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海忆旧(红色乐队的回忆)-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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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战争物资大部分都是通过瑞士运到意大利去。为了不造成错误印象，应该说瑞士
人民中的绝大部分是拒绝法西斯德国的，并且痛恨希特勒。
如果不发生令人担忧的事情，我是愿意做这样多工作的。我已经不记得，我是
怎样维持赫尔曼、伦、吉姆、我自己的家庭和奥罗的生活的。这中间从别的国家汇
款过来的一切可能都中断了。当中央通过我的发报机通知阿尔伯特有一位同事来访，
并为我们小组捎钱来的时候，我的心情变得十分轻松。他是3月份来的，给阿尔伯特
带来一台自己的发报机，但却未给我带来资金。我不记得我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
我在前边提到，1939年12月我们遭到一次打击，比缺钱还厉害。
一切都安排妥当之后，赫尔曼从我这里取走他自己的机器，并在弗里堡省“玫
瑰女”城堡的住宅里准备发电报的工作。我从未到他那里去过。大约一个月以后，
我们在苏黎世或者在伯尔尼见面。他交给我一些消息，让我转发给中央。从此以后
他用自己的发报机工作。
1939年12月第二次见面时，赫尔曼没来。替补会面他也未能遵守。我等待几周，
然后按照我们的约定，我从日内瓦的一个电话亭里给他的城堡打电话，一个陌生的
声音说，他已经不再住在那里。
赫尔曼于1939年12月11日被捕了。当时我并不知道，但我估计可能是被捕了，
于是我把自己的猜测汇报给中央。自然，中央了解赫尔曼在我家里与安全官员相遇
的事情。
我能为赫尔曼做什么呢？我找了一位律师。我与瑞士的党毫无联系，与个别的
同志也没有私交。这位律师我在上海时就认识，他曾经在那里援救过被捕的诺伦斯
一吕格同志。电话簿里有他的开业地址。我提醒他我们在中国见过面，幸运的是，
他居然认出了我，我把赫尔曼的事情告诉他，当然并未提到我们的服务单位或者苏
联。他答应去问个究竟，一段时间之后他证实赫尔曼的确是被捕了。他告诉我另外
一个律师，说他可以想办法援救赫尔曼。
后来，大家都知道赫尔曼被捕了，而他又是个德国人，盖世太保要求引渡他。
他被纳粹在一次叛国案审判中宣布判处死刑。瑞士官方并未遵循这个判决，因为他
们要以自己的方法起诉赫尔曼。
我必须考虑，他于1939年9月份到“鼹鼠岗”我家里来，官方是知道的。我暂时
停止了发报工作，但仍在继续教伦和吉姆。突然中断联系是毫无用处的。伦是我的
“未婚夫”，他和他的朋友多次到我家里来，是自然的事情。我自己很少去他们的
公寓。
没有人能去了解赫尔曼的处境。后来我得知，并未向他询问我的情况。也许是
我们的希望变成现实，这类案件通常是由地方审理的，而我们这个省在法律上是与
弗里堡省不相干的。当时曾经约我产咖啡馆，而今由于意外事故而死去的那个安全
官员，可能与官方的疏忽没有关系，赫尔曼认为就是由这个官员造成的。这其中一
定存在着什么原因。也许那个官员真的没有记住我的地址。除了认真细致之外，我
在执行任务的这些国家见过许多无能的安全官员，我根本没有必要花费脑筋去推测
这种事情。
赫尔曼最初经历了一段痛苦的日子。他未受到肉体上的虐待，但却遭受了某种
