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07-第1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诿蠖乃惺闹校彩悄延谡业较壤摹�
再看看诗中那些平仄不调、词语不通、褒贬不明的句子吧：
“博大胆识铁石坚”，不仅平仄不调，而且词语不通。在平仄规则上，它连用了六个仄声字，犯了“孤平”，这是诗家之大忌。此前，在毛泽东的诗中，是找不到“犯孤平”的先例的。从文法上言之，“胆识”怎么能“博大”呢﹖“博大胆识”又怎么能“铁石”般“坚强”或者“坚硬”呢﹖笔者每读此句，都感不堪。诗人毛泽东怎么被糟践成这个样子！
“刀光剑影任翔旋”，鲁迅确是在敌人的“刀光剑影”中战斗，但他却无法在“刀光剑影”中“翔旋”。我们只知道鲁迅为了躲避敌人迫害，东躲西藏，甚至不得不住进“租界”，一点也不“翔旋”。这些都是中学语文老师已经讲解得一清二楚的问题了，难道谁还要斗胆摆到毛泽东面前去吗而且，说“文化围剿”与反“围剿”充满了“刀光剑影”，也只是一种形容。当年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与对井冈山苏区的“武化围剿”，还是有区别的。柔石等“左联五烈士”，是在党的秘密会议上被捕，以共产党的罪名处死的。国民党迫害鲁迅，但毕竟还没有将鲁迅当作“共产党”。如果国民党当局真要对鲁迅动以“刀剑”，给他戴上一顶“红帽子”，只怕百十个鲁迅也要喋血龙华了。
所以，“博大胆识”也罢，“刀剑翔旋”也罢，都只能是那种自以为是的文人“生造”出来的句子。应该说，毛泽东对耍笔杆子的人犯这类毛病是十分痛恨的。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他引用鲁迅的一句话教诫全党同志：“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不知什么原因，这些令人痛恨的毛病，竟又莫名其妙地落到了毛泽东头上。以常理度之，这是无论如何也难以令人置信的。
最难解的还是后面两句：“龙华喋血不眠夜，犹制小诗赋管弦。”1931年1月17日，“左联”的李求实（伟森）、柔石、白莽（殷夫）、冯铿、胡也频，在上海东方饭店举行的一次党内会议上，由于叛徒告密被捕。出面执行逮捕的是“英租界”的巡捕房，地下党组织刚准备托人保释营救，租界当局却很快就将他们引渡给国民党的警备司令部。在2月7日深夜（或8日凌晨），反动派就将他们处决了。同时被处死的有二十三人，柔石身受十弹，惨绝人寰。五位烈士牺牲后，鲁迅怀着极为悲痛和愤怒的心情，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诗篇。
两年后，鲁迅又用凝重的笔调，写了那篇充满战斗精神的《为了忘却的纪念》，最后记下了这首诗。他说：
在一个深夜里，我站在客栈里，周围是堆着的破烂的什物；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又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痛中沉静下去了，然而，积习却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凑成了这样几句：
惯于长夜过春时，孥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转换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这是一个文学巨人裹着血泪的呐喊和控诉。在数十年后的今天读来，仍然令人心动。谁要对它表示些微的轻薄，稍有正义感（且休提什么道德和觉悟了）的人，只怕会用毛泽东在《鸟儿问答》中斥责“蓬间雀”的“名骂”以对之了。
但在“纪念鲁迅八十寿辰”的诗中，以“犹制小诗赋管弦”作为诗的结句，就不光是“轻薄”了，这哪里还有一点纪念“第一等圣人”、“空前的民族英雄”和“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的意味说句不敬的话，它倒有点嘲弄的味道。鲁迅在这里是控诉，是呐喊，是欲哭无泪，你说他要拿它去“赋管弦”，究竟是赞扬鲁迅的这首诗﹖还是鄙薄它﹖是恭维鲁迅，还是糟践鲁迅﹖
这与毛泽东历来对鲁迅的评价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
第二首，说的是鲁迅的故乡绍兴。从陆游说到秋瑾，就是与“纪念鲁迅八十寿辰”不沾边，不搭界，而且全是拗句。这样的“诗”，不说它也罢。
三
1961年9月25日，即鲁迅诞辰八十周年的时候，毛泽东在哪里﹖在干什么呢﹖
如果不避讳什么的话，这确实是内外交困的一年。在经过1958年“大跃进”的大破坏后，便是接连三年困难时期，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经济秩序混乱不堪，全国农村多有饿殍。1961年新年刚过，毛泽东便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批准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经济工作方针。由于现已出版的《毛泽东年谱》只编到1949年止，我们不知道毛主席此时的详实行踪。笔者只约略地知道，这一年，毛泽东几乎倾尽全力，集中解决人民公社的体制和分配制度等问题。5月底至6月初，他在广州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制定了《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9月29日，他写信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建议人民公社的分配制度，应该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基本核算单位应是生产队，而不是大队，并附去了他召集的邯郸谈话会的纪录，以及湖北、山东、广东等省关于这个问题的材料。关于“邯郸谈话会”，至今未见到翔实的资料。笔者只在一篇题为《六十年代初调整农村政策的决策》的文章中，见到“（1961年）9月26日，毛泽东听取了山东、河北省委的汇报，内容主要是实行分配大包干问题……”（见《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上卷584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好像就是所谓“邯郸谈话会”。这说明，9月26日，毛泽东应在河北邯郸忙他的经济要务。
