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迷失-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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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老百姓。”
他也常问自己的儿子：“你的曾祖父和祖父干什么的？”
儿子要回答：“当过农民、渔夫、兵丁。”
听到这样的回答，他便高兴地笑起来。
冯玉祥利用一切机会，向他的官兵灌输平民意识。但西北军里的等级是非常森严的，冯玉祥的命令就是圣旨，任何人不得违抗。在冯玉祥的心腹军官里，没有一个在国外接受过教育。他们的文化水平都很低下。他们打仗靠的是经验和从说书艺人那儿听回来的故事，直至模仿《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来指挥战斗。
为了维护冯玉祥本人在军队中的绝对权威，他把士兵们“结盟”、“入会”一类的活动悬为厉禁。但实际上，帮会势力早已渗透他的军队，他的长兄冯基道就是一个黑社会大老，他手下第一战将张之江也是一名帮会分子。
冯玉祥利用基督教作以维系他的军队的基础。他要求全体官兵都受洗入教。这位大老粗不管三七二十一，用消防水龙头给他的官兵行受洗礼。但对于那些老实巴交的农家子弟来说，基督教不过是一个可以公开的帮会而已。
冯玉祥认为基督教有助于向士兵灌输禁欲主义，对加强军队的纪律非常有用。不过，西北农民对基督教，并非真正接受，连冯玉祥也不是认真信仰。他生平除了自己以外，没有真正信仰的人物，也没有真正信仰的思想。孔子、孟子、关公、岳飞、曾国藩、胡林翼、耶稣、列宁、甘地、孙中山等，都在他的脑子里，占了一席之地。而万物的轴心，就是冯玉祥自己。
他治军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鼓励官佐家的弟妹子女互相通婚。这有利于把军队变成一个大家庭，而冯玉祥就是这个大家庭的唯一家长。他总是给结婚的双方都送些礼物，以示威严而有慈。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官佐家的联姻，“一来因为他们父兄都是同事，彼此熟识，相互择配，必较能满意；二来团体的关系也可以因此愈加巩固。”冯玉祥《我的生活》（下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冯玉祥希望扮演一个民族主义者的角色，但却常常力不从心；他是社会改革的积极推行者，但这些改革却往往停留在皮毛琐事上面，诸如不让妓女穿漂亮衣服、宴会菜式的丰俭之类。
冯玉祥对阎锡山在山西的政绩，非常羡慕，他在河南时也模仿山西制订十项治豫大纲。当有人向冯玉祥揭露山西的种种虚假做法时，他不以为然地反驳：“有老王时恨老王，没老王时想老王。其实看山西的完整，今天有哪一省可以比得上？”
然而，就地方建设来说，他连阎锡山的十分之一都没有能够学到。
他不如阎锡山之处，在于他的政治理想是非常模糊的。
西北军每到一处，所谓的政治宣传工作，就是在墙壁上画满红红绿绿的国耻地图和二十四孝图像，在电线杆上钉满写着古圣贤格言的木牌。连士兵们的衣服前后，都缝上白底红字的标语。如果说中国有“标语治国”的传统，那么冯玉祥是开山祖之一了。
冯玉祥手下有一位重要的政治干部，在担任陕西省民政厅长时，为了禁止妇女缠足，限令各县县长按月缴送一定数量的妇女缠足布，以缠足布的多少作为铨叙的标准。结果，堂堂的民政厅里，缠足布堆积如山，臭不可闻。
