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祭卢沟桥--七七事变-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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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学生运动，在“九·一八事变”南下请愿时，国民政府以越出法律范围，将学生押送回北平以后，士气极为消沉。1933——1934年间，塘沽城下之盟，关内外通车通邮之事，虽相继刺激，大学学生沉酣歌舞逃课罢考之事屡见不鲜。1935年春天，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东北大学皆因红色嫌疑遭受军警搜查，师生受军警逮捕。北京大学的帝国主义研究会，清华大学的现代座谈会，皆先后被封禁。不久，何梅、秦土交涉事起，察哈尔省、河北省主席被调免，国民党、中央军被迫退出冀察。《邦交敦睦令》发表，亲善交涉不变，外交屡屡失利，学生等非无耳目，但因新闻管制，报章消息吞吐含糊，知国难实为严重，政府有难言之隐。有识之士始因沮丧而失望，继而失望而怨愤，再由怨愤而疾呼。“偌大华北，已不容安置一张平静的书案。”虽然是宣泄学生心中之忧愤彷徨，也反映出青年对政府怨望。
据《斯诺夫人扎记》（未发表）记载，1935年10月下旬，燕京大学学生高鸣楷（音译）建议，联合北平各大学中学学生向国民党六中全会请愿要求言论自由和人权。后经过数天奔走联络，得到部分同学赞成，于11月1日，用十校自治会名义向六中全会提出请愿书，其略曰：
奠都以来，青年之遭杀戮者，据报纸记载，至30万之多，其遭受拘禁者，更不可胜计。杀之不快，更施以活埋；禁之不足，复加以毒刑。地狱现形，人间何世……
书末，历举北大、清华集会被禁，吁请政府尊重约法精神，开放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禁止非法逮捕学生。
其十校名称：
清华大学、师范大学、燕京大学、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河北省立法商学院、北平市立第一女子中学、天津中西女学、北平贝满女子中学、北京汇文中学、天津汇文中学。
请愿书送到南京时，正值汪精卫遇刺，六中全会匆匆闭幕，未及处理。学生深为失望，而天津日文报纸登出华北民众自治促进会成立消息，提倡中日提携，鼓吹冀察鲁晋绥五省自立。日本宪兵又四出捕人，爱国青年多不自安。燕京大学学生东北同乡会会长张兆麟（西安事变时，任西京日报负责人）见平津危急，将为东北四省之后，则欲恢复学生联合会（联合会在1932年停止活动），发表反对华北自治宣言，要求政府抗日。此议得到燕京大学同学的赞同。又经过多次接洽与筹备，北平市学生联合会于11月18日在女一中学内成立。参加学生列名的有22个学校，但除燕京女一中及法商学院，曾有自治机构外，其余皆以个人身份参加。在当时按教育法令要求，是禁止学校之间成立联合组织的。
学联会成立不到一个月，平津形势日见恶化，教育界五大校长20余名教授发表反对华北自治宣言，殷汝耕在冀东成立自治委员会、冀东号日制飞机在北平上空散发传单，北大校长蒋梦麟被日军传唤，军警搜查北大，并在东北大学捕去学生多人。当时斯诺夫妇留住北平，告诉燕京大学同学说：君等如对国事欲有表示，则宜在12月10日以前，迟则华北易主，便恐不及。因斯诺夫妇是美国人与美使馆有联系，其与学生关系也比较密切，其家中常为学运大本营，学生们对他们的话也很信服。学联于12月3日开第三次代表会议，作出12月9日游行示威的决议。此时恰何应钦奉命来到北平，学生们决定拟请愿书，面交何。会议商讨游行示威详细计划12月四五两日分头准备。12月6日在燕大体育馆最后磋商。参加游行学校计15个单位，即：
1．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
2．清华大学学生自治会
3．师大各班学生代表联合会
4．东北大学级长会
5．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三院学生自治会
6．交大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学生自治会
7．北洋工学院学生自治会
8．朝阳学院学生自治会
9．华北学院学生自治会
10．河北省立法商学院学生自治会
11．河北工业学院学生自治会
12．北平市立第一女子中学学生自治会
13．北平今是中学学生自治会
14．北平艺文中学学生自治会
15．北平崇实中学学生自治会
请愿要求共6项：
一、反对所谓自治运动；
二、公布中日交涉内容；
三、不得任意捕人；
四、保障领土主权；
五、停止一切内战；
六、要求言论集会出版自由。
请愿团组织分工为监察、救护、交通、宣传四组，各组均置领队员与副领队员。遇军警阻拦，由领队员出面说服，如遇殴击，领队员应坦然接受，死伤不避。领队员倒仆，副领队继出。大队队形不散，男校学生写标语，印中英文传单，女校学生检习绷带扎缚与急救止血方法。
会议慷慨热烈如赴国殇，有泣下者。
