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海忆旧(红色乐队的回忆)-第1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孟买、新加坡和香港停留。
米沙在船上得了百日咳，他不能跟别的孩子一块儿玩耍。我必须在他身上花费
许多精力，照料我那瘦小的孩子。恩斯特心上总是挂牵着米沙，他待米沙既耐心又
友好，他觉得我是一个好母亲。
当时在苏联已经下雪了，在船上我却身穿无袖白色连衣裙跳来跳去，还与恩斯
特在甲板上的帆布浴池里游泳。漫长的乘船旅行，暖洋洋的白天，晴朗的夜晚，太
阳和星空都创造了一种令人不忍离去的气氛。恩斯特和我有许多时间互相熟悉，互
相讲述自己的经历。我26岁，恩斯特27岁。当我们傍晚在黑暗中伏在船舷的栏杆上
观看水面，或悄悄低语，或长时间沉默的时候，我心里拿不定主意，我是否还想保
持纯粹“同志式的关系”，恩斯特也感觉到了这一点。我知道他对这种事情反正并
不在意。但是我不想顺水推舟，把自己捆绑在一次梦幻般的旅程中，未来的日常生
活也许完全是另外一副样子。假如我们互相之间并不喜欢，就很难有分手的机会，
最好是我们目前谁都不特别喜欢谁。
在旅途中有些事情也会成为我们之间的障碍。当我拒绝乘坐一等舱旅行时，我
认为我做的是对的。后来我也总是这样做的，一个德国工人，以自己共产党员的勇
气和忠诚选择了情报员的生活，怎么可以突然闯进这样的环境里去呢？每一个一等
舱的旅客，当他走进来时就应该明白，这里有什么东西是不对头的。同样道理，最
好是在外国就过俭朴生活，然后再学着出入资产阶级圈子。我也反对结合作的同伴
许多钱。有时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尽管少见，到目前为止一个同志过着俭朴的生
活，或者可能生活在贫困的边缘上，却经不住过富裕生活的诱惑，甚至开始喝酒，
搞些风流艳遇，变得娇惯起来，或者堕落下去。
恩斯特仿佛并不喝酒，如果他是这样的人，我会拒绝他做我的上司。
后来他在奉天的公开身份是金属与打字机公司的代理人。他是怎样取得这种联
系的，我已经不记得了。他在旅途中扮做一个“带着少量财产的商人”。恩斯特说
一口带有语法错误的德语，他的趣味是低俗的，他的举止也不符合一个商人的风度。
有时他把一只未拍完的烟卷夹在耳朵后面，准备以后再接着抽。我试探着跟他谈谈
这种习惯，但是每当字斟句酌地说起这件事时，他总是对我表示反感，变得好斗，
说我骄傲自大或者小市民气，要么称我是个知识分子。
有一次他拿一张准备寄给他母亲的明信片给我看，这是城堡的彩色照片，屋顶
上有尖尖的小塔、城垛和落日。
我没说话，他感觉到我的犹豫不决，便问道：“你是不是觉得不漂亮？”
我不想撒谎。“我觉得不自然，有点俗气。”
“是这样，我不过是个工人，这种事情我一点都不懂。”
恩斯特一定知道，我把他看作一个比我自己坚强得多的人物。我很尊重他的热
情和作为共产党人的感情世界。我赞赏他的勤奋，他那巨大的意志力和他那丰富的
经验；他长期担任过秘密信使，如今又在苏联接受了第二次训练。其他的事情，比
如说一种良好的举止，在我看来并不是价值判断，这对于公开活动简直可以说是必
要的。服从他作为上司的权威，对于我来说是毫无异议的，因为在我的心目中他是
有这种权威的。尽管我不想惹是生非，但是涉及到书籍、绘画和人，我还是要讲出
自己的看法。可他似乎对我所掌握的一切都不以为然，比如我所受过的教育、我的
流畅的英语、我与人打交道时的稳重自信。
我们于1934年4月的第一周到达上海，旅途花费了三周的时间。
罗尔夫非常高兴地迎接我们。事先我没有机会告诉他，我们只是路过这里，到
达之后立即把这种情况告诉他，对于我来说并不容易。当我最终把实情告诉他时，
他显得十分沮丧，但他依然像往常一样平静，只是无论如何他也无法接受这是最后
的分手。罗尔夫具有一种特殊的韧性，人们很难设想在一个表面看来软弱的人身上
会有这样的品质。当我告诉他，我在奉天可能不是一个人生活时，他丝毫未责备或
者难为我，他接受了这个现实。他只是坚持不肯永远放弃米沙和我。
我发现罗尔夫心情十分沉重，因为他同样有要儿子的权利，若是他提出这样的
要求，应该得到满足。他现在已经不再是一个遇到危险可以退缩的同情分子，而是
一个共产党人，已经参加了工作，是日本在上海发动战争和德国法酉斯主义促使他
走到了这一步。正是因为这样，与他分手使我的心情更为复杂。
我们并未公开办理离婚，因为我出现在奉天需要一个可靠的公开身份。我访问
了上海的各家书店，成功地得到了一份工作，充当美国伊文斯驻上海书店的代理人。
我以书商价格购买了少量图书，拿到了图书目录并得到了我需要的最重要的东西：
我的驻满洲公司代理人的证明。潜在顾主应该是日本管理机构、医院、大学生和日
本企业界。我印了名片和信纸：满洲国 ＇注＇ 图书代理商，经营教育、医学、科学图
书。满洲国奉天P·O·30号信箱。至今我还保留着一张信纸。
有了这个“代理人头衔”，在我们必要的时候，我可以在满洲境内公开旅行。
格里沙大概是通过瓦尔特知道我到了上海，我们又见面了。我们认为我们这次
会晤是并不违背地下工作纪律的，因为我们的社交往来是众所周知的。这是一次热
烈的重逢，我向他谈了他哥哥的情况，我在莫斯科拜访过他。