冯玉祥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够不厌其烦地宣扬一些连他自己也不打算实践的政治主张。从基督教教义到三民主义，莫不如是。他常常自称是农夫儿子，但他对农民的生活并不真正关心。陕西的捐税预征了五年，到处民怨沸腾。冯玉祥在河南时连开征“古玩出土捐”这样的主意都想到了，还有什么会从他的指缝中漏掉呢？
1927年，在他治下的西北，农民已经完全破产，乃至遍地土匪。当时的观察者指出：“自民十四年（1925年）冯玉祥占甘肃，随下陕豫后，不但没有把旧有小股土匪使之敛迹，倒反给西北各地增加了不少匪众，弄得匪氛益炽，冠于全国。”康天国编《西北最近十年来史料》。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1990年版。陕西与宁夏、甘肃、绥远、山西、河南、湖北、四川交界之处，几成土匪的天下。
因此，当农民协会成立时，入会者非常踊跃，仅陕西一省，一下子便达15万人。农民已身陷绝境，忍无可忍了。他们提着装着“土豪劣绅”脑袋的笼子，到西安送给政府。他们说，我们惩办了一名反革命分子，现在把他给你们送来了。
真正令冯玉祥担心的不是激化阶级对抗，而是过分活跃的农民运动，必然会影响他在西北的绝对权威。他训斥农民：“这里有驻陕司令，还有省政府，若你们管这类事，还要他们做什么？”
和阎锡山一样，在冯玉祥这位农夫儿子的背后，有一个巨大的阴影，这就是深深扎根于黄土高原之上的西北地主集团。中原将在它的面前发抖。
第八章农夫的政治
【壹】黎元洪第二次引狼入室，冯玉祥发动第一次北京政变，把黎元洪赶下台去。他似乎尝到了政变的乐趣，这将成为他从事政治活动的重要手段之一。
冯玉祥终于来到了北京，来到了这个北洋官僚集团的心脏。
陆军检阅使署设在南苑的航空署旧址。当时的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张绍曾是冯玉祥的老上司，辛亥年间，张绍曾担任二十镇统制时，冯玉祥是他属下第八十标第三营营长。在北洋系统中，这种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凭着这层关系，冯玉祥一到北京，就得到了每月从崇文门税关和京绥路局拨款15万元给冯玉祥西北军的保证。
1923年，北京的政治形势一团糟。曹锟利用他在内阁中的三位心腹——内务总长高凌蔚、财政总长刘恩源、交通总长吴毓麟——正密锣紧鼓地酝酿倒阁，以便为他竞选总统铺平道路。
这一年，北京发生了一连串重大的政治事件，最终导致北洋官僚集团的全面瓦解。冯玉祥在这些政治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冯玉祥做了陆军检阅使，从西北的穷乡僻壤一跃龙门，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一尝朝廷重臣、御香中人的滋味了。他作为为数不多的能够参加黎元洪总统星期六会餐的高级官员之一，开始参与中央机密。通常这个周末会餐邀请的只有国务总理、各部总长、卫戍总司令、步军统领、警察总监、陆军检阅使等十四五人。
在这些大官中，冯玉祥和卫戍司令王怀庆的关系十分亲密。据说王怀庆是一位喜欢坐在马桶上发号施令的将军。尽管冯玉祥在自传中，对王怀庆作了尖刻讽刺，把他称作“听差和老妈子造就出来的”人才，但在当时，他们之间的密切合作，却足以影响北京政局。
曹锟自从打败了奉系以后，头脑有点发热了，总想坐上总统的宝座。吴佩孚一直强烈反对，但毕竟身在洛阳，鞭长莫及，而曹锟身边的一群津保系的政客，整天在他耳边聒絮，和当年煽动袁世凯当皇帝一样，曹锟不禁心动，终于作出“便宜行事，斟酌办理”的批示。
