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07-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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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与“注水肉”这类奸巧牟利伎俩相似而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诸如“大斗进，小斗出”这样在量器上做手脚的功夫。而且，也已早就进入了外国人的视野。著名的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他那部《论法的精神》第十九章《法律和构成一个民族的一般精神、风俗与习惯的那些原则的关系》第二十节《为中国人的一种矛盾现象进一解》里写道：“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但他们却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这特别表现在他们从事贸易的时候。虽然贸易会很自然地激起人们信实的感情，但它却从未激起中国人的信实。向他们买东西的人要自己带秤。每个商人有三种秤，一种是买进用的重秤，一种是卖出用的轻秤，一种是准确的秤，这是和那些对他有戒备的人们交易时用的。我想这种矛盾是可以解释的。”“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也就是不讲诚信啊。如此“夸赞”实在是国人的耻辱，是推脱不掉的一个无奈的耻辱。据孟德斯鸠的原注得知，这个事情，他根据的是一位叫郎治的人1711年和1722年所写的《日记》，刊载在一部名为《北方旅行记》书的第八卷。也就是说，“轻重两秤”这种俗话所谓在“秤头儿”上做手脚的奸商技巧，至迟在清初的康熙五十年（1711）时就已经存在于国人的商业活动中了，而且还被外国旅行家记录了下来。
再说“到此一游”陋俗。事实上，“到此一游”陋俗，可推溯到古来文人墨客喜好到处题壁的“雅兴”。苏东坡有首名诗即《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老夫子为一代名人，其诗词书画也都是千秋有数的高手哇。如此题在名山、名寺上的名人名诗，只会给名山、名寺增色千古，岂是那些“到此一游”之类涂鸦所能比拟的呢！据明代蒋一葵《尧山堂外纪》记载，唐代诗人卢仝的儿子幼时喜欢用笔墨涂抹诗书，他作了一首名叫《示添丁》的诗形容说，“忽来案上翻墨汁，涂抹诗书如老鸦”。于是，后来的文人往往借此典故来自谦。尽管苏东坡也会将那首《题西林壁》自谦为“涂鸦”，事实上，古往今来能有多少这样的“涂鸦”天才呢？说起来，兴致勃勃地到处涂抹“到此一游”者，几乎全无以“涂鸦”自谦的资格。
无论是义乌的茅盾故居，承德的避暑山庄，还是沈阳的福陵，我每到一地游览，总会注意选拍几副“到此一游”之类涂鸦的照片作为“留念”。但不久前借讲学之便回蓬莱故里，游蓬莱阁时，却没发现“到此一游”之迹，想是加大了管理力度的成效。因为，许多年前来游时，曾经有过“满目疮痍”的感叹。这次来游，我还联想到一个建议，杜绝此陋俗公害，除要辨风正俗、严加管理惩处之外，就是干脆在各旅游景点都专门设立供游人题字签名留念的处所，可分为收费的和不收费的两种，供有此好的诸君选用，一展身手，岂不快哉。此可谓“疏导”之法也，大概不妨一试。
尽管，当时作为制造“注水肉”工具的注射器，未必像当今这般精巧、先进；那涂划“×××到此一游”的笔，当然还是老式的“写管”——毛笔，但却显现了鲁迅当年猛烈抨击的“国民劣根性”的事物远非“一日之寒”矣。更令人困惑也更为可怕的是，一百多年之后，当人们欣喜进入新世纪之际，“注水肉”仍然屡禁不绝，非但猪肉，连牛肉、鸡肉也在注水之列；至于“到此一游”之类的“旅游污染”，依然是旅游景区迄今难以禁绝的一种“公害”。
尘元（陈原）先生在一篇题为《拍马屁和马屁精》（见《万象》2001年第3期）的随笔里写道，著名科学家吴大猷在游览名胜古迹时，每每看到有人或写或刻的“某某到此一游”，气愤地写过一首打油诗，“如此放大屁，为何墙不倒；这面也有屁，把墙顶住了”。就此，尘元先生赞曰“绝妙”。接着，又写道：“因而报上有人提出，不如在名胜古迹的某处修建一堵墙，名之曰‘屁墙’，让所有过往骚人雅士都留下他的大屁，岂不两全其美？或如现今所谓，岂不‘双赢’哉？”当年，在莫理循看来“滑稽地向他人表明他们曾经旅行到过此地”的“滑稽”，仍在“滑稽”着啊！按照莫理循所见所闻的时间，那“注水肉”和“到此一游”还是十九世纪末的事情。事实上，至今已经跨过了三个世纪了。难道这些还将留作新世纪里外国游记中的“中国风情”话题吗！
唐李商隐《义山杂纂·煞风景》列举了十多种煞风景的现象，什么“松下喝道”、“看花泪下”、“苔上铺席”、“斫却垂杨”、“花下晒裩（裤子）”等等。其实，“注水肉”和“到此一游”陋俗也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大煞风景之事。其共同的渊源正是置社会公德于不顾的流氓意识，亦即鲁迅抨击过的“国民劣根性”。
