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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谍海忆旧(红色乐队的回忆)-第4章

小说: 谍海忆旧(红色乐队的回忆)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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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红色救援书》。你肯定会在华盛顿继续生活下去。大约每个月我都见到一次格
尔德·戴根哈德。
    1927年4月2日
    亲爱的于尔根哥哥,我在乌尔施坦 '注' 工作,你已经知道了。今天是第二天,
在杂志和宣传部档案室,考赫大街23号5层。
    我非常喜欢乌尔施坦企业支部等待我的新型党的工作。
    你来信说,你要出版一本给许多工人阅读的书。对于我来说,读一篇论文已经
是很难了,对于缺乏经济学知识的人来说,就更难了。一切都要说得简单些,句子
要短,你不能把自己的思想表达得太粗糙,但是借助简练的说明可以避免半懂不懂。
    为了深入说明一件事情,只需两三句话,若是用别的形象,用别的句子形式来
表达,反而会把它弄得更复杂。
    你用不着对我的吹毛求疵感到惊讶,首先,在你面前我只不过是个可怜的外行;
其次,我是第一个佩服你的人,我总是把你看成一个特殊的人,这是不消说的。
    1927年5月13日
    亲爱的哥哥,谢谢你寄来的生日礼物,我希望按照你的想法来用它:按照你的
想法,买一件游泳衣,因为你是个市侩,不赞成裸体游泳。星期六在体育馆参加
“红色救援”集会。补充我的信纸,免得错用了乌尔施坦的,尤其是在上班时间!
书籍、书籍、还是书籍……除了有事情的晚上之外,在政治方面我不感到负担沉重,
但是总有事情可做。14天之前,《红旗》 '注' 上发表了我一篇关于乌尔施坦的评论,
这张报纸在各入口处免费分发了1200份,产生了相当大影响。想不到后天就20岁了。
    致于尔根:
    1927年8月26日
    现在告诉你一件最近发生的最令人高兴的事情。爸爸提到过从阿图尔·霍利彻
尔 '注' 那里买的那批图书。我跟你说,棒极了,几乎所有的书都是施密德出版社的,
比如说《社会局外人》丛书。许多是费舍尔出版社的,大概有5卷本的瓦塞尔曼,大
概有5卷本的托马斯·曼,冯塔讷全集,10卷本。拉莉萨·莱斯纳的东西。萧伯纳、
尼普顿·辛克莱、高尔斯华绥。全套共产国际记录。许多《新观察》我还未来得及
整理。
    楼下图书馆堆得满满的。妈妈对买书当然很高兴,在她看来,花费这么一大笔
钱,我们要忍饥挨饿了。
    致于尔根:
    1927年9月
    昨天是第一次排练,准备于11月7日在采伦多夫庆祝苏俄10周年。这两个月与采
伦多夫人一块工作,将给我带来快乐。除此之外,我在柏林这里的企业支部工作。
    晚上无事时,我总是去湖边。我相信我是不留恋家庭生活的,但却留恋自然风
光。宁可天天在城里,在房屋的海洋里赶路,挤公共汽车,回家时行走在有电灯的
或者寂寞而昏暗的路上,但是,不管什么时候,哪怕只是半个小时在外边也好……
    父亲率领一个代表团去参加1927年1月7日的俄国革命10周年庆祝活动,约翰尼
斯·R·贝希尔和凯泰·珂罗惠支都是这个代表团的成员。
    致于尔根:
    1927年11月20日
    ……爸爸从俄国回来了。他抵达那天天气非常好。早晨一大早,我和妈妈去车
站接他。瞧这两个人的问候吧,在这一秒钟里,周围十里之内都能感觉到,妈妈和