形式的折磨。他们让电灯一直亮着，审讯一直进行到赫尔曼精疲力竭，还用引渡威
胁他。他后来被判刑，只是因为他违背了护照法，而处罚也是轻微的。直到战争结
束，他一直被拘留，但享有某些自由，例如1941年夏天，那时我已不在瑞士，他见
到了伦，后来还与吉姆见过一面。这些会面都是那位我从未见过面的律师安排的。
在与伦会面时，赫尔曼事先得知，在到达日内瓦火车站以后他应注意一个仿佛
因为刮脸负了伤而面颊上贴着一块橡皮膏的年轻人。这位同志将在傍晚与他会面。
除此之外，伦还把中央的问题转告他，问他能否帮助那些从德国逃出来，如今关押
在瑞士的苏联军官。我相信，后来赫尔曼在组织苏联军官逃回家园的复杂工作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有趣的是吉姆在他的书里常常写到为赫尔曼弄钱的事情。赫尔曼曾经从伦
那里得到100美元，他在与吉姆会面时未得到过一分钱。据赫尔曼说，在那段时间里
他从别的渠道收到过3000美元。那些军官们在逃亡的路上需要衣物、钱和食品。战
争结束时，中央把这笔钱还了回来。
伦与赫尔曼于1941年夏天的会面，是关于德国同志的最后一条消息。
战争又延续了四年。我担心赫尔曼在健康方面能否经得住拘留。今天若要青年
一代明白，我们是怎样不仅献身于我们的事业，而且为它做出了什么样的牺牲，又
是怎样不假思索地做出这些牺牲的，是一件困难事情。赫尔曼经历的是什么样的生
活啊！在德国从事地下工作，受到叛国案审判的威胁，在西班牙进行武装斗争，在
苏联接受情报工作训练，在瑞士从事地下工作，我们一道工作的时候，赫尔曼已经
31岁了。难道他不想爱一个姑娘、结婚、生孩子？他放弃了这一切。他在瑞土的被
捕恰恰发生在他开始工作的时候，这对他是个沉重打击，不过，他在拘留期间仍然
做了许多工作。福特在他那本变节性的手册里居然叹息什么为赫尔曼筹措经费对他
来说是徒劳无益和白费精力！
1958年秋天，当伦和我在柏林接受“反法西斯战士奖章”时，我们带着我们的
彼得参加了授奖仪式，他当时已经15岁了。
突然在我身后有什么人唤了一声“索尼娅”，那是赫尔曼。
我们互相看着对方，我们拥抱，二人眼睛里都含着泪水。彼得从未见过我会这
样，站在一个角落里看着。我告诉他：“这位同志在我们的反法西斯斗争中被捕过。
他受了折磨，但他什么都未说。否则我现在也许不会坐在这里，根本不会有你。”
彼得两眼闪着亮光说：“他能跟我们一起回家吗？”
赫尔曼跟着来了，我又经历了第二个令人高兴的事情。他告诉我他结婚了，有
五个孩子。这是生活中多么美丽的日子啊！后来我们也结识了他的妻子，我们很喜
欢她。
1939年底我办理完离婚手续。在这之前我进行了长时间的咨询，配偶双方的国
家正在打仗，我要知道，这样两个人结婚都需要什么手续。这会招来许多麻烦。我
的德国护照早已过期，若是英国当局不承认这个护照，我就什么证件都没有了。英
国人允许跟没有证件的人结婚吗？当局若是承认我的旧护照，我作为一个德国公民
是不受欢迎的。英国人若是把我看成流亡者和受希特勒迫害的人，我同样是不受欢
迎的，因为有许多独身的流亡女人花掉她们的最后一分钱，以便通过假结婚到英国
去。
奥罗知道我要结婚的计划。她希望我由此而减少担忧。她与吉姆和伦相处得很
好，每当他们来访时，都给二人以最好的照料。她与米沙的关系越来越恶化，她始
终宠爱尼娜。
给父母的信：
1939年11月29日
……若是有谁说几句米沙的好话，奥罗立即会反驳，并开始讲尼娜的事情。维
尔纳告诉我，他问米沙：“妈妈好吗？”
米沙答：“妈妈很好。”
