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迷失-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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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螅Ｖ鼓谡剑推酵骋坏氖锕猓沼诔鱿帧�6月3日，蔡元培、胡适、高一涵等两百多位各界名流，联名致电孙文和广州非常国会，呼吁孙文实践与徐世昌同时下野的宣言。但孙文认为革命尚未成功，不予理会。
孙文既不肯让步，陈炯明又不肯低头，一干政客复从中兴波作浪，添油加醋，军人肆意干政，骄横不可理喻，以致双方的关系，变成一团乱麻，剪不断理还乱，最后酿成国之大故。
驻守在广西的粤军，听到陈炯明下野的消息后，沸反盈天。5月8日，孙文委任陈氏部下叶举为粤桂边督办，以示对粤军的信任。然叶举并不领情，亲率60多营粤军，以“清君侧，除宵小”为名，突然开入省城。
广州的情势，险象环生，一触即发，而陈炯明则继续滞留惠州。各界吁请其回省的函电，好像雪片飞来，见诸报端；前往劝驾的使者，车水马龙，络绎不绝。甚至连陈独秀也到了惠州，劝陈炯明不如加入共产党，领导华南地区的革命。
孙文对北伐无故受阻，极其愤慨。他电召程潜到韶关，令他回省和陈炯明协商，无论如何要先稳住他再说。程潜回广州后，与汪精卫、居正一道赶往惠州，和陈炯明反复讨论，达成妥协：一、由陈炯明担任陆军总长，驻肇庆；二、陈炯明于本月28日回省，欢迎孙文回省见面；三、关于后方秩序，由陈炯明完全负责。 HQDOOR
当即拟好电报，请陈炯明拍发。陈炯明先是勉强同意，但后来又改变了主意，表示28日他不能回省。谈判落空了。
孙文决定回广州镇压。胡汉民竭力劝阻，他列举了孙文回穗的三大害处：一、总理去定受包围；二、如受包围，消息就要隔绝；三、如果陈炯明毫不听命，前途不堪设想。孙文不以为意，轻蔑地说：“陈炯明不敢造反，他的部下都是一班利禄之徒，若是造反，无异自掘祖坟。”
6月1日，孙文以惊人的勇气，率领两营警卫，从韶关返回被粤军占据的广州，并一连拍了三封电报，要求陈炯明立即到广州面商一切，又派人到惠州催驾。但陈炯明拒绝在这个时候到广州。他声称，在省城军队撤出之前，他将不踏足广州，免招外界猜疑。陈炯明深知，一旦粤军叛孙，则“天下之恶皆归焉”，这是他避之惟恐不及的。然此时大局的恶化，已成下坂走丸，无可逆转之势矣。陈炯明想独善其身，也是一厢情愿的妄想。
6月3日，叶举宣布广州戒严，大街通衢，遍布岗哨。6月12日，孙文邀请广州报界出席茶会。他决心透过报纸，向陈炯明摊牌，他宣布：“我下令要粤军全数退出省城30里之外，他若不服命令，我就以武力压服他。人家说我孙文是车大炮（讲大话），但这回大炮更是厉害，不是用实心弹，而是用开花弹，或用八英寸口径的大炮的毒气弹，不难于三小时内把他六十余营陈家军变为泥粉。”《申报》1922年6月19日。
6月15日深夜，粤军高级将领在郑仙祠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军事政变，驱逐孙文下台。就在这危急关头，“陈炯明在惠州派秘书陈猛荪持亲笔信劝止叶举……信大意说孙文出兵北伐如果能胜固好，如其失败，我以陆军部长身份暂将部队调返东江训练，做充分准备，到时仍可收拾残局。陈猛荪持信送到郑仙祠。叶举阅后，当着陈猛荪的面将信掷落地上，说陈炯明不知军事，还说：回东江哪里找吃的？叫陈猛荪回报陈炯明事情已不容不发……陈炯明怒不可遏地把茶盅也打碎了。”彭智芳：《叛孙前后的陈炯明部队》。
陈炯明虽设法阻止，但政变仍然发生，徒呼奈何。粤军本来就是一支良莠不齐的军队，未脱草莽习气，陈炯明既身为统帅，无论粤军从善从恶，成王败寇，他都不能置身事外，而要咽下这颗苦果子了。6月16日凌晨，粤军围攻总统府，短兵相接，炮火乱轰。孙文脱险登上军舰，宣布和粤军开战。
