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迷失-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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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陈炯明身上。
粤军开赴潮汕地区后，迟迟没有开入福建。尽管孙文函电促驾，急如星火，但陈炯明却举棋不定。他想在东江招兵买马，扩充军实，建立一个独立的政治区域。孙文心急如焚，派帅府参军蒋介石到粤军总部，督促和参与制订援闽作战计划。
经过数月筹谋，陈炯明终于大起三军，自任中路，许崇智、邓铿分任左右指挥，麾军攻入福建。其势锐不可当，攻城略地，指东打西，闽军无不胆寒。不久，粤军在闽南开辟了一个拥有26个县的护法区。陈炯明驻节漳州，以龙溪为县治，自任军民两政长官。粤军的大胜，在未来的停战谈判桌上，为南方争取了一个重要的筹码。
1918年9月。北方国会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南方立即表示否认，同时宣布由军政府代行国务院职权，摄行大总统职权。中国出现南北两个政府了。美国驻广州领事向军政府提出说帖，劝告双方速息内争，自谋统一。实际上是向南方施加压力。南方政府作出积极的回应。11月22日，表示愿意停火，和北方举行谈判。
前线的枪声平息了，和平的呼声甚嚣尘上。孙文如果不参与和平运动，将被排斥在政治舞台的中心以外。这又是一次痛苦的选择。
11月30日，七总裁联名致电徐世昌，提议以上海租界为南北谈判地点。依照辛亥前例，由双方各派相等人数的代表，委以全权，克日开议。国务总理钱能训答复说：“会议商决的是内政问题，不宜在行政区域之外。”他提议改在北洋政府控制下的南京。
关于地点的争论持续了近两个月，南北双方互不让步。
在代表问题上，南方政府内部也争持不下。陆荣廷早就表示，南北都要以国事为重，不纠缠于国会问题。这和徐世昌、钱能训的主张不谋而合。所以，北方俨然只以陆荣廷为交涉对手，把坚持首先解决国会问题的孙文排斥在外。
南北议和，唐绍仪与伍廷芳在上海会面
唐绍仪从国外回来，他也是七总裁之一，在外交界享有盛名，和徐世昌又是结拜兄弟，一到广州，他就宣布议和总代表人选如果不征求他的同意，以后对军政府的一切事务概不负责。在国民党和一些政客团体的支持下，唐绍仪当上了南方议和总代表。
胡汉民作为唯一的国民党代表，加入了南方议和代表团。但显而易见，他的意见是不会受人重视的。
北方的代表团在朱启钤——一位由于参与了洪宪帝制而名声不大好的政客——率领下，到达南京。南方代表团比他们晚一个月到达上海，但决不去南京。在他们的坚持下，北方只好同意在上海举行谈判。
漫长的讨价还价开始了。在正式场合，双方只能由总代表发言，其他代表的意见必须在非正式场合递交给自己的总代表。胡汉民是唯一主张先解决国会问题的人，他显得孤立无援。
谈判两个多月，双方基本上没有谈及国会这个话题。孙文大失所望，但这也在他的意料之中。他指示胡汉民，如果“他日争之不得，则只有辞职一个办法”。本来他对南北和谈就没有什么兴趣。胡汉民也对汪精卫说：“我看中国的真正和平，还离得很远。上海和会，干不了什么事。”
他们都在期待着。
秋天，西风满树，衣袂生凉。期待中的否极泰来，终于佳音天降。
1919年春至1920年秋期间，陈炯明以高涨的热情，在闽南推行他的政治实验。积极训练军队，整饬军纪，改良币制，修筑公路，整理教育，派遣青年赴法、美、英、日留学。创办《闽星》杂志和《闽星日刊》，提倡社会主义，推动新文化运动。又常常邀请朱执信等人，到漳州讨论学术，研究新思潮的发展趋势。1920年元旦，《闽星日刊》以“红年大热”为标题，祝贺苏联十月革命成功。他不但赞成“五四运动”的宗旨，而且在闽南付之实践，为闽南护法区赢得了“模范小中国”的美誉。
朱执信
1920年8月12日，陈炯明在漳州誓师回粤，驱逐桂系，实行粤人治粤。这支曾经忍辱含垢、离乡背井的粤军子弟，要杀回江东了。孙文命令他手下的人迅速南返。9月，朱执信在策动东江军队倒戈时，不幸被乱兵开枪打死。胡汉民闻讯，悲痛万分，挥泪长吟：“盗犹憎主谁之过，人尽思君死太轻。”
朱执信的去世，在近期来说是国民党的重大损失，他们少了一位非常高效率的实干家。从长远来说，则使国民党和南方帮会的关系渐渐淡化。
11月1日，粤军攻克广州。当时陈炯明还在石龙，立即致电孙文，请他速回广东，主持大局。在粤军入城宣言中，陈炯明再次表明与孙文共筹善后的立场。11月1日，军政府委任陈炯明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并宣布裁撤广东督军。11月2日，陈炯明回到广州。省议会推举陈炯明为广东省长。
陈炯明并不仅仅是一介武夫，他的政治理想显然远远超越了许多国民党人，他对于中国现状和前途的观察，也比许多国民党人更加深刻。他认为广东远离北京，中央绠短汲深，这是非常有利的地理位置，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实行自治，把广东建设成全国的模范省。
陈炯明在广州设立现代化市政府，任命孙科为广州市长。继广州成立市政厅之后，海口、高州、北海、江门、惠阳、汕尾等地的市政厅（局）也先后成立。各地拆城墙、修道路、筑公园，推行市政建设，进行得如火如荼。
