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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章

中国文化要义-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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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样顺着自然趋向走,虽不免迂笨,却是有前途的,是可以走得通的一条路。而且事实保证了理性,步步踏实不虚。通常可说都是这样,而偏偏中国不这样走。它由亲亲而仁民,以家人父子兄弟之情推广于外,构成伦理本位的社会,自动地放大这圈。养的问题本在安的问题之先,而中国古人眼中宁多看见安的问题。安的问题原出保的问题之后,而中国古人襟怀,其对外亦有对内意味。万君指证其过分地把保养两问题亦当作安的问题来解决,盖信有之。它实越出常途,走了捷径。顺着自然趋向走,就是从人所同乎一般生物的一面(向外争取养生之资)出发,然后慢慢转到人之所异乎一般生物的一面( 理性)。而中国却是直从人之所以为人者,亦即人之所异乎一般生物的一面出发。出发 点几乎便是终点。这样走,是走不出去的。中国文化发展与一般有异,全在此。试问不到“把人当人待”时候,有何人事关系之足重视?有何安的功夫之要讲求?而“把人当人待”,在一般皆力量均衡之结果,在中国宁发乎理性。这样就缺乏客观事实为保证,而不免于反复。中国历史表现,与一般有异,全在此。——此所谓“走不出去”,所谓“ 不免于反复”,看下文自明。 
  其次,我们再从安的功夫来看—— 
  我们知道,集体对外自保固要作武力,即对内求安,照例亦少不得武力。武力统治是从古代奴隶社会经过封建社会,到近代资本社会,乃至现代向着共产而过渡的苏维埃,一直昭然存在之事实。古今前后分别,只在轻重隐显直接间接之有些不同。除从资本社会而下,可望轻减外,自封建而上,其武力都不得不重,不得不显,不得不直接。同时随着其阶级界别要严,亦有不待言者。然单单武力绝不足以获致安妥,此时宗教毋宁是更重要。阶级之发生,原在以生产劳动委诸一班人,而另一班人则以对外对内之武力为事。因此阶级界别,就在其劳动于生产与否。宗教在这里,主要是赋予阶级秩序以信仰价值,而不去究问其所以然。事实上,“行之而不著,习焉而不察”,亦谁能理会其所以然?一切什么都是当然的。社会就这样在阶级矛盾中安妥下来。一般说,安的功夫只是 如此(武力宗教合起来统治),岂有其他可讲求的?我们知道,养的功夫——农工生产— —之被留意讲求而发达成学问,固然很晚,安的学问亦绝不早一步,或者可说更迟。然而奇怪的是中国远在二三千年前,却已留意到此而讲求之,以为士人的专业,亦为上层阶级的职责。这从孔子孟子对人问答话语中,明白可见。例如: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 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见《论语》卷七)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 “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论语》卷 七) 
  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曰,“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仓廪府库,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恶得贤?”孟子曰,“许子必 种粟而后食乎?”曰,“然。”“许子必织布而后衣乎?”曰,“否,许子衣褐。”“许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织与欤?”曰,“否, 以粟易之。”曰,“许子奚为不自织?”曰,“害于耕。”曰,“许子以釜甑?,以铁耕乎?”曰,“然。”“自为之欤?”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为厉陶冶;陶冶亦以其器械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 之?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何许子之不惮烦?”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 “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欤?有大从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 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中略)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勋曰: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圣人之忧民如此,而暇耕乎?”(下略)(见《孟子》卷三) 
  彭更问曰,(中略)“士无事而食,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子如通之,则梓匠轮舆,皆得食于子。于此有人焉,入则孝,出则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而不得食于子;子何尊梓匠轮舆,而轻为仁义者哉! ”(下略)(见《孟子》卷三) 