南方，在叛乱中战抖。
孙文与陈炯明的政治分歧，几经波澜起伏，最终不得不诉诸武力，以悲剧收场。从此，陈炯明便由“革命的马前卒”，摇身一变，沦为“千古罪人”矣。
平心而论，孙、陈分裂的症结，在于对民国政制建设的取向不同，非“革命”与“反革命”之争，乃两种政制模式之争也。陈炯明的联省自治主张，固有其时代局限，不无可议，然与国民党加诸陈炯明头上的“犯上”、“弒主”、“逆伦反常”等宗法罪名，实风马牛不相及。当时著名学者胡适，对“叛逆”、“叛弑”这样的罪名，亦提出了疑问：“秘密结社的仪式究竟是否适宜于大规模的政党？秘密结社用来维系党员的法子，在现代社会里是否可以持久？这一个‘制度’的问题似乎也有讨论的价值罢！”胡适《评秘密会社与组织政党》。《努力周报》第16期。引自段云章、沈晓敏编著《孙文与陈炯明史事编年》。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
第三章南方的狂潮
【壹】在中国，共产主义学说萌生于北京，共产党组织成立于上海，但把这种学说真正变成一种社会运动，在中国社会生根开花的，却是在南方。
粤军叛乱既作，孙文传令北伐军迅速回师靖难，誓言“必率舰队击破逆军，戡平叛乱而后已”。6月29日，蒋介石从上海赶来，登舰随侍左右。海军与粤军在珠江沿岸隔水为战，不断互相炮火攻击，造成大量平民死伤，民居住宅，十室九空。“此种惨状，为十年来所未见，诚巨劫矣。”《民国日报》1922年 7月9日。各界人士不断从中斡旋，希望调解孙、陈关系，使广州免遭兵燹。然粤军坚持要逐孙出广东，而孙文则不肯放弃职守，坚持待援平乱。双方竟成僵持之局。
7月1日，陈炯明向全国发出关于改革政治体制的通电，分析民国以来内乱频仍的原因：“中华民国光复，由各省共同构成，其取地方分权之制，本属于自然。徒以中央与地方之权限，尚未规定，遂成纷扰之媒，起分裂之渐。中央恶各省之异己，而思以兵力制服之，各省患中央之专制，而思以兵力抵抗之。兵革既起，政治之纷乱，乃愈不可收拾矣。近世以来，国家与民之关系愈密，则政事愈繁，非如古之循吏，可以宽简为治。一切政事皆于人民有直接之利害，不可不使人民自为谋之。若事事受承于中央，与中央愈近，则与人民愈远。不但使人民永处于被动之地位，民治莫由养成。中央即有为人民谋幸福之诚意，亦未有实现也。准是以言，则联省自治政府之组织，诚不可缓。”陈炯明《致西南各省电》。段云章、倪俊明编《陈炯明集》（下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陈炯明派代表到孙文的座舰，表示愿意和解。孙文断然答复：“陈炯明对我，只能悔过自首，不能求和！”
然孙文翘首期待的北伐军，在回师途中，不幸被粤军所败。外援既绝，孙文孤悬白鹅潭，械弹两缺，死守下去，亦难有作为。8月9日，孙文被迫乘英国炮舰赴港，然后转赴上海。在上海撰文简述事变始末，沉痛指出：“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死入生，失败之数不可偻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此役则敌人已为我屈，所代敌人而兴者，乃为十余年卵翼之陈炯明，具其阴毒凶狠，几敌人不忍为者，皆为之无恤，此不但国之不幸，抑亦人心世道之忧也。”孙文《致海外同志书》。《孙中山全集》（第六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
回师失败的北伐军，退入福建境内。许崇智接到他们从汀州打来的电报问善后办法。许崇智根据孙文的意图答复：“实行孙（文）段（祺瑞）携手，闽浙联防。”段祺瑞是北方少数几个不管在台上还是台下都能影响政府决策的重臣之一。他和徐世昌、冯国璋三人一向被视为北洋