12月9日，北平天气极寒，温度在零下5度，黎明，男女各校学生如期出发，独清华、燕大学生因西直门被军警关闭不得入，城内学生千人，沿途整队，呼口号，散传单，说服军警放出围阻线，沿途经无数阻压，于10时集新华门前，大门紧闭，门前已经围绕数层军警。学生推举代表要求入居仁堂求见何应钦，何应钦已于前一天躲到西山“休息”，由军委会代表侯成出面见学生代表。学生愤怒，又听到燕大、清华同学皆被关在城外，则分两队，一赴东城，拟在外交大楼示威，一赴西城接应燕大、清华同学。其后游行情况据“密勒氏评论报”记者报道：西边队伍行至西单牌楼，遇警察11人，被拦截并放空枪，捕学生数人，领队员任凭警察拳击脚踢或皮带鞭打，既不还手，也不退缩，前仆后继，和声婉劝警察，一同爱国，警察多被感动，任其过去。东边队伍出王府井大街遇军警，以水龙放射，朔风凛冽，领队员几成冰酱，学生亦多受伤，而秩序整齐，纪律如故，外人旁观，皆寄同情，且为中国叹息。
学生应付警察自有技术，先以传单向其解说，次则高举双手苦求警察勿加干涉，并说：“我们都是中国人，应该站在一块儿，千万莫打我们，希望你们跟我们一同打日本。”
有一领队被警察打倒，第二领队立刻上前，大队仍然向前拥进。警察报以静默。沿途观众，皆知除队长及长官外，警察心里实皆同情学生，且佩服学生之爱国与勇敢。
12月9日之前，学生酝酿示威游行，当时北平警察局长陈继庵略闻风声，但不知详情，因其职务关系，不得确实情况不便上报。这时北平市长已由秦德纯接任。12月9日这天陈继庵得讯立即派出警察拦阻学生，按照以往惯例，学生队伍可能在警察的驱赶之下而散，可是此次无法昔比，警察不肯卖力，学生队伍组织严密秩序整饬，发展声势无法遏制，陈局长才不得不慌忙去报告秦德纯。
陈继庵在卢沟桥事变北平弃守后，继任伪北平警察局长，他也做过一件好事，即宋哲元率部撤离北平之时，弃留文职及未通知到的军政人员一万余人。陈继庵在一个月内将这一万人速改成北平户口，以免受人迫害。然而在“一二·九”时，是陈首先下令警察殴打和拘捕学生的。
陈报秦后，秦德纯马上向宋哲元请示，宋无可奈何地说：
“军队都没办法，学生又能怎样？”令秦妥善处理。
秦德纯的回忆录《海噬谈往》曾较详细地谈到“一二·九”。当陈继庵向秦报告时，游行队伍已准备到东交民巷（一说去政整会大楼，一说去日本使馆）。1935年东交民巷使馆正值日本国为值更年，日本得知学生游行消息即派机枪封锁住东交民巷路口，游行队伍到达东交民巷北口（现在正义路北口）时，日本军人已经在高处架起了机关枪，只等游行队伍进入使馆区即开枪扫射。
秦德纯回忆录中讲到，当时他得到消息，估计学生游行队伍一到东交民巷，日本军人必然开枪，必然发生流血事件，学生血肉之躯必遭无谓牺牲。当时天寒地冻，为学生免遭杀害，秦决定派二十九军官兵用水龙在北口阻止学生游行。据说执行军官曾下跪，跪请学生队伍勿进东交民巷，并传达秦德纯的要求，要求学生到景山南门集中，秦市长接见学生。当时，学生代表陆璀等要求代表游行队伍进入东交民巷，并表示学生游行示威就是要求政府抗战，抗战就要有牺牲，牺牲就从我开始吧！
秦德纯还布置军警，警卫日侨商店，以免学生冲击扰乱引起外交纠纷和日方寻找借口，其实秦把学生水平估计过低，他们已不再是义和团。他们不再是喝了符水舞着大刀向洋枪队冲去的义和团。中国人在成熟。大部分学生后来都集中到景山南门听秦市长讲话。
据秦回忆，学生秩序良好，官方用面包馒头茶水等接待游行学生。秦市长首先表示自己也是爱国的，并且随时在准备抗击外辱，要求学生劲气内练，储为大用。讲话得到学生鼓掌欢迎。
“一二·九运动”，因请愿书未能面递，同学又多受伤或被拘捕，学生愤无所出，决议10日罢课。12月11日，东北大学学生9人又被拘捕，清华同学人心惶惶。13日，南京发表冀察政委会消息，学生疑此将为变相冀东自治，乃发动更大规模示威游行即“一二·一六运动”。
“一二·一六”之游行，其事前准备较第一次远为周密，其队伍行动概用军队部属，参加单位有44个，人数达7775人（12月9日参加人数约700余人）。规模之大实为空前。从其组织指挥情形而看，系出自富有社会斗争经验者之手。12月16日，原为冀察政委会举行成立典礼之日，因学生示威游行，延缓两天。12月16日学生游行情形如下：
示威团分五大队，第一队由东北大学领导，第二队由中国学院领导，第三队由北京大学领导，第四队由清华大学领导，第五队由燕京大学领导。集合地点为前门外天桥。传单上只涉及反对华北自治，争取救国运动自由，未对政府攻击。学生出校即遭军警拦截，学生冲出，到南长街口，警察又持水龙向学生喷射，为学生所夺，放水反射，警察四散而逃。
大队至天桥集合后，就地召开市民大会，吁请抗日。呼口号散传单，市民给予同情支持，争送茶水等。队伍游行至前门大街，遇二十九军武装巡逻队，拦路不许前进，领队向前交涉，二十九军军官回答：“你们是对的，但我们匀奉上级命令，不得不拦。”相持5个小时，学生队伍遂分两路，一向宣武门西行，一向前门北行。西行队伍至宣武门始知门闭不得入，清华女学生陆璀爬入城门，欲扭门锁开城，为军警所执，第二天即释放。清华、燕京收队先归，其他学校同学守坐城外，相持至夜。寒风侵逼，学生终日挨饥忍冻，晚9时后始拟收队，分往东北大学及东城各学校投宿。军警乘黑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