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迷失-第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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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取得上海帮会的支持，孔祥熙把杜月笙请进了法币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虽然国民政府的英国财政顾问对此提出异议，但孔祥熙解释说：“杜毫无疑义是一个大投机倒把分子，他也是个黑帮的大头目，但是在上海，杜的手下有十多万人，听从其命令，他随时可以给你制造出骚乱来的。”
孔祥熙采取雷厉风行的手段，开始进行第二次债务清理。1936年2月，孔祥熙奉派为整理内外债务委员会委员长。当时到期的债券高达1。26亿元，预计在今后五年之内，将有57％的本金到期，需要偿还。
根据美国财政顾问的建议，把38种债券（除去少数几种性质特殊的），按照到期日子的远近，分成五组，每种债券的偿还期均须延长，统一后的债券，利率一律六厘，不能改变。上海帮会再次表明支持态度。杜月笙甚至迫使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会议接受政府发行的“统税库券”，年息为6％，偿还期比其他更长。
统一公债，使政府得以喘息机会，这对于稳定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财政，起到了异乎寻常的作用。
孔祥熙通过改组中、交两行、实施法币政策和统一公债这三步棋，完成了对东部财团的全面改组。
东部财团对政府的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了。蒋介石以牺牲东部财团的利益，换取了中央在迁都四川以后仍能生存下去的条件，不能不说是一种卓尔不凡的远见。但也埋下了危险的种籽，总有一天会结出累累恶果。
尽管宋子文、孔祥熙的努力，取得了蔚然可观的成绩，但对中国的经济颓势，却无力挽狂澜于既倒。这是非常可悲的。
原因究竟何在？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在财政上的决策，“几乎完全是以非经济因素为基础的”。战争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整个统治时期，并没有获得过一天的和平日子，以从事经济建设。
这非某个人所能承担的责任。历史的选择如此，天夺其魄，就算神仙也救不了。
19世纪中叶以降，几乎远东所有国家，都面临着一个东西方文化冲突的问题。日本、朝鲜、菲律宾、暹罗都曾受到文化问题的困扰，但是，它们比较容易找到解决的方法，而中国就不行。
中国的面积相当辽阔，相当一个大洲了；中国的历史相当悠久，几乎可以说是远东文化的发源地。这两个因素加起来，使中国的现代问题变得非常难解决。
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差不多都是儒学的奉行者。蒋介石也不例外，他崇拜王阳明的学问，把曾国藩视作最高的道德楷模，他深信民族生存的首要条件，是民族的自尊心。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中国革命的完成，必须以传统道德的重建作为基础。
蒋介石和宋美龄联手发动新生活运动，试图改造中国国民之习性
尽管蒋介石在1930年受洗成为基督徒，但在他的内心深处，却永远也无法摆脱“天下安危，定于一身”的帝王思想。
1934年，蒋介石在全国发起一场新生活运动，反映出他的脑子里充
满了种种矛盾的、莫名其妙的观念。这场新生活运动的宗旨，是希望藉着恢复中国的传统道德，为“民族复兴”注入具体的内容，使之成为安内攘外的一种精神动员。
所谓传统道德，集中体现在“礼义廉耻”四个字上。蒋介石从南昌回到南京后，成立了“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发动童子军和学生到处宣传“礼义廉耻”的四项做人原则。号召人们“不要随地吐痰”、“消灭老鼠和苍蝇”，又组织了农村重建队，深入穷乡僻壤，检查个人卫生和公共卫生。
但是，新生活运动并没有告诉人们怎么应付日益严重的外患，只是劝诫人们的生活要整齐、清洁、简单、朴素。
新生活运动，首先在东部城市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了。童子军纷纷走上街头，严肃认真地执行起纠察任务，凡衣冠不整、口叼香烟、涂脂抹粉、随地吐痰的，一律被当众训斥，甚至用红墨水在他们身上盖上标记。
独具一格的“运动”方式，是中国人的特产。他们有办法让任何一件严肃的事情，变成闹剧。
新生活运动究竟取得了什么成绩？据说，“即使在走路的一个细节上，大家也懂得模仿英国人，靠着左边走了”。仿佛这是足以自豪的莫大胜利。
当然，在国民政府控制得最严的那些城市里，实际的成绩不止于此。城市的排水系统、自来水供应系统、道路系统的改造和修建，确实开始着手进行。批评迷信、简化丧礼，以及举行集体婚礼一类移风易俗的改革，也时时见诸报端。
不过，广土众民，鞭长莫及。出了东部数省，新生活运动，就成了市井乡愿茶余饭后的谈资。
尽管大多数中国人对新生活运动毫无兴趣，但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却持欢迎态度，因为他们切身感受到中国的混乱、肮脏和腐败。他们能够理解这种把基督教的某些教义和儒学糅合一体的努力。
相反，远在大洋彼岸的西方国家，则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这是蒋介石为了转移人们对日本侵略的关注而玩弄的把戏。即使就新生活本身而言，也是过于道德化，根本无法把这些尽善尽美的礼教变成现实。因此，西方人无不嗤之以鼻，以“大而无当”作为对它的评价。