1914年7月8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成立时合影。前排右起田桐、廖仲恺、居正、胡汉民、孙中山、陈其美、许崇智、郑鹤年、邓铿；中排左一萱野长知、右三谢持，后排左五戴季陶。
的化身，现在徐世昌作为文人总统下台了，冯国璋死了。而孙文则准备和最后一位北洋元老“携手联防”了。他的另一位合作伙伴是盘踞在东北的奉系军阀张作霖。
自从和陈炯明决裂后，孙文对联省自治的态度，发生180度的转变。在离粤赴沪途中，他已迫不及待地加以公开谴责：“至如今日之所为联省自治者，如果成立，则其害，上足以脱离中央而独立，下足以压抑人民而武断，适足为野心家假其名而行割据之实耳。”蒋介石《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
秋天，汪精卫带着一份合作计划到了东北，向张作霖建议，军事方面，由南方政府下令讨伐直系军阀，从广东出兵北伐，牵制长江以南的直系军队，而张作霖由东北直捣北京，南北夹击。政治方面，在打倒了直系军阀以后，召开国民大会解决国家统一和建设问题。
可以肯定，这种借助皖系、奉系军阀之力去打直系的“革命”，即使成功，最后也必然会沦为又一次的军阀混战，对中国前途毫无裨益。
经过了漫长而沉寂的秋天，11月，受孙文重金运动的滇桂粤联军，在大湟江举行白马会盟，四万大军誓师东下讨伐陈炯明，迅速将叶举的粤军逐出广州。1923年1月15日，陈炯明宣告下野。2月15日，孙文重返广州，取消总统称号，续行大元帅职权。
这次粤军政变，对孙文的美丽梦想，是致命一击。在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之后，他吃惊地发现，他所倡导的三民主义，不仅与民众漠不相干，而且连自己的党员，也都是一知半解。他在痛苦之余，下决心对国民党来一番脱胎换骨的改造。
然而，孙文理想中的国民党应该是怎么样的呢？是俄国布尔什维克那样的吗？当然不是。是美国民主党、共和党那样的吗？也不是。他理想中的政党，仍然是中华革命党那样的——如果党员们都能自觉履行誓约的话。但是，这只是一种理想。事实上，孙文在帅府里整天颁布命令，签署文件，究竟有多少真正付诸实行，他也是一本糊涂账。
1923年10月25日，孙文委派胡汉民、邓泽如、林森、廖仲恺、谭平山、孙科、吴铁城等人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汪精卫、李大钊、古应芬等人为候补执行委员，组织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并聘请苏联特派代表鲍罗廷为顾问，开始着手进行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尽管没有明说，但孙文内心对国民党旧有组织，已经深感失望。他从来都是一个孤独的理想主义者，今天和会党合作，明天和军阀合作，对外一会亲美，一会亲日，一会亲德。结果到最后总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现在，他在南方的合作者是滇桂军阀，在北方的合作者是皖奉军阀。对外，他开始和苏俄接触。
1919年，经“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在中国大行其道。一批共产主义者，在北方和无政府主义者结成了同盟。但这种结合并不长久，无政府主义者很快就相率退出。年幼的共产主义者深感缺乏足够的和强大的力量来指导酝酿中的共产党的出世。
直到1921年7月，共产党在上海成立时，内部意见仍无法统一。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12名代表里，已经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