政府还规定，所有医生（不论中西医）均须注册，方能执业。所有机动车、人力车、汽船、民船，亦须注册；市民生死婚嫁，都要实行登记注册；酒肆旅馆戏院和公共娱乐场，要执行政府颁布的卫生规则；卫生局每天派人打扫街道，疏通改造市内排水管和沟渠；举办卫生知识展览，印制了许多宣传食物卫生的小册子，逐家逐户派发。
1921年，短暂的和平时期，给了陈炯明一个尽展抱负的机会。他热心推行地方自治，实行县长民选；设立“经济调查局”，发展地方实业；邀请陈独秀南下主持“广东省教育委员会”，推进广东教育事业；举办“广东第一次全省美术展览会”，并亲自担任会长，请著名画家高剑父为筹备主任，推动广东文化事业发展；实行司法独立；禁烟禁赌；省议会还一口气制定了《广东省自治条例》、《县自治暂行条例》和《广东省宪法草案》等法例。 HQDOOR
劫后余烬的广州城，顿时焕然一新，呈现欣欣向荣之态。陈炯明的事业水银柱，迅速窜升至顶点，他个人的声望，亦如日中天。全国教育会发起人之一的黄炎培，在游览广州之后，感慨良多，写了一本小册子，盛赞其耳闻目睹的新景象。他归纳出广州在五个方面的变化：
一、尊人道。如严禁警察无故鞭打人力车夫。
二、言论自由。广州市日报有33家之多，虽有指斥当局，甚至倾向北洋政府的，也从未加以干涉。
三、整风纪。如严禁妓女私入旅馆卖淫，厉行禁吸鸦片。
四、一方面提倡工会，一方面劝戒罢工，同时积极推行工人教育，设立工人补习学校。
五、卫生行政方面，特聘专门人才，以科学的方法，锐意改革。如对医院、化验室、屠场、市场、浴场，以及药品、食料、饮料、茶楼、酒馆、牛奶房、剧场的管理，对妓院的检查和取缔。黄炎培《一岁之广州市》。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
“五四运动”后，一些文人学者认为，既然南北政府都无力统一全国，与其连年征战，不如各省先行自治，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了，再实行联省自治。如此便可以不靠武力而最终实现全国统一。北美13州独立战争后，经由11年高度地方自治的“邦联”，进而建立“联邦”的历史范例，似乎为久经战祸、渴望和平统一的国人提供了另一可行选择。
联省自治的主张一经提出，不仅风靡南方各省，而且迅速波及北洋政府治下的北方省份。《太平洋》杂志有一篇文章，对当年倡导联省自治地区的分布，作了一个简明的介绍：“欲收拾现在时局，统一南北，亦惟联省自治可以成之。盖主张联省自治，已为各省人民普通之心理。湘浙粤桂川滇黔闽苏皖赣鄂，以及奉吉黑，或省宪已实施，或宪草已成功，或制宪正在进行之中，或人民已有主张联省自治之表示。”唐德昌《联省自治与现在之中国》。引自胡春惠《民初的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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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三省的联治，只是出于战争失败后，一种闭关自守的策略而已，并非真正附和自治主张。真正热心推行联治的是东南各省，1920年7月，湖南谭延辏б幻耍浴盎拐诿瘛薄ⅰ跋嫒俗灾巍保蛳炝∽灾蔚谝慌凇�
当时知识界有一种论调，希望把政治制度还原到辛亥革命时的原状，从头再来。1920年代，无政府主义在中国风行一时，许多知识分子为之着迷。联省自治运动实际上也有无政府主义的印记。用章太炎的话来说，辛亥革命后“起初未有中央政府，各省何等一致？自设有了南京政府，就闹出争端来了。这样看来，分离反是统一之母，统一反是涣散之源”，因此，他对湖南寄予极高的希望，甚至亲自到湖南，给谭延辏Т蚱�
为什么湖南会成为焦点呢？章太炎提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绅权”的发达，他说：“南方六省，只有湖南是交通便利的地方，只有湖南是文化最高的地方。所以湖南负的责任比各省更重。如提倡自治一节，湖南向来本有绅权，本与各省专制不同。今日更进一步，由绅权变为民权，总比各省要容易些。”他在长沙演讲，激励三湘人士：“但望湖南人士不要妄自菲薄，以为民权断非中国所可行，北方不是南方所能倒。如存了这种意见，就辜负各省人民的期望了。”言下之意，南方是有能力扳倒北方的。
然而，知识界希望通过联省自治，在中国实现“民治”，而各省军政当局所倡议的联治，却大多是“军治”。两者南辕北辙，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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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10月，孙文把中华革命党改名为中国国民党。比宋教仁的国民党多了中国二字，以示区别。1921年1月12日，非常国会在广州复会，选举总统之议，响彻云霄。孙文号召国民党人，像推翻清政府、袁世凯那样，再发动三次革命、四次革命，来推翻北洋政府。
对此主张，陈炯明心既非之而口亦不是。他认为：依总统选举法，总统由两院联席选出，出席议员至少须全部的三分之二，即580人才能举行选举总统会，现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