲁迅笔下的阿Q一样，都是那种“穷得连名字都没有”的贫民。因在家族同辈兄弟中排行第七，故名武七。武训这个名字实际上是个赐名，在他老年时，朝廷为嘉奖他的兴学义举而给他取名为“训”，以示朝廷对他创办义学来训导贫苦学生的支持和鼓励。
武七自小家境贫苦，7岁丧父，随母亲乞讨为生。每次随母亲路过学堂的时候，幼小的武七都要驻足良久，他总是为里面的朗朗读书声深深吸引。然而在当时，就武七的家庭条件，上学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而已。
14岁后，武七多次到大户人家当佣工，经常受到欺侮。辛辛苦苦干完三年，到了领工钱的时候，大户人家伪造了一本假帐，欺武七不识字，谎称所有工钱早已支度完毕。武七据理争辩，却被诬为“讹赖”，并遭到家丁的毒打。气得他口吐白沫，大病一场，在破庙里一连三天不食不语。思量之余，武七方悟以往受尽欺辱，皆因吃了不识字的亏。他又想，周围象他这样的穷人还有很多，如果不念书，穷人永远没有出路。于是他萌发了兴办义学的念头。
穷且益坚，不堕青云之志。一旦建立了自己的目标，武七便以贯穿其一生的苦行和执着来实现这个目标。自古以来，学堂除了官办，就是民间殷实人家集资兴办。以赤贫之身而兴义学之举，旷古未闻，其难度可想而知。一个乞丐，不图名，不为利，抱有这样的大志，固然值得佩服，然而，这个志向对他来说是不是过于“远大”？可以实现么？
咸丰九年（1859），21岁的武七开始着手实施他的“伟大”计划，到各地去行乞集资。他头发脏乱，面目污黑，烂衣遮体，但却很快乐，一边走一边唱着自己编的歌谣，四处乞讨，“边乞边佣”。几年下来，这个苦并快乐着的乞丐，足迹所至，遍及山东、河北、河南、江苏等地。
每次讨得较好得衣物和饭食，他就设法卖掉换钱。而自己则象一个苦行僧一样，只吃最粗劣的食物，边吃还边唱：“吃杂物，能当饭，省钱修个义学院。”。他有时还象个江湖杂耍艺人一样表演锥刺身、刀破头、扛大鼎等节目，甚至吃毛虫蛇蝎、吞石头瓦砾，以取赏钱。他还将自己的辫子剪掉，只在额角上留一小辫，装扮成戏里的小丑模样，以获得别人的施舍。
武七白天乞讨，晚上纺线绩麻，边做活边唱：“拾线头，缠线蛋，一心修个义学院；缠线蛋，接线头，修个义学不犯愁。”在农忙时还经常给富人打短工，并随时编出各种歌谣唱给众人听。另外，他还为人做媒红，当信史，以获谢礼和佣钱。
经过多年的辛劳，武七终于积少成多，存了一笔数目可观的钱。由于他居无定所，钱款无处存放，就打算找一富户人家来存放。他打听到本县有一位举人杨树坊，为人正直，名声很好。武七觉得这个人值得信赖，于是跑到杨府求见。由于他是乞丐，主人拒而不见，他便在大门口一跪就是两天，最后终于感动了杨举人。武七把乞讨积钱、兴义学之事原原本本叙述一遍，杨举人大为感叹。杨举人不但答应帮他存钱，并且表示要助他办学。
随着款项的增多，武七开始典买田地，备作学田。同时他以三分息给他人放贷，以获得更多的资金。在他49岁时，武七已置田230亩，积资3800余吊。这在当时已经是相当的财力了，可是他依然没有放弃自己的乞丐身份而选择享受，他继续过着赤贫的生活。这时他觉得时机已经来临，决定创建义学，于是他向杨举人提出建义学之事，杨举人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武七应先娶妻生子，武七唱道：“不娶妻，不生子，修个义学才无私。”
光绪十四年（1888），武七花钱4000余吊，在堂邑县柳林镇东门外建起第一所义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