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祭卢沟桥--七七事变-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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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汉奸下说词；
三、宋本人希望地方性解决。
宋判断可以“就地解决。”
所以，宋到天津后的第二天，即发表谈话：卢沟桥事变乃系局部冲突，希望能做一个合法合理的解决。
同时，谈话中又强调：“余向主和平，爱护人类，决不愿以人类作无益社会之牺牲。”
宋哲元在看到日本政府11日向华北派兵的声明以后，汉奸们对声明作了合理的解释，使宋哲元深信不疑，以为日方又在虚声恫吓，并不以为意。而对蛮横跋扈的昭和军阀采取了精诚所加，金石为开，仁人义士的态度。这举止也不能不属“内战内行，外战外行”。
就在宋将军发表谈话同日，即7月12日，日本军部又拟定了“对支那作战计划”，决定了“目前应向平津地区迅速派遣陆军兵力，以达膺惩二十九军之目的”。
另外，因原任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之病危，新任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中将乘专机，在关东军战斗机的护送下降落在天津机场。这一新的任命也是11日五相会议通过，由天皇亲自任命的。
香月清司是日本士官学校第十四期生，后入日本陆军大学。日俄战争后，被派驻德国日本大使馆充任武官。他研究“步兵战术”在当时日本颇有名气。1928年，济南惨案中，香月提议，驻东北的一部分日军，急速调往山东，对北伐军横加阻挡，开了以武力对华进行干涉的先例。由于他在侵华战争中有功，从此官运亨通，不断得到提拔，甚至一度成为陆相候选人，香月清司来华前，任陆军教育总监本部部长。香月一直关注着华北局势，在任教育总监期间就曾到北平、天津地区进行过考察。
香月一到天津，驻屯军的少壮派军官就摩拳擦掌地向其汇报，只要日本陆军两三个师团的兵力，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可以扫荡二十九军，并且将其逐出华北。香月还进一步认为：倘若对卢沟桥事变采取消极的态度，就唯有增长中国的势力，徒然贻害于将来而已。香月力主予中国彻底打击，以确立华北亲日政权的基础。即：在华北建立汉奸傀儡组织。7月12日香月到天津，19日香月即向军部提出了“状况判断”。香月提出：“只要使用日军首次增援华北的兵力，便可以将二十九军一举击溃。不过，不妨利用谈判转移对方耳目”。香月开价七项和谈条件：
一、彻底镇压共产党活动；
二、罢黜排日之要人；
三、具有排日色彩之中央机关自冀察平津撤退；
四、排日团体，如：蓝衣社（实无此团体，可能指的是复兴社编者注）等，应自冀察平津撤退；
五、取缔排日言论、宣传机关，以及其他学生与民众之运动；
六、取缔军队与学校中之排日教育；
七、北平市之警备，由保安部人担任，中国军队，一律撤出城外。
7月13日，慷慨激愤的上海市各团体，电慰宋哲元及二十九军全体将士，宋哲元还曾回了一个通电，说：
“日军之宗旨在战斗，凡战官兵，慷慨赴义，公所当然……”
这一封复电由全国各报以大字标题刊登，使所有同胞读了莫不大为感奋，以为二十九军将士的抗战决心，应该是绝对不会成问题了。然而，在第二天，即7月14日晚上，香月清司派参谋专田，将日方七项和谈条件，向宋哲元当面提出，宋哲无细心看过之后，却又郑重其事地表示：“贵方的这七项要求，个人在原则上无异议，只是希望能够延缓实施。”
当下宋指派张自忠、陈觉生、齐燮元等与日方代表研究磋商。
然而，7月15日，日军部即完成“中国驻屯军之作战计划策定”，即等于日军部向在华北日军下达了作战命令。这一作战命令的头一条方针便说：“军事行动开始时，速以武力膺惩中国第二十九军。第一期，应先将北平郊外之敌，扫荡至永定河以西。”
当日，由于宋哲元原则上同意日方所开列七项条件，以为局部冲突可以和平解决，又发出了一封与13日通电矛盾的通电，令全体国人为之错愕，通电说：“遇此类小冲突，即劳海内外同胞相助，各方盛意虽甚殷感，捐款则概不敢受……”
华北局势剑拔弩张，战云弥漫，日方翻手为云复手为雨，形势忽而紧张又忽而松弛，遂使国人也坠五里雾中，对华北当局与日交涉，有莫测高深之感。因此，有人致电宋哲元，表示关怀慰问，也有人义愤填膺，大为指责，甚至有人亲赴天津，投刺谒见，向宋哲元痛陈利害，揭发日方的阴谋诡计。7月16日，北平教育界推派代表李书华、李蒸、张贻惠、刘冶洲等望重一时的学人，专程赴天津谒宋，向他探问究竟，有所建议。宋哲元郑重其事地告诉他们：
“我明晓日本人是贪得无厌的，今天我答应了日本人几项要求，明天他们就又有新的条件来了。所以，时至如今，我还没有跟日本签订任何协定，二十九军也绝不会同日本人让步！”
可是，话锋一转，宋又自食其言地说：“不过呢，为了保持华北的和平，我也愿意有限度地接受日方要求，譬如道歉呀，撤兵呀什么的。”
7月16日晚间，香月清司奉日本陆军部的指令，命令他立即采取强硬措施，要宋哲元在指定期限之内，应允日方所提的条件。7月17日上午，香月通告宋哲元，限他在19日以前承诺日方所提的条件。宋哲元只好责令张自忠等于当晚开始，继续与桥本群商谈。日方为此，又大造舆论，言下之意二十九军与日方秘密签订协定。