离开上海之前，恩斯特和我购买了组装发报机的零件，估计在奉天是买不到这
些零件的，我们把它们装进箱子里。
在《左尔格博士东京来电》一书中，奥托·布劳恩说他从满洲到上海的旅途中
携带了2000美元现金，以便援救诺伦斯一吕格夫妇。他描绘了白俄和日本密探不断
地对旅客进行监视的情形。
恩斯特和我向着不同的方向驶去，我的米沙当然也跟着我一同走。在1800公里
长的旅途中我们时刻注视着自己的箱子。在满洲边境箱子被打开了，在我们的发报
机零件当中，除了较小的物件之外，有两只电子管，这种电子管当时有煤饼那么大。
边境上的这种检查已经成了我们生活当中经常遇到的事情，若不是奥托·布劳恩在
他的旅行记中提醒我，我根本不会提到携带零件的事，下面这段回忆也是在他的启
发下想起来的：
我们希望在奉天能够买到为组装整流器所必须的变压器，这种变压器是由坚硬
的铁构成的，是一个大约20厘米见方的又笨又重的大家伙。在奉天根本买不到我们
所需要的零件，恩斯特又踏上漫长的路程返回上海，到那里去采购变压器。天津近
得多，也许他到那里去过。但是隐藏变压器需要做充分准备工作，这只有在上海才
可靠。恩斯特需要罗尔夫的帮助，罗尔夫很愿意助他一臂之力。他们买了一把沉重
的安乐椅，运回我们上海的住宅里。恩斯特和罗尔夫小心翼翼地撬开底座的嵌板，
把变压器放在里面，用铁丝固定在弹簧上。罗尔夫和恩斯特二人都是细致认真，尽
职尽责的人。在最后的一瞬间，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又决定用结实的细绳把变压器再
固定一遍，然后把嵌板重新钉好，安乐椅寄到我的或者是恩斯特的地址。我记得是
寄到我这里，因为我让人从上海寄家具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安乐椅收到了，但捆绑
变压器的铁丝却断了，变压器虽然依旧固定在绳子上，但却沉下来把嵌板磨得薄薄
的，万一在运输途中再震动几次，它那锐利的棱角会穿透嵌板，变压器就要从里面
掉出来。对于那些驻扎在满洲的歇斯底里的日本密探来说，这足以招来对我们的怀
疑。一个有益的教训是，工作不仅是双倍的，而是要三倍的谨慎。
我们于1934年5月到达奉天，住进大和饭店。恩斯特弄来的莱因金属与打字机公
司介绍信，我从伊文斯书店弄来的信件，我们全都公开放在卧室里，以便减轻密探
们的工作。在饭店里我们从来不谈及我们的活动。
我们在奉天的任务，就是要配合满洲的特殊形势。中国最进步的势力，自从日
本入侵那天起，就下决心进行积极抵抗。在满洲的山区里，当然也在小城市和农村
里，出现了许多游击队小组，其中有工人、农民、大学生和士兵。许多游击队小组
都是由共产党领导的。满洲通过它的工业产生了一只强大的工人阶级。
游击队运动在中国并不是新鲜事物，早在6年以前，中国共产党第6次代表大会
就做出决定，建立游击队分队，他们后来成了中国红军的核心。参加党代表大会的
共产国际代表，对这个决议表示欢迎。在这之前，共产国际执行局，即共产国际的
最高领导机关，号召它领导下的各国共产党，采取一切可能的方式支持中国党。理
所当然的是，苏联最有力地参与了这种国际主义的援助，毫不奇怪的是，在日本人
占领的满洲从事活动的同志们可望得到苏联的援助，他们也的确得到了这种援助。
中国同志在苏联学习了开展游击队活动的方法，那些被选出来参加学习的人，感到
特别骄傲。
我们手头掌握着几个游击队员的别名和接头地点，他们要组建游击队小组，进
行训练开展活动。组建起来的游击队小组，在我那个时期尚未开展打击日本军队的
战斗，他们的活动仅限于运输领域、工业区和日本司令部所在地。
我们电台的任务是在游击队和苏联之间建立联系，转达游击队的问题和报告，
向他们传达苏联的建议；恩斯特像我一样，受的是同样的训练，凡是他不能亲自处
理的事情，都由我来做。
恩斯特和我与三个游击队领导人有联系。像许多具有重大影响的任务一样，我
们的任务也分解成细部的工作，与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可能取得微小的成功，也
可能遭到失败。遗憾的是，我们的工作一开始便遭到一次失败。
到达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利用那些已经约定的接头和寻找一处可用来安装电
台并使之运行起来的住宅。
自从离开莫斯科以来，每天晚上我都把接头地点和时间以及我的电台信号的格
式，在头脑里重复一遍。为了保护领导同志，因为他负有更多的责任，根据原则规
定由我去与游击队接头和操纵电台。尽管如此，恩斯特也很难逃脱被怀疑的阴影，
说不上会遇到什么风险。他是个勇敢的人，总是把更多的危险揽到自己身上。
我与一个住在哈尔滨的姓李的中国人的接头时间，是我们到达奉天之后的数日。
在经历了上海到奉天的漫长行程之后，我不想让米沙再一次经历两次六百公里的旅
途劳累。他得了一次百日咳之后特别虚弱，我想尽一切办法让他健康起来。恩斯特
答应照看米沙，我给他写了一张纸条，上面有许多指令，包括如何喂鱼肝油的小窍
门，但愿这些指令都能有用。
在我生平所看到的城市中，当时的哈尔滨是最为阴森可怖的城市。除了中国人
和日本人之外，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