  公孙丑曰,“诗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于是!”(见《孟子》卷七) 
  像这样言论见解(还有许多未及征引的),出在二千数百年前,实为不应有的事。我说中国人理性早启,最好藉此取证。试看:(一)在古代奴隶社会或中古封建社会,一般说来,没有不把生产劳动看成贱役可耻而回避之者。(1)(详见 T。 Veblen 著《有闲阶级论》,胡伊默译本,中华书局出版。)然而从这里樊迟学稼学圃之请,和孔子的答语看去,意态却是何等明通?当时有学养之士,自甘劳动之事例不少(见第八章第九章),皆可见出不甚有那种陋见陋习。(二)上层阶级之悠闲坐食,何处不认为当然?又谁能反省而致疑?然从这些问答看去,却竟然一次再次提出讨论,而且有许行一班人毅然倡与民并耕运动,以反对坐食。此其理性要求,又是何等明且强?(三)孔孟虽不以耕稼为士人之所尚,却绝不说人生来有贵贱,以肯定阶级;而只从社会分工原理,说明劳心劳力之分,不过为其兼营不来,而“安”与“养”乃不得不通功易事。试问更有何处封建社会看得见如此言论?(四)最特别的,自是其所讲安的功夫,尽在“修己以安人”一句话。请 问这是什么?这是武力吗?这是宗教吗?明明白白完全不落封建蹊径。孔门之所讲求,可 为一大表征;传至后来,就有所谓“修、齐、治、平”之一套,有所谓“内圣外王”之学。后此二千余年中国士人在社会上之职分功用,和“仿佛将以理性相安代替武力统治 ”之局面,皆自此开出。而追溯上去,当又有为孔子开其先者。大约从古社会内部形势,即必有以导致此种启悟,而理性之启,更转促社会形势之缓和。如是互为因果,循环推进,发展不已,遂使此土社会风气不同于他方,不是任何个人之功,亦莫究其端始。参看第九章所讲中国封建阶级自行融解一段,可资互证。(五)“修己以安人”,安人的功夫,只在修己。他如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皆是一个意思。总之,不在向外寻觅方法,却须把心思聪明反身向里用。“修、齐、治、平 ”要以修身为本,且必求之于“格、致、诚、正”。孔孟所讲求的自是践形尽性之学。若以为中国古人所见只在安的问题,孔孟所讲只在安的功夫,未免浅隘,犹未得其根本。根本上是中国古人于人类生命之可贵,亲切地有所认识,乃有个安的问题在其怀抱。又于践形尽性之不易,深切地有所认识,而后修己功夫乃重于一切。事实上既不能外于人而有己,修己安人乃连成一片。此中学问功夫,说简易亦甚简易,说无穷,亦复无穷。现代学术虽云发达,于此尚无所窥,而中国人除非数千年白活了,否则,其贡献正在此。由此我所以说它理性早启,文化早熟。 
  然而岔子就出在这里!好像另一面门窗大辟,人们的心思聪明被领导着向养的问题以外 用去,而回不来。分析言之,其重要关键有二: 
  一是化阶级为职业太早,而且很近理。——国家亦许最后被废除,但政治仍自有其不废者在。那时政务将是由阶级之事,变而为职业之事。所以中国封建解体,把政务由阶级的转化为职业的,乃是一进步的趋向,很接近于最后之理。唯其前进太早,条件不够,所以只是趋向于此,而不能完成其事。唯其很近于最后之理,所以就不易改变。我们说它近理,抑又不止此。劳心者务明人事,劳力者责在生产,安与养乃通功易事,各有其所专,这不是很合理的吗?像许行要与民并耕,虽出于理性要求,却不免开倒车。像一 般之阶级剥削,虽符于进步趋向,却又乖乎启蒙之理性。试问除了今天科学技术大进,发见人类可役使机械生产,不再靠人类体力外,谁能预先知道还有劳心劳力竟可合一之更好的理想呢?所以这在当时的中国(理性渐启而生产技术尚拙),实为唯一合理,更无 可代替之理想。唯其合理,就为此大社会所趋求;唯其无可代替,遂一成而不变。二千多年来就在这一直不变的划分之下,把生产之事(养的问题)划出劳心者注意圈外。然而这一部分人,恰是比较有心思聪明的,又有暇运用其心思聪明的,更且有其工具设备( 文字图书等)以助其心思聪明之用的。把生产之事划出他们的注意圈外,就等于划出这 伟大优秀民族的意识圈外。因在劳力者们,本是劳力,自少用心,兼以其聪明不高,空暇有限,工具设备缺乏,尽管天天在对付这些事,亦属徒然。特别是他们不易超开了眼前需用而用心思,就杜绝了理智之深入与开展,杜绝了科学之路。偶有心得,却绝开不出什么前途。 
  一是人们心思聪明转向里用太早,却又甚必要。——劳心者务明人事,却非研究社会科学之谓,而是如上文所说“修己以安人”。人的耳目心思生来是为向外用的,要它从理会外物者转而理会到自身生命上,这在个人偶尔亦可能,在社会成风气,则必待末后文化进至某阶段,乃得有此(看下章)。所以中国实是太早了一步。此时由于未曾彻底向外用过一番心,先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特别是生物生理心理等学问)为基础或佐助,遽然向自身生命上理会,乃易有迷误,每每纠缠不清(指性理之学)。同时,这一理会原本亦无穷无尽。于是人们心思聪明仿佛入于无底深渊,一往而不返。此时不独返转向外不易,就令向外用心,亦不会在学术上再开出科学之路(其理后详),如近世西洋者。更须认清:其社会秩序既寄托于个人道德,其社会构造已形成“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之局,向里用心乃时刻所必要。此种必要始终存在,人们心思即始终被引向里去。对外物纵然亦有些辨析考察,只在肤表,不能深入。 
  由吾人向外看去,一切皆物。此物固自无穷无尽,但吾人自身生命正复是一“无尽藏” 。过去印度人擅长向里发掘,今世西洋人最能向外攻究。中国人却由上述二重关键,一面开了向里之门,一面阻其向外之路,特别形成其一种反身切己理会的风气。其正面成就得什么,非此所论。其负面最大结果,便是:物的考验长久地止于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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