新生活运动是中国东部文化的标本，它是东西方结合诞生的怪胎。
东部的政治、经济、文化，处处透露着矛盾彷徨的苦衷。它既没有大西北那种人和土地、部族之间根深蒂固的原始缔结，也没有南方那种“山高皇帝远”的反叛精神。它夹在北方帝王之家和西方的民主社会之间，既想要熊掌，又想要鱼翅，结果变得不中、不洋、不古、不今、不伦不类。
一度生气勃勃的国民党，为了坐天下，而付出了让自己烂掉的代价。“军事北伐，政治南伐”，诚为鞭辟入里，千古春秋之评！
无论是蒋介石，还是宋子文，还是整个东部财团，他们的悲剧在于始终动摇于理想和现实之间。既想民主，又丢不下君临天下的梦想；既想土地改革，又不敢消灭地主（或者说想不到一个消灭地主的好方法）；既想把列强统统逐出国门，又想得到列强的资助。朝秦暮楚，首鼠两端。结果，在北方官僚制度的侵蚀下，在西、北、南方封建势力的三面包围下，在列强的环逼下，瞬将不敌，满盘皆输。
【叁】西安，历史的命定。蒋介石成了西北军和东北军的俘虏。这次事变，除了打破原有的政治格局外，还显示出非常深刻的地域政治的象征意义。
对蒋介石来说，西北是一块陌生的土地。他一生极少涉足西北，一个江浙商人的儿子，在长烟落日、孤城寒角的大西北，能有什么作为？
西北对于张学良来说，也同样是陌生的。自从北平扩大会议期间，张学良领兵入关，高喊出“拥护领袖”的口号之后，在某种意义上他成了蒋介石唯一的军事伙伴。蒋介石担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张学良是副司令；蒋介石担任西北剿匪总司令，张学良是副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九·一八”后，东北军没有杀回老家，而是听命于蒋介石的调遣，继续转战华北、华中，又开赴西北，成了一群无家可归的“游魂野鬼”。
陕西是十七路军的地盘。西安绥靖主任兼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早在1933年就和四川的共产党有秘密联系，并达成互不侵犯的协议了。他的条件是共产党不向陕西方面发展；帮助他把蒋介石的中央军赶出西北地区。他同意在西北军和红军之间建立一条交通线，向红军提供必需的物资。
他对东北军开入西北，开始也是疑虑重重，但很快就和张学良打得火热了。在杨虎城的影响下，张学良对和红军打仗愈来愈感到厌倦和消极。
1935年11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联名发表《告围攻陕甘苏区的各部队官长与士兵书》，提出只要不打红军，不进攻陕甘苏区，红军便愿意和他们互派代表，订立抗日作战协定，共同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张学良和杨虎城对此都表示出赞赏的态度。
1936年2月，中共的代表李克农、钱之光和东北军代表王以哲、赵镇藩在洛川举行秘密会谈。达成了一项口头协定，包括政治上东北军正式同意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军事上双方互不侵犯，各守原防；经济上恢复通商，双方可以互派人员到对方驻地办货。协定从3月5日开始执行。
3月3日，张学良从南京述职回到西安，第二天便飞赴洛川。他一下飞机就对共产党的代表说：“我是来做大买卖的，搞的是整销，不是零售。”当天下午，张学良和李克农举行了正式会谈。
李克农的态度很清晰，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我们都是中华儿女，应该枪口对外，收复失地。两军不宜再对立下去，应该尽快联合起来，一致抗日。
张学良基本同意上述的几项协定，但他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包括蒋介石是不行的。蒋介石有国家政权、军队、财权，实力雄厚。抗日只有在蒋介石的领导下才能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李克农说，抗日统一战线包括不包括蒋介石，这要取决于蒋介石本人。共产党的政策是“反蒋抗日”。对此张学良加以婉拒，他强调说，离开了“拥蒋抗日”的原则，就谈不上统一战线了。
4月9日，中共副主席周恩来和张学良在肤施（延安）的一个天主教堂里，举行了更高级的会谈。张学良再次强调拥蒋抗日的重要性。周恩来表示，如果能够把蒋介石这样一个力量争取过来抗日救国，也是我们所十分希望的。可是他搞独裁，搞法西斯，不要民主，看不到人民群众抗日的雄厚力量。要用什么办法才能争取过来呢？
张学良喜欢兵行险着，有点赌徒心态，这一点在中东路事件中，已经显露无遗了，现在他想出了一个“逼蒋抗日”的主意，具体而言，就是共产党在外边逼，他在国民党里面劝，内外夹攻，把蒋介石扭转过来。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1980年版。
在这次会谈中，共产党表示不一定要反蒋抗日，使张学良更加坚信拥蒋抗日是可行的。只要他想办法让蒋介石放弃内战的政策，共产党就再也没有反蒋的理由了，全国各党派的大联合，也就有实现希望了。
张学良和周恩来的会谈，达成了必要时和新疆、甘肃、宁夏结盟，形成西北四省抗日大联合，对蒋介石施加压力，迫其走上抗日道路的协议。自从西北军、东北军和共产党接触以后，一股逼蒋抗日的空气，在西北渐渐弥漫起来。
1936年10月，对西北一向敬而远之的蒋介石，鬼使神差地跑到洛阳过50岁生日。张学良以祝寿为名，把阎锡山拉到洛阳，一起向蒋介石进言，力劝停止剿共。但蒋介石竟大发雷霆，痛骂张学良“做事缺乏最后五分钟的坚定”。在洛阳军官学校纪念周上，蒋介石甚至当着全体军官的面声色俱厉地说，“勾结日本是汉奸，勾结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