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迷失-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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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成为蒋一生中最亲密的政治伙伴，像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陈立夫等人，无不出自江、浙。在经历了李宗仁、冯玉祥等地方势力的反叛之后，1931年，蒋介石在日记中，曾经开列过一份干部分配名单：
“以邵力子（浙）、张岳军（川）、宋子文（粤）、陈立夫（浙）、孔庸之（晋）、邵元冲（浙）、王维宙（辽）、于右任（陕）、杨畅卿（粤）等为之政治之中心；以丁鼎丞（鲁）、叶楚伧（苏）、陈果夫（浙）、戴季陶（浙）、余井塘（苏）、（刘庐隐——原注，赣）、程天放（赣）等为党务中心；以方子樵（鄂）、陈厚甫（闽）、朱益之（滇）、熊天翼（赣）、葛湛侯（浙）、林蔚（浙）等为军事之中心，迅即组织干部分头进行。先去其内部之散漫，而后可不愁战局也。”《蒋介石日记》，引自金以林《地域观念与派系冲突》。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一九二○年代的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在这份名单中，浙江、江苏籍的占了三分之一以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蒋一向重军轻党，党务几乎是汪精卫的专利，但这时蒋在党务工作的七名负责干部中，安排了四名江、浙籍的，可见他在党统方面，也要与汪一争长短了。
蒋也很注意和江、浙经济界的豪门巨子保持密切往来。当他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身份率军北伐时，上海滩的金融业（公估局、银炉、上海银行公会、外国银行公会和上海钱业公会）大亨们，纷纷解囊相助。
蒋介石奠都南京，随即在上海成立新的中央银行，以统一币制、统一金库、调剂金融为宗旨，以期达到“银行之银行”的目的。当时的国民政府，财政捉襟见肘，仍靠借债度日，只不过抱定“慎借外债”的原则，其结果，内债就像滚雪球一样，愈滚愈大。仅1928年上半年，在国民政府财政部档案里，像以下这类记载，比比皆是：
1月10日，财政部长宋子文提议发行第二次海关2。5附加税国库券4000万元。利率为月息八厘，前二年付息，四年四个月还清。由上海金融界承受，先行垫款，陆续发售。
3月27日，北伐开始，需款孔亟，特发行以卷烟统税为担保的国库券1600万元，利率为月息八厘，三年七个月还清，仍由上海金融界承受，先行垫款，陆续发售。
4月28日，发行军需公债1000万元，以印花税收入作抵，月息八厘，七年还清，仍由上海金融界承受。
东部金融巨子张嘉璈回忆：“自民国十六年（1927年）4月至十七年（1928年）6月，此14个月之内，国民政府共合发行国库券与公债一亿三千六百万元，均由金融界承受，先行垫款，陆续发售。其中以中国银行所占成分最大。日本报纸及日人著述，时有讽刺国民政府之语，谓：‘革命军北伐成功，得力于江浙财阀之支持。’”姚崧龄《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日本人的说法，并非讽刺，乃是事实。据一项统计，南京政府成立后的一年零两个月中，上海各界提供给政府的金钱多达近一亿元。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东部的钱好像多得花不完，但在战争中不断膨胀的军队，则是一个无底洞，多少钱丢进去都是立即消失无踪，连个泡也不冒出来。
为了把东部财团紧紧攫在手里，政府和东部集团之间，必须有一位强有力的联系人，一位在野的巨擘。在上海，没有谁比杜月笙更适合担当这个角色的了。
杜月笙（右）、张啸林（中）、黄金荣（左）合影
杜月笙是上海滩的一位奇人。他出身寒微，靠贩毒、开赌发家，与黄金荣、张啸林并称上海滩的青帮三大亨，与法租界关系密切，在政界也有相当影响力，当年黎元洪下野赴沪，就是由杜月笙亲自安排保护，又在家中设宴款待，俨然平起平坐。杜月笙立身处世，带有浓厚的儒家色彩，但这种儒家思想并非来自四书五经，而是来自《西汉演义》、《三国志》、《水浒传》和《说岳全传》一类小说。他识字不多，只能由别人读给他听。他的忠孝侠义之风，就是由这些坊间小说培养出来的。
当过上海市长的俞鸿钧对杜月笙有这样一番描述：“月笙先生，出生于农村，长大于都市，且为目击过去帝国主义控制下租界之种种黑暗，故其民族意识，特别坚强。先生交游遍天下，士农工商各阶层无不普及，故其社会经验，更较任何人丰富。先生急公好义，为各界所推崇，平时兼任各公私机构董事长会长委员等职务，不下数十处之多，但每遇有重要事务，必亲到参加，其精力之充沛尤足惊人。”俞鸿钧《忆杜月笙先生》。《杜月笙先生（镛）纪念集》。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版。
从这一角度来看，东部帮会与“抡着大斧，只顾砍人”的黑旋风式的西北刀客、会党，风格上大不相同。
蒋介石没有忘记杜月笙对上海政变的功劳，当宁汉仍处于严重对峙状态时，他请杜月笙到南京见面，委任这位青帮大亨为“海陆空军总司令部顾问、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行政院参议”。
