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黑暗的河流上_席慕容-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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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代的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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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勲
席慕蓉说：“不再写诗了。”
她把二十五年的诗作选了三十几首，再加上近年陆续发表的新作近三十首，结成一集。
用很工整的字体手抄的诗稿，一张一张夹成厚厚的一本活页。
“这就是诗人的一生吗？”我一页一页地翻过，心里不免有这种惊动和感伤。
这些年，我和席慕蓉成为很好的朋友。最初是共同喜爱山水，常常走告有关美丽风景的地方，相约一起游玩。有时候背起简单的食物，走很长的山路去写生。最近是分享了她寻找故乡蒙古的喜悦、愤怒和痛苦。
做为朋友，席慕蓉的用功常常使我惭愧。多年来，开车如驱马，在台湾山野奔跑写生，她的用功还包括手抄诗稿字迹的工整，活页装订的一丝不苟，也包括她画画时对工具选择的严格。到了最后装裱，她也从不放弃慎重的态度。往往画挂起来了，觉得框装配得不妥还是拿下来撤换。
在教育的系统中席慕蓉也遵循着一条合理的路，从师范学校美术科到师范大学美术系，出国在比利时皇家艺术学院深造，一直到回国任教于新竹师范学院，从讲师到副教授、教授。
席慕蓉在现实中走了一条完全遵循世俗规则的路。
她相信制度、规则，她也相信纪律。因此，用功地在制度规则中把自己发展到最好的状态。
从现实的意义来看，席慕蓉的世界是一个圆满幸福的世界。事业、婚姻、孩子、甚至她所关心的社会，她都以合理的方式去努力使它们圆满。
但是，圆满竟然也是一种遗憾吗？
我读席慕蓉的诗，读到在幸福之中犹有盼望、渴想，有泫然欲泣的感伤。
我们去看烟火好吗
去 去看那
繁花之中如何再生繁花
梦境之上如何再现梦境
——《请柬》
在台湾社会从战后初期打拼的年代过渡到物质的繁荣富裕，席慕蓉的诗普遍反映了大多数人在富裕幸福之外的另外一种遗憾吧。
从最基本的意义来看，诗，是喜悦的声音，诗，也是感伤的声音，两千多年前在桑树下田陌间工作的男女的调笑、渴望、追求、怨艾一一被记录，形成了中国最早的一部诗经。
既然我该循路前去迎你
请让我们在水草丰美的地方定居
我会学着在甲骨上卜吉凶
并且把爱与信仰 都烧进
有着水纹云纹的彩陶里
那时候 所有的故事
都开始在一条芳香的河边
涉江而过 芙蓉千朵
诗也简单 心也简单
——《历史博物馆》
席慕蓉的诗在方字上很少晦涩难懂之处，也很少有情感幅度特别极端的辞汇。如同她在现实生活中相信相仿制度规则一般，她在文字语言的世界也遵循一种古典。
在台湾社会初步进入物质富裕的阶段，大部分的人，在幸福的基础上并没有太多彻底变化的要求，他们心中的诗往往是在基本稳定的要求下一点点心事的意外。
如何让你遇见我
在我最美丽的时刻 为这
我已在佛前 求了五百年
求他让我们结一段尘缘
佛于是把我化作一棵树
长在你必经的路旁
阳光下慎重地开满了花
朵朵都是我前世的盼望
——《一棵开花的树》
这是一般喜爱席慕蓉的诗的读者可能最熟悉的句子。
严格的来说，台湾战后的大众基本上生活在没有诗的状况。社会中所谓的“诗人”，无论在文学圈子中如何喧腾，其实并没有与大众生活发生真正密切而广泛的共鸣。
传统诗歌中的“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宗旨也早已不再是诗人的目的。诗人似乎多半宁愿在极其个人的空间里做文字的营造。
席慕蓉的诗却是她合理幸福生活中的意外。她在绘画中往往牵制于学院出身的某些包袱，有时过度相信方法、规则，然而在她的诗中却恰恰成为她规则的解放。
阅读席慕蓉的诗，可以观察到两种矛盾的交错，一种是文字上的平实古典，另一种是心境上对浪漫的狂想。
七○年代至八○年代恰恰是台湾从平实的社会进入富裕的年代。
席慕蓉的诗在那一平实而又开始狂想的年代呼唤了整个诗的读者，或者说，是整个一代的心事的呼唤使席慕蓉出现了。
文学圈子中对大众形态文化的忽视，甚至恶意的贬损，可以看到台湾所谓“文学圈”的不够健康。席慕蓉在七○年代以后诗集的畅销也许是引起诗的圈子中少数人对她采取恶意逻辑的一例吧。加上她的女性身份，更使习惯的文学圈子加重了对席慕蓉诗作的成见。
梁代的钟嵘在编《诗品》时发现只有一位女诗人班婕妤，很感慨的在诗品序中说：“从李都尉迄班婕妤，将百年间，有妇人焉，一人而已。”
在这短短的感慨在此后一千多年当中并没有任何转机。男性依然以他们霸道的方式，不只独霸政治、经济，也同时独霸着文化与诗的国度。两千年间，能够与男性并驾齐驱的女性诗人事实上只有李清照一人而已，然而此后撰写文学史、诗史的人连钟嵘式的感慨都没有了，只当是理所当然的事而已。