这时，前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病殁。田代是抗战爆发后第一个死于中国的日本高级将领。宋哲元以参加田代皖一郎丧礼为名，跟香月清司见了面。日方又借机宣传宋以参加田代司令官丧礼为名晤面新任司令官香清司，并对日军表示道歉。疑团丛生，连南京中央也弄不清宋哲元在干什么。
7月17日，南京中央责令二十九军驻南京办事处处长李世军问询宋哲元与日方谈判真相。宋知自己在天津羁留已使中央疑虑，宋只好为自己解释说，仅以解决地方局部冲突，决无任何丧权辱国协定。
有人向宋建议，要宋速离天津，否则人身安全将难保证，宋已觉得再在天津滞留也无意义。7月19日早上，宋搭乘北宁铁路专列离开天津，专列经过杨村两侧铁桥，桥上，已被日本人埋置了炸弹，专等宋专列到来。
第十六章 关东军入关
前面提到，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后，蒋介石即命令亦在庐山的外交部长王宠惠立即回京。王即日启程，7月10日抵达南京，旋即向日本大使馆提出书面抗议。
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时在天津不回，日大使馆由仅有的一位参事日高信久郎负责。日高悍然向王宠惠表示：“……日本不愿意以中华民国外交部为交涉对手，卢沟桥事件应予就地商谈。”
日高参事的一席言词令人惊愕。这也是“不以中华民国为交涉对手”一语的首次出现，翻阅过抗战史的人，就会经常发现，日方在这之后，经常使用此语。这话何意？一是，就地解决，但从全局看，日方非此意。二是，对冀察当局施加压力，使冀察当局就范，成为类似冀东殷汝耕那样的伪政权。
就在这一天，蒋电冀察当局“固守宛平，就地抵抗”。并令孙连仲、庞炳勋率师北上保定一带，准备在保定——沧县一线与日军作持久之战。这一构想，恰恰体现蒋介石的“德国式的整军布阵战术思想”。岂料日军在占领平津以后，先向西北，兵出南口，8月份即开始了南口大战，得手后，又转战山西忻州、太原等地。平津失守后，恰遇平津河北天降大雨，遍地汪洋。二十九军兵败，军多怨言，已无战心，所以，保定——沧县的阵地防御战，未经大的接触，即行南溃。
蒋介石与宋哲元虽然在以儒学治军治国的观点上相近，但蒋曾受上海滩翻云覆雨的经济政治潮涌的影响和青帮红帮黑社会势力的熏陶，手段要比宋哲元高明而灵活得多，这一点也是宋对蒋不信任的根源。再加上过去的芥蒂，一直潜伏着心理上的危机。反之，蒋也一直认为宋是冯玉祥的亲信嫡系，也总是防他离心离德。
话说回来，日高参事的话不能不使蒋介石派生出很多想法。
7月13日，蒋电饬宋哲元“万勿单独进行和与战”。电文有谓：
“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无论我方允其任何条件，而其目的，则以冀察为不驻兵区域，余区内组织用人，皆须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东。若不做到此步，则彼得寸进尺，绝无已时。中央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之人格……
“此次胜败，全在兄与中央共同一致，无论和战，万勿单独进行，不稍予敌方以各个击破之隙，则最后胜算，必为我方所控。”
“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的观点，无疑是见地远远高于宋哲元。后面电饬既是针对日本的“不愿以中华民国外交部为交涉对手”，又是暗示宋哲元必须听从中央指挥。孙连仲、庞炳勋率师北上，既是威慑日军，同时也是威慑宋哲元。宋哲元抵津之日，到19日离津之时，在这黑暗而漫长的8个日夜间，风波层出不穷，他确给国人留下了一个莫大的谜团，他所表现的矛盾与犹豫，险些使日本人的诡计得售，险些断送二十九军，国人可能沦于万劫难复之境地。
宋哲元乘专列回北平之时，日人见宋并不顺从，企图再制造一次“皇姑屯”轰炸张作霖那样的事件，而使冀察当局及二十九军群龙无首，趁乱出面收拾局面。所以在杨村西侧铁桥埋置炸弹，而图炸毁宋的专列。庆幸的是，装置炸弹的人是中国人，这个中国人在炸弹上没有装上引信，所以没有爆炸。
19日上午10时宋的专列到了故都北平。当日，日报宣传，19日，张自忠、张允荣与香月商定6条“细目”，即以香月提出的7条要求为基础的商谈内容。并说张自忠、张允荣还代表二十九军签了字。
宋将军从火车上走下来。8天前，由于在老家两个月的休养，又恢复了他那方脸黑髭高大魁伟的齐鲁军人形象。8天后的今天，跳下火车，几乎令人认不出来，人的轮廓好像小了一圈，面带疲劳和憔悴。记者们围了上去，劈头就问：
“宋将军，今日日文报纸已报道，张自忠市长、张允荣委员已经和香月司令官签订六条‘细目’是否属实？”
“宋将军，日方报道将军参加田代司令官的葬礼，目的是见香月，并向他道歉！”
宋哲元面露愠怒，振振否定：“根本没有道歉之举，若是道歉也是双方道歉。更没有‘细目’之事。”
宋本来寡言，今天的话就更少，只说以上的几句话，就钻进了来接他的汽车，在车上一言未发，回到武衣库私寓。随员知宋心境不佳，谢绝一切来访者。宋心里明白必有很多前来诘责的客人被拒之门外。宋考虑再三，决定翌日发表公开谈话。内容略约：
“哲元对此事（指卢沟桥事变）之处理，求合法合理之解决，请大家勿信谣言，勿受挑拨，国之大事，只有静候国家解决也。”
当日（20日）下午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