爸爸是分不开的,这其实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用不着为此而大加渲染。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他的第一句话:在这之前我还不懂,“为什么英国要对
俄国宣战,现在我懂了,我发现从英国那方面来说,这是有道理的。没有一个资本
主义国家会眼看着一个非资本主义的,一个共产主义的国家繁荣起来,一年一年地
取得巨大成功。”我几乎高兴得哭了起来,爸爸若是不肯定俄国,那才可怕呢。
    1928年,乌尔施坦兄弟知道了我的政治活动。我记得那是赫尔曼·乌尔施坦,
他在一次谈话中建议我辞职,“因为在一个民主企业里,对于共产党人来说,绝对
没有晋升机会”。我认识某个信仰民族主义的同仁,他是“有晋升机会”的。
    于是,我失业了。父亲建议我去美国居住。我在纽约一家书店里工作了几个月。
这期间罗尔夫结束了他的建筑师学业。我回来后,我们于1929年结婚。
    我没找到工作。
    此前不久,于尔根和玛格丽特结婚了,她是一个年轻的阿尔萨斯女人,我们大
家都很喜欢她。她是一个真正的女学者,谦虚、聪明、有修养。
    1930年5月从柏林写给于尔根和玛格丽特的一封信表明,我还不知道,不消几周
之后,对于我来说将发生多么深刻的变化。我祝贺他们共同写的一本书《美国经济
中的产业工人》译成了俄文,请他们找一找,在苏联出版过什么样的马克思传记,
还提到我要阅读贝尔的《社会主义史》。
    为此我再也没有找到机会……   
      卷二
    罗尔夫和我经常谈起,若能了解世界该有多好。德国恶劣的经济状况更增强了
我们的愿望。为此,我们请求罗尔夫的好朋友瓦尔特给我们寻找机会。他是德国一
家大康采恩在中国的代理人。
    有一天我们收到一封瓦尔特的电报,一个报纸广告上说,上海市政局在招聘一
位建筑师。市政局是由英国人管理的,上海有一大部分属于它管辖。罗尔夫回电应
聘。他的应聘书被接受了,条件是他必须立即上班。
    前景令我十分鼓舞,我可以作为德国共产党人与中国受迫害的同志一道工作;
我去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做了汇报,他们清楚地知道我在美国逗留过。当我毫无顾
及而天真地向他们提出这个建议时,那些同志一定非常惊讶。到目前为止,我并不
显得多么能干。他们告诉我中国的形势是严峻的,做地下工作是严格的,在那里每
个共产党人都面临着危险。
    第二次谈话时,他们告诉我,一俟我到达上海,便会取得联系。我把瓦尔特的
地址留下,最初我们想住在那里。
    由于建筑师是在上海任命的,按照通常的惯例,在外国聘用人员,工作单位不
支付旅费,合同也得经过一段长时间试用期之后才能签订。这次旅行要耗费我们全
部积蓄,若是在上海不成功,我们连返程路费都没有。
    1930年7月我们离开德国。我们先到莫斯科,从那里乘西伯利亚快车直达苏联东
方边境,我们不是像其他外国人那样乘坐一等车箱,为了节约,我们也不去餐车用
餐,而是在车箱地板上用一个小酒精炉,偷偷摸摸地烧点汤喝。除此之外,我们背
包里有面包、耐储香肠和猪油。
    我们经常下棋,要么我卧在上铺上浏览从眼前闪过的风光:乌拉尔、斯维尔德
洛夫斯克、欧姆斯克、伊尔库茨克等城市,美丽的贝加尔湖、草原和一望无际的白
桦林。我喜欢在半路上进行意外休息。有一次我们在一座森林边的草地上停留了两
个小时。下车的踏板很高,可每个人都想活动活动,呼吸点新鲜空气。男人们从各
节车箱里跳出来,女人们跳进他们的怀里。周围充满欢笑声,有人拉手风琴,人们
开始跳舞。我们观看着,有人伸手拉我们,于是我们被人们的热情和快活所感染,
也跟着跳起舞来。
    在满洲里开始乘坐中国东方快车,从长春开始是南满铁路。火车一共行驶了14
天,我们到大连,再从那里乘船,到上海大约有一千公里路程。