一场声势浩大的倒阁运动由暗而明，汹涌席卷北京政坛。
冯玉祥和王怀庆全都卷入了曹锟的倒阁阴谋之中，成为积极的同谋者。他们打着索饷的旗号，不断向内阁施加压力。因为财政部拖欠驻京军队的军饷，的确十分严重，以这个名目闹事，易获官兵支持和舆论同情。
4月26日的北京城，天昏地暗，寒气逼人。冯玉祥、王怀庆会同警察厅、卫戍司令部、步军统领衙门、第九师的军警长官开会，宣布武装索饷。由各部派出的军需官，一窝蜂前往财政部、盐务署和总理、总长私宅严密把守。然后，冯玉祥带领全体高级军官和重要僚属等85人，把国务院的大门围得水泄不通。
索饷军人推举王怀庆出面和国务总理张绍曾交涉。王怀庆警告国务总理说，这关系到北京的治安，如果不迅速筹拨饷需，就无法维持。张绍曾支吾其词，把责任推到财政总长刘恩源身上。
刘恩源答应在三五天之后一定解决。
刘财长是河北河间人，早年在天津武备学堂肄业，又到德国留学，回国后一直碌碌无为，担任谘议、参事、顾问一类闲职，后来投到曹锟麾下，极获宠信，才开始平步青云，成为保定系的干将之一。
冯玉祥倒不是要和保定系过不去，他枪口瞄准的是黎总统。经过软硬兼施，讨价还价，财政部答应从5月3日起，至5月10日止，分三期拨发一月饷项139。7万元。实际上，财政部一文不名。到了5月1日，这笔钱还是没着没落。冯玉祥、王怀庆派人向国务院传话，如果5月10日仍领不到钱，就把财政总长绑架到南苑。当天晚上，刘恩源一溜烟逃到了天津，张绍曾也想一走了之，但在西直门被军警挡了回去。绝望之中，这位总理竟被自己的老部下逼得有点精神错乱了。
冯玉祥催款十万火急，张绍曾走投无路，只好任命冯玉祥的亲信薛笃弼为崇文门监督，这是一个人人垂涎的大肥缺。但任命送到总统府后，黎元洪一口拒绝，要求内阁改任薛笃弼为盐务署长。
6月6日下午，全体阁员召开特别会议。高凌蔚首先发言，他说总统对崇文门监督的任命不肯发表，又以命令形式指示内阁任命盐务署长，已经构成侵越职权，违反责任内阁的原则，提议内阁实行总辞职。参与了倒阁阴谋的阁员们立即齐声附和。
张绍曾并不想辞职，但迫于无奈，只好在辞呈上忍痛签名。当天晚上，精神有毛病的总理，一边喃喃自语，一边乘火车直奔天津去了。
倒阁成功，下一步就是驱逐黎元洪。这一幕闹剧的主演者，还是来自大西北的冯玉祥和坐在马桶上办公的王怀庆。
内阁垮台后的第二天，首都的军警长官，又在卫戍司令部开会。冯玉祥、王怀庆极力鼓动部属向政府索饷。
政府垮了，就直接向总统索饷。黎元洪是直系捧出来的总统，而冯玉祥是直系的所谓四大金刚之一。但他倒起总统的戈来，理直气壮，绝没有半点愧疚。
军警们的情绪被刺激起来了，他们又喊又叫，欢腾雀跃。下午，这些比别人多了几支破枪的丘八，气势汹汹地包围了总统府，指名道姓要黎元洪出来相见。
黎元洪无可奈何地出来了，他问军警们：“是不是要我也步内阁的后尘辞职？”军警们回答：“不是要总统辞职，而是要总统发钱。”
“发饷是内阁的事，不是总统的事。”
“管你是谁的事，反正不发饷我们就找总统！”
“你们究竟想我怎么样？”
“发还欠饷，万事好商量。没钱我们就全死在总统面前了！”
黎元洪只好保证，一两天内就会有新内阁诞生。6月16日一定可以发饷。这种对话，通常只在描写梁山英雄的武侠小说里才会读到，但它确实是中华民国总统与一群高级将领的真实对话。
在军人横行的北京，没人敢出头组阁。黎元洪派人到天津和张绍曾秘商，请他复出。但这次会晤让冯玉祥发现了。6月8日，北京的天安门外忽然搭起了讲台，召开所谓的万人“国民大会”。其实到会只有100多人，大部分是换了便装的军警士兵。他们轮流上台演讲，大骂黎元洪复职没有法律依据，现在又破坏责任内阁，应该叫他卷铺盖滚蛋。
6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