席慕蓉大约从来没有想过要领导文风或改革社会一类的事，女性主义的运动也似乎与她无关。但是，七○年代，席慕蓉却是以极其女性的诚实与狂想呼唤起了一整代人的梦想。
席慕蓉说，出这本诗集，要替自己二十五年的诗做一个总结，从此——“不再写诗了。”
席慕蓉也许觉得诗死亡了。
然而，诗的死亡也可能是真正诗的复活吧。
如果我们对诗不怀成见，那么，温婉幸福可以为诗，激愤屈辱当然也可以成为诗。
诗有时随着年轻华丽的生命早早逝去，如王勃、李贺，如rimbaud。但是，诗也有时要在沧桑的生活中峰回路转，越走越宽阔，如杜甫、苏轼，如普希金。
我曾经按照年表读杜甫、苏轼，四十五岁以前几乎还没有写到最重要的作品。
因此——来日方长，席慕蓉如果以后继续写诗，绝不算是对自己的反悔；或者说，诗，本来就是对自己不断的反悔吧。
一九九二年二月廿五日于东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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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之歌之反省与回顾
（／t／／xt｜小／／说／天堂）
席慕蓉
从人类开始群居以来，就出现了一种权威的引导。有时候是为了群体的福祉，有时候却只是为了便于管理，无论出发点是善意还是恶意的，最后总是要以完全消除了个人的自我意识为终结。
为了要群众接受训练，并且深信不移，因此，这种价值导向必须出现在一切事物上，当然也包括了文学，包括了诗。
于是，几千年来，把高亢的、阳性的、关于国族、关于群体的作品，都定位在最高点，并且以此来评断诗人和选择诗人。这种引导，在中国的控制阶层里做得最为成功，竟然变成了历代文人的传统思想和标准。
在太平岁月，这样的标准并没有人在意，也没有人反对。但是，在长年征战的时代里，因为战争、因为混乱、因为群体和个人的创伤所导致的痛苦与不安，终于让信仰崩溃，价值幻灭，让群众在伤痛与怀疑之中，有了重新反省的机会，个人的自我意识因此而得以重新出现。
这种反省，有时候是自觉的，有时候却是不自觉的。而两千年前，东汉末年一群流离伤乱的中国人，却都把它们写进《古诗十九首》里面去了。
少年之时，初读《古诗十九首》，真是心灵震动。那时候太年轻，不能明白其中的原因，只觉得有许多首仿佛都早已相识，仿佛等待已久的就是这些感觉，这些诗句。
其实那就是在僵硬的国文课本之外，少年的我，第一次接触到人性深处的呼唤。
从此，诗，成为我与外在世界抗衡的一种力量。
不过，真正开始持续不断地写诗，是在离家到欧洲读书之后。布鲁塞尔四季分明，一个人行走在霏霏雨雪或者依依杨柳之间，感觉到古诗里的字句和两千年之后的此刻并没有什么差别，感觉到时光其实就在身边和心中匆匆转换，不禁想要提笔去捕捉一些什么。
二十多年了，这样的心情时隐时现。在混乱与琐碎的日常生活里，我常常会渴望有个安静的夜晚，好能摊开稿纸，离开一切世俗的标准，用静观的角度来测量距离，看那隐藏在变幻与流动之后的时光不变的面容，看漫长岁月中的踟蹰与犹疑如何游走在短短的字里行间，最后一一显现。
在这样的时刻里，所有的感觉都变得非常安静与透明，我终于得以与自己共处，一无所争，也一无所获。
在写诗的当时，并不能够很清楚地去反省，如今再来回想，才发觉这其实就是我的心灵，在长年离乱的不安与无奈里，给自己找到的最后的平衡点罢。
还记得十一年前，《七里香》刚刚出版的时候，有了许多反应，更有人认为像我这样生活幸福的人，应该是无忧无虑的，怎么可以写出这些诗来？
只有痖弦，对我说了一句话，他说：
“什么叫做无忧无虑？一个远离族群的蒙古人生活在汉族的世界里，没见过自己的家乡，不认识自己的语文，这生存的本身就是一个悲剧啊！”
那天，忠孝东路上阳光灿烂，人群熙来攘往，仿佛是太来盛世，然而，终于有诗人了解我，了解我们这一代人的心事。
在这个流离伤乱的时代里，不只是我而已，只要站在街头试问一下，有哪一个中国人心里没有伤痛？有哪一个中国人可以被称得上是“幸福”的呢？
不幸生逢乱世的我们，无论是写诗的人还是读诗的人，都不过只是想要在这种混乱不安的日子里，在外界与内在的不可抗拒的压力之下，努力为自己求得一点点心灵上的清明罢了。
我原来以为，也许生活能如一条河流，尽管曲折，还是可以迂迂回回地流下去。
但是，一九八九年夏天，初见蒙古高原，我心中多年维持的平衡又被推翻了。距离完全消失，一如蒋勋所说，我陷入了喜悦、愤怒和痛苦种种情绪互相冲击的漩涡里。
蒋勋对我说，我在《高高的腾格里》那首诗所遇到的困难，是因为原来习惯的语句无法表达出现在的心境，所以才觉得写不下去了。他说，只要能冲破这种文字上的障碍，以后应该可以进入一个更为开阔的世界。
我很感激他的鼓励。可是，我依旧认为，在诗的创作生命里，那曾经属于我的最美好的一部分，如今已经消失了。
即或在将来，我也许能把《高高的腾格里》那首诗写完，也许还可以再多写几首，但是，我想，最为我所珍惜的那种安静与透明的感觉，恐怕是永远都不会回来了。
生命果真如一条河流，如今终于来到了我的出海口，眼前烟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