    抵达码头时,我对剥削和贫穷的程度感到震惊,在这之前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情
况。纤夫们从船舱里走出来,一个紧挨一个地行走在斜搭在码头上的踏板上,他们
那担着沉重货物的竹扁担几乎互相碰撞在一起。赤裸的上身流淌着汗水,脖子上,
额头上,腿上都鼓满青筋。大蒜味和汗臭味从这条传送带的人们那里飘到旅行者们
一边来。乞丐坐在摇摇欲坠的小船里,围着我们的船只转悠;哭诉着的残疾人,有
的断臂,有的折腿,孩子们带着化脓的伤口,有些是盲人,有些人的癞痢头上没有
头发。
    瓦尔特身着浅色麻布上衣站在码头上,软木遮阳帽盖着他那棕色头发,旁边是
他那时髦的太太,她手捧一把巨大花束表示欢迎和问候。家里有一名中国仆人接待
我们,他戴着白色手套端来冰镇饮料。
    我们住在瓦尔特家里。我们那屋顶下的两间卧室空气闷热。睡床的蚊帐上爬满
蚊子。就这样,在陌生的国土上开始了第一个夜晚。
    罗尔夫有一个体面的职位,我们常常被请去参加各种晚会,我们也必须回报人
家,有一些女士来拜访我,并且期待着我们回访;这是一个陌生的世界,我厌恶这
样的世界,它与我迄今为止的生活形成了鲜明对照。我并不反对这些活动,我明白,
如果我作为一个共产党人有朝一日从事地下工作,一种表面的资产阶级生活,是一
个重要保障。
    我在一周复一周,一月复一月地等待着党的消息。         摘自给家里的书信:
    ……上海对于我这样一个总是闲不住的人来说,是无聊的,除非从事职业性的
工作。在家里无事可做,一切都由仆人、厨师和苦力们干。这里热得简直令人无法
忍受。不是炽热,而是潮湿的热。人们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方式冒汗,汗珠子不是滚
动,而是流淌。
    ……星期六和星期天是在威廉博士家度过的,他是一位著名律师。一部分客人
打网球,其余人都在花园里的躺椅上躺着,喝茶,喝苏打威士忌,要么吃水果冰淇
淋。威廉博士的口头语是“下等人”。比如说:“那里是不能去的,只有下等人才
去。”完全是个符合我的趣味的人!
    ……首先再一次为欧洲人唱一首悲歌。女人们都是些不折不扣的享乐动物,既
无职业,又不干家务,对科学和艺术都不感兴趣,甚至连自己的孩子都不照管。男
人们要好些,因为他们至少还有职业,至少做点工作……昨天去喝茶……总是老一
套,这种事情我和德国人、白俄(俄国流亡者)、美国人干过多次。开头是聊几句
关于桥牌和麻将的话题,然后便谈论最近一次赛狗,刚看过的电影等等,电影院充
斥着美国有声电影,大多是内容低俗的歌舞剧和说唱剧,它们倾倒了这里的所有人。
    ……最近上演了《小高尔夫》,在上海大受欢迎。如果我们学会了打麻将、玩
桥牌和斥骂雇员,我们就成了百分之百的上海人……
    ……伯恩斯坦(来自布莱斯劳)是个光棍汉,是个有点古怪的人。战争期间
(1914—1918),如他自己说的那样,死里逃生,“他的最美好的岁月”是作为平
民战俘在英属印度度过的,他在那里跟朋友们吃美食,从事体育活动。当和平到来
时,他们说“和平爆发了”。在他看来,人是好人还是坏人,这是个重要问题。但
是世界上也有一些人,对于他们来说,能否吃饱肚子更重要。这一点,他是不理解
的。他大量出卖火车头,并收获了许多“面包”,为奥伦斯坦&科佩尔(柏林一家
企业,具有3600万马克资本。柏林工人称呼它为“奥伦猪油和干鼻涕”)。
    ……库克老师是一个青年人,棕色头发梳得光光的,中间分缝,一双张得大大
的眼睛,戴着一副角架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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