“四·一二”以后，上海的豪门决定把赌注押在蒋介石身上，而杜月笙恰在此时从蒋介石那里获得了一连串的殊荣，他在上海的名声，更是如日中天，光芒万丈。法租界当局立即委任他为公董局临时华董顾问。杜月笙在商界和工界的势力日益膨胀，翻云覆雨，无所不能，人称“上海皇帝”。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上海的地位更形重要。政府希望帮会头子杜月笙可以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于是鼓励他进军金融界。引路人是“商业联合会”常务委员、北监老人钱新之。钱是浙江吴兴人，出身在一个工商业家庭，读过北洋大学的财政经济学，又到日本高等商业学校学习财经和银行学。辛亥革命后，开始打进上海金融界，担任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的经理，和宋汉章、张嘉璈等金融大亨称兄道弟。
1920年，钱新之出任上海银行公会的会长。他和蒋介石的关系，也非常亲密，“四·一二”前夕，蒋介石到了上海，和黄浦滩大老虞洽卿策划成立“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钱新之是委员之一。
钱新之苦口婆心劝杜月笙，一个人活在世上，钱固然很重要，但地位、名誉也很重要。现在你赚的钱再多，也不过是些经营烟赌的黑心钱，干嘛不把这些钱投资在正当的行业上，以便真正成为上海领袖群伦的人物呢？你是党国要人，又是租界公董局的顾问，身份、地位都已经很高，干嘛还要死抱着赌台、烟馆这些黑道生意呢？
杜月笙听了以后，确实心动了。但自己大字不识几个，正行生意也从没做过，武生出身的，唱花旦怕唱不来。他一时也想不出有什么正行生意，适合他做。
钱新之建议他去开银行，打进金融界。这回杜月笙的反应，不仅是吃惊，简直像听到天方夜谭一样了。干正行生意他确实想过不少，却从来没有想过开银行。在他看来，办银行是需要非常高深的专业学问，绝不是他这种小伙计出身的粗人能玩得转的。
钱新之给他打气：办银行就需要两条，一是有信用；二是在社会上兜得转。这两条杜先生都不成问题吧？剩下最后一个问题是，如果赫赫有名的杜月笙开了银行，却没人来存钱，这个台可就塌得大了。钱新之安慰他说，银行界有条不成文的规矩，谁家银行开张，大伙儿都要往里存一笔钱，以示祝贺，这叫堆花。上海滩有十几家银行，历来堆花的数额大，期限长，而且现在又是杜先生开银行，谁不给几分面子？
钱新之力劝杜月笙进军金融界，是因为他即将在南京国民政府里担任财政部次长，在上海金融界需要有新的势力兴起，作为政府的财政支柱。杜月笙在“四·一二”中出力至巨，黑白两道都有相当的号召力，正是新势力的理想人选。
杜月笙果然雷厉风行，1929年3月7日，钱新之在南京履新之日，杜月笙的中汇银行已经在上海法租界爱多亚路143号隆重开业了。
黑道出身的杜大耳朵，虽然做正行生意，但手段仍不免是黄浦滩流氓的手段。当时上海黑帮横行，绑票是家常便饭，报纸上天天都有几宗绑匪撕票的新闻，黄浦江上天天都可以看见无名浮尸随波逐流。商家富户无不胆战心惊。
为了能平平安安做生意、过日子，很多人只好给杜月笙投帖子，拜到他的门下。有杜月笙的招牌，就像买了保险一样，再也不会受到黑帮的骚扰。杜月笙办银行，自然首先想到了这批胆小怕事的财主。他按帖子摊股，一下子就筹到了25万的股金。
银行虽然开张了，得到中央银行的补贴和各路豪富的捧场，法国驻沪总领事葛格林成了银行的大客户，帮会把巨额的烟赌游资都存入中汇银行，但杜月笙到底不是金融家，对银行业务并不熟悉，负责管理中汇银行的总经理原来是杜公馆里的账房先生，虽然忠心耿耿，但在上海滩办银行，毕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两年下来，中汇只有19万元的赢利，在有冒险家乐园之称的上海来说，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杜月笙干什么事情，都有着一股不干则已，一干就要干到底，干出名堂来的犟劲。当初他开银行，轰动了上海金融界，朋友、敌人都在瞪大眼睛看着他，他决不能半途而废。他不动声色地等着，等着一个“决定性的机会”。
第一次出现这种机会的迹象，是在1929年4月，当时的财政部长宋子文为了说服上海的资本家继续支持政府的金融改革，对他们采取非常温和的亲善态度，邀请金融家们向政府进言，希望他们把支持国家经济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他甚至鼓励他们反对蒋介石把超负荷的军费开支强加在上海资本家的身上。
因此，当蒋介石宣布解散闸北商人志愿队（一支商人武装队伍）时，上海的资本家采取了公开的抗拒态度。
杜月笙向帮会下达了指示，向上海金融界施加压力。4月24日，一队骠悍的帮会打手冲进了坐落在公共租界的上海商会，洗劫了这幢大楼，四名在商会里工作的人员被打伤。商会向南京政府提出了严重抗议，但就像石沉大海一样，毫无反应。甚至上海的报纸都接到了严厉的通知，禁止报道这次袭击事件。
上海商人屈服了。
在杜月笙的操纵下，商会进行了彻底的改组。对蒋介石来说，现在向上海商人要钱更方便了；而对杜月笙来说，商会则成了他手中的一只棋子。
真正的机会终于出现了。
1931年7月，著名“南三行”之一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发生了重大的资信危机。它投资盐业失败，损失将近两百万。本来对一个财力雄厚的大银行来说，两百万的损失并不至于追魂索命，但它的对手趁机兴风作浪，广播谣言，两百万的损失变成了几千万。商储银行的经营方针一向是“人争近利，我图远功，人嫌细微，我宁繁琐”，客户大部分是小额储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