那么，此前数天呢﹖报纸资料证明，国庆节前，至少到9月23日，毛泽东是在武汉。他是２１日从长沙乘专列来到武汉的，住在东湖客舍。1961年9月24日《人民日报》报道：毛主席在武汉接见蒙哥马利元帅。蒙哥马利是9月5日来中国访问的。23日由李达上将陪同来到武汉后，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第二天，24日，正是中国传统中秋佳节，毛泽东又“追加”了一次会见。他和蒙哥马利的谈话，从下午二时三十分开始，一直谈到下午五时。毛泽东又兴致勃勃地邀请这位英国元帅坐着小轮船，看他在长江游泳。
这天晚上，在蒙帅离开武汉前，毛主席竟又一次突然赶到胜利饭店，为他送行，而且还将他刚书写的《水调歌头·游泳》一词，亲笔题上“赠蒙哥马利元帅”送给他。这些事，当时的新闻媒体并未作详细报道。后来，肖思科一篇题为《毛泽东与蒙哥马利谈接班人》的文章，作了详细的披露（见《共和国要事珍闻》第705页）。按上述所引资料，大概就在送走这位英国佬之后，毛泽东就赶到河北，去开他的“邯郸谈话会”去了。
9月25日，鲁迅诞辰纪念日这一天，北京和上海都举行了纪念活动。在北京，周恩来出席了纪念会，郭沫若致词，茅盾作报告；上海则是巴金出席，石西民讲话，叶以群作的报告。从公开报道的规格判断，毛泽东似乎没有参加两地的纪念活动。此外，《人民日报》在一则小消息中说，上海、天津、广东、绍兴，分别举行了纪念活动，其中没有提到“武汉”。一直到10月7日，才有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以黑田寿男为首的日本朋友，并书赠“万家墨面没蒿莱”条幅的报道。但此时离鲁迅的诞辰纪念日，已经过去将近两周了。
笔者费心费力地找出这张时间表，原是想找到一点毛泽东写诗的佐证。但结论却正好相反。很难想象，没有一点事件因素的触发，他会在国事纷纭的时刻突发诗兴，去写下这么一首诗来。
倘是接见黑田寿男等人时，毛又突然想起“八十诞辰”一事，引发诗兴，补写一首的话，不也是可能的吗？笔者谓，不要忘了，此时毛氏是在中南海呵！六十年代中南海丢了毛主席的手稿，而又代之以“抄件”，这不滑天下之大稽吗？
笔者宁可相信，这言不及义的两首绝句，不是出自诗人毛泽东之手。
若有言“是”者，请将道理拿来一辩。
在“荡妇”的怀里疯狂
——媒介形象与媒介策略札记
？ 赵 维
每当从电视等媒体上看到绑架人质、人体炸弹这样的消息从世界各地传来的时候，我都几乎是情不自禁地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没有大众传媒，尤其是电视，我们这个世界上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换句话说，是恐怖分子还是传媒制造了这个恐怖的世界？
一
2004年10月6日，一名神秘中间人来到英国驻伊拉克大使馆，抛下寥寥数语：比格利已被斩首。在六十多岁的英国工程师肯·比格利被伊拉克武装分子绑架的二十多天里，这名神秘的中间人一直穿梭于英国官方和恐怖分子中间，传递双方立场，就在英国官员极力要这位充当讨价还价的经纪人证明消息是否可靠的同时，比格利的家人也得到消息，让他们往最坏处打算。10月7日，经常发布恐怖分子讲话和斩首人质独家新闻的阿布扎比电视台收到了一盘录像。血腥的画面，最终结束了世界数百万人的担心、祈祷、善良的愿望，还有被电视等媒体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培育起来的观看兴趣。
录像中，比格利跪倒在地上，最后一次请求不要杀他。三名武装分子仍将比格利推倒在地，其中一名武装分子手起刀落，将比格利的脑袋砍下。
二十多天里，身穿橙色囚服的比格利几乎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每个家庭的客厅里每天如约而至的客人，仿佛是一部电视连续剧的主角。他满头的白发、憔悴的面容、颤抖着的哀告和满脸的泪水，本色、真实超过任何一部影视剧中明星的表演。在那一段时间里，这是一部导演得最成功的真人秀。比格利身上穿的恐怖组织的囚服，恰恰是我们常见到的西方国家防止恐怖分子袭击的预警标志的颜色，橙色的上一个级别是红色，那是遭到了恐怖袭击时才使用的颜色。橙色，在西方反恐的语汇中是“极有可能遭到袭击”，但还不是袭击。恐怖分子精心设计的囚服洋溢着智慧的轻蔑和恶作剧般的揶揄，嘲弄多于恐吓。这使得一部残酷、恐怖、恫吓的黑色真人秀，加入了轻松幽默的色调，更适合不同种族、阶层、意识形态的观众在自家的客厅里收视。
早期恐怖分子的绑架暗杀，是一对一的“定点清除”，冤有头债有主，很少考虑“震慑”功能。仿佛用过即弃的一次性的方便筷或者餐巾纸。一个恐怖事件，一次恐怖行为没有作为信息资源得到开发，就以案件的方式消解掉了。再精心设计，再手段出格，也不过是停留在作案的层次上，没有通过媒体的传播成为公众注意的焦点，成为一个社会议题，甚至连人们饭后谈资的功能都没发挥出来。
从历史上看，中国不是传媒最发达的国家，但利用媒体搞恐怖，实现自己的政治诉求，中国人有一件很有说头的事，那就是1923年5月6日鲁中巨匪孙美瑶策划的临城劫车案。之所以朝野震惊、中外震惊，除了劫的肉票当中有不少洋票外，还在于孙美瑶这个土匪深谙媒体在此案中的作用。土匪允许媒体采访、发布新闻公告至少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份吧。当与政府谈判近于决裂时孙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