“奥罗呢？她健康吗？”
米沙答：“太健康了。”
这是很不容易理解的，在这样一个严峻的时代，在一个舍己为人的老年女人和
一个绝对不是顽皮或者难对付的小男孩之间产生这样的矛盾。我一再设法公正地对
待二人，并且开始为米沙担心，因为这种紧张关系会对孩子产生不良影响。
1940年2月，我终于办妥了结婚的一切证明材料。尽管这只是“纸面上的婚姻”，
我们还是愿意选择一个良辰吉日。我们选择了2月23日，即红军诞生的日子。
我们的结婚戒指简直像是纸做的，我们是在维维伊平价商店买的，一个马克一
只。谁若是喜欢罗曼蒂克，他会记起来，那里是我们第一次接头的地方。当被问到
证婚人是谁的时候，我丝毫没有准备，临时拉婚姻登记处的看门人和一个职员。中
午奥罗给我做了蛋糕。
英国驻日内瓦的领事馆接待了我，当我根据结婚证明材料填写英国护照时，他
们表现得颇不友好。两周以后，即1940年5月2日，我得到了这份珍贵的证件，其余
的德国流亡者好羡慕我。
伦搬到“鼹鼠岗”上来。他是一个体贴人微和照顾周到的配偶。这一场婚事对
于他来说肯定是一次重要经历，他成了这个家庭的一部分，感觉到温暖和关照，只
要奥罗和米沙不拌嘴，就能生活在一种欢乐而平静的气氛中。我们是通过工作和危
险联结在一起的同志。我们二人立即想到了人和书籍。我们每天都有意识地去经历
那美丽的风光。伦对孩子的理解，特别是对米沙，是值得钦佩的，即使孩子们现在
都长大了，他也从未改变过。
虽然我们在许多方面都是一致的，也仍然有困难。我当时并不了解伦是一个怎
样复杂的人，对待他的态度是错误的。我低估了他的敏感性，他那毫无根据的不信
任，我面对他那经常的情绪变化，面对那无法说清楚的沮丧情绪，我感到手足无措。
我对他那种面对在我看来无关紧要的小事情上表现出来的拘泥态度感到不耐烦，我
那些迅速的，常常是过分果断的决定，给他以专制的印象，这些都加强了他的精神
烦躁。
1940年春季，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都遭到法西斯军队铁蹄的
践踏。每一次可怕的打击，都令人感到，瑞土也将遭到同样打击的危险即将来临。
米沙的学校必须关门，家长们都把孩子领回家去。在库克斯没有另外一座学校。我
不愿意把九岁的孩子送走，于是我决定把他送到一家英国住宿学校去，这家学校坐
落在库克斯山下不远的格利翁。这是一家费用较贵的学校，但是经过测试，校长对
米沙的成绩感兴趣，他建议只收减价学费。我现在是英国女人，他认为孩子的教育
应该在英国继续下去。
米莉雅和维尔纳终于得到了他们的签证，他们是1940年春季离开瑞士的。我给
家里写的信中说：
最近几个月，像从前一样，我们成了好朋友，他们都这么可爱。这简直是个奇
迹，恰恰是这样的人住在这里。我们的关系没有笼罩任何阴影。 ＇注＇ 米莉雅的母亲最初留在蒙特吕斯，她尚未得到签证，我答应照顾她。她从波兰
来，17岁就嫁给一个犹太教经师，她恨这个人，后来离开了他。现在她是一个体弱
多病的老妇，十分担心自己的女儿和外孙。
米莉雅和维尔纳走前曾经满怀忧虑谈到我的未来。那时他们不知道我的工作，
他们也不理解，为什么我要留在瑞士，这是一个随时都可能被德国人占领的国家。
他们劝我们赶快去英国，因为我现在有这种可能性。难道我会认为这本护照能在纳
粹面前保护我吗？
我已经想不起来，我们在进行这样一种谈话时，奥罗是否在现场，要么就是她
自己产生了这种想法，以为我们要迁往英国，而她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