“鱼烂”的金题玉躞
？ 赵 刚
晚清官场，混乱腐败。朝廷虽屡有明喻，臣工亦时时条陈，但由于吏治不清，簠簋不饬，积重难返，贪污受贿、因循守旧、上下欺瞒、粉饰太平的丑陋比比皆是，以至于上述弊端，行者不讳，闻者不惊。在此状态下，清王朝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官文化”现象。其中之一，就是官员为自己树碑立传。
就拿民国年间撰修出版的《清史稿》来说，中华书局校注本共有四十八册，五百二十九卷，列传占三百一十六卷，其中官员列传就为二百九十卷。与此同时出版的《清史列传》八十卷中，包括官员竟达三千余人。例如《曾文正公全集》、《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左文襄公全集》、《李文忠公全集》……文正、文襄、文忠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死后朝廷所赐谥号，即所谓易名之典。如此众多的官员参与其中，其目的不外是为了名垂青史，流芳百世，光宗耀祖，福荫子孙。
即使如此，这些人生前是万万不能著书立说的，都是死后由门人、子弟、故旧等着手收集编辑出版。因为这种歌功颂德之事，乃皇上对官员的恩典和表彰。普天之下，唯皇权独尊，这些官吏生前只有称颂皇恩浩荡的份，岂有喧宾夺主的道理。
要说起来，这些官员的文集，算不上什么名品佳作，多数文章是一些奏稿、函牍、电报、书信、日记等行政公文，鲜有专门的文学、史学、哲学等文章。记载的也大多是官场中的是是非非。据《清代官场图记》（中华书局出版）书中记载，清朝官员大多科举出身，笔墨之事当属本色，因此，许多清朝官员都有记日记的习惯。像林则徐、曾国藩以及晚清重臣军机大臣荣庆，皆是数十年如一日将日记作为日常功课，一丝不苟地记录自己在生活中的所见所闻。由于清朝不允许私人修史，这类官员著作，对后人的利用价值而言，或许只是作为野史，供人们探微索隐、寻章考证之用。尽管如此，在当时能够获此殊荣，也算是一种政治待遇。
一百多年过去了，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官文化”的腐朽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销声匿迹，而是深深地沉淀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之中。因此，官场和吏治的腐败作为一种历史的沉淀而沉渣泛起时，“学而优则仕”必然会普及为老百姓心中更为通俗的“读书做官论”的理念。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中国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与权力挂钩。正如清末欧阳钜源所言：“官之位高矣，官之名贵矣，官之权大矣，官之威重矣，五尺童子皆能知之。”既然如此，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学”和“仕”、“书”与“官”便结下了不解之缘。
史载，宋真宗赵恒曾亲自作了《劝学文》。该文曰：“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赵皇帝这番谆谆教诲，让天下读书人不但醍醐灌顶，茅塞顿开，而且感激涕零，敢情读书识字还有这般好处。会读书尚且如此，更遑论著书立说。
现而今，虽说时代进步了，情况也大不相同，但一些官员潜意识中的“官文化”仍旧发挥着不可小视的作用。只不过现在的官员写书不必等到故去才能由后人编纂，完全可以在自己生前一试身手。正所谓：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两三年。如今的一些官员可称得上是跨世纪的全才，不但上得了官场，下得了舞场，而且还能在百忙之中披挂上阵，挥毫泼墨。盛世之下有“盛材”，真乃国民之大幸。而出版界还真应了米兰·昆德拉的那句名言：“到了二十一世纪，人人就都是作家了。”这到底算不算历史的进步，谁也不敢妄言。
按理说，农人种田，工人务工，商人鬻货，学者著书，各司其职，自古亦然，即使互有兼项，也不能“爷孙并坐——主次不分”。可是，官员出书，却出乎常理，数量之多，部头之大，连专事学术的人，也难以望其项背。据媒体报道，被称为“三高”的贪官，即涉案金额高（两千多万元）、学历高（博士）、职务高（正厅级），原成都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高勇，就曾在十余年中公开发表论文达三百一十七篇，参编书籍十七部，单独著书五部，完成研究课题四十四项，此番成就，令人咋舌。不过，仔细琢磨，不免疑窦丛生。照此推算，要完成上述指标，至少平均每个月发表两篇论文，每年要完成四项研究课题。这样繁重的任务，甭说是压在位居高位，“工作、腐败一肩挑”的官员身上，就是专职研究人员也恐怕不堪重负。
至于那些平日公务缠身，“早上绕着轮子转，中午绕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