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废集_陈丹青-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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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你指的是中国艺术家吗？
就您认识的男性当中，您觉得绅士和非绅士的比例是？
陈：我认识人有限。我不在乎他们是不是或像不像绅士。中央美院老教授詹建俊，绅士，形神俱佳。活在这五六十年而仍然不失为绅士，是稀有动物的景观。
老一代党干部我记得颇有绅士相，他们其实出身民国时代有身份有教养的家庭，一浪漫，去革命了，没丢性命，当了官，地位高，假如心态还好，便显得十分儒雅而宽松，言语得体，淹然有风姿。从前的外交部部长姬鹏飞、侨办主任廖承志，绅士相，至少在镜头前一点不做作。周恩来通常被认为有绅士风度，但绅士并不单指风度，我们的老总理其实是位无比坚强的共产党员。
现在的党干部都是解放后长大的，绝对不可能了，哪来比例啊。不是说他们不好，但你问的是绅士。
您觉得最有绅士精神的一个城市或地区是哪里？（如果您选择了一个国外的城市或地区，那么在中国，最有绅士精神的一个城市或地区又是哪里？）
陈：有。台湾，香港。我在这两处中国领土走走看看，犹如艳遇，心想还好，没绝种。
2008年4月
台湾的文艺家
txt小＿说天＿堂
自八十年代在纽约结识台湾文艺家，一来二去，总觉得这些同文同种的同行和我们有点异样。九十年代末常回大陆，新朋旧友的言状作风也渐变异——但并非台湾同行的那种异样——新世纪迄今可就日甚其异，我得悄悄调整才不至于在大陆同行面前暗暗受窘，最显著的进步，就是学会可别率尔谈论艺术。不谈艺术，谈什么呢？细想起来，却不记得谈些什么。概括地说，可能是位子？票子？房子与车子？当然，还有至关重要的路子……此外便是不咸不淡的闲话。几位熟透的老友自是例外，一见面仍旧挠痒痒似的聊艺术，而偏是这类憨人大致对位子路子之类不开窍、缺感应，直白地说，就是比较傻。这回去台北和几位老相识重逢，十几年没见了，一个个都还是从前那般，说不几句，就聊到各自永在周旋思忖的那一门子艺文，简直像卡槽的唱片，我忽然明白了：他们的“异样”固然不止一端，但相对今时中原文艺人普遍的老于世故或嬉于世俗，显得有点傻。
侯孝贤六十开外了，惯常如老农般寡言，除非说到电影。譬如问及《海上花》劈面头一个镜头不可觉察的移动，他来神了，详详细细跟我说机位怎么摆，演员又是如何调弄……朱天文长我一两岁吧，辫子斜扎，还有校园姑娘气，她出书不断，居然至今手写，不用电脑，若是开口言说必是文学的心得，脸色一正，如正在写作中，好一番思量……诗人杨泽是在纽约相熟的老朋友，那时他出版诗集《仿佛在君父的城邦》，意指当年被阻隔的中原，日后回台主编《中国时报》副刊，这回面见，意态殷殷要我写写作为“南朝”的台湾文化，显然对宝岛仍在爱恨交加的思绪中，心灰而热肠……张大春，台湾文坛悍将，这回特意听他一堂课，单说“七言”的缘起，深入浅出，浅出而深入，真听得我佩服，学生是社会上老中青业余爱好者，于各种典故应对如流，念及中原所谓“国学热”的虚火与声势，还是闹“运动”那一套，对岸则真的是在上课，好安静，好平常，窗外艳阳……九十年代以世界摄影观念启蒙大陆同业的阮义忠是个激动之人，才刚握手坐下，就讲起不久前在台北看柯特兹原作展：“哎呀呀，老兄！那种质地，那种震撼……”瞧着脸就涨红了，仿佛文艺青年，算算他也年近花甲。
天下文艺人的性情行状，本无定规，不该有个模式。我自己平素就不热衷整天价谈论绘画，念叨艺术。可那几天一拨拨与台湾老友倾谈，忽然置于一种疏远已久的氛围，那氛围，非指艺术，而是我们也曾有过的率真与本分：在我曾嘲笑的八十年代，中原文艺人群相聚首，一概热烈地犯傻，而此岸同行的集体来历，我也其中之一，毕竟熟悉而同情的，无非压抑过甚，穷贱过久，如今大约是该抖他一抖，活得猖狂一点吧，只是瞧着对岸同行的守本色，不免发生感触。
譬如老友请我吃饭，亦如从前那样寻个街边店铺，并不去豪华宾馆开包间，因出入各种场合，他们不在乎朋友是否在乎彼此身份的贵贱；除了本业，我至今不清楚这些哥们儿挂靠哪个“单位”，或有人兼课任教，或阶段性属于某些民间机构吧，但对岸哪有遍布中原的作协、影协或美协，他们向来只是“个人”、“自己”。享誉台湾数十年，以上几位无可置疑是岛内一流艺术家，可是没一位身居官位，言谈神色间看不出半点周旋官场的潜意识或显意识；他们的青春记忆有过白色恐怖，书报查禁，但从未经验彼此揭发、痛遭批判、革职流放，是故说及戒严年代，大抵平静笑谈，既不会咬牙切齿，也不会因创伤太深而刻意遗忘。他们中好几位出身“眷村子弟”，即王朔似的“军区大院”孩子，但细究其详，却又不好比较：譬如朱天文的父亲朱西宁原是“国军”作家，一路南渡，居然带着张爱玲的书，又在七十年代胡兰成来台授课而被正人君子讨伐之际，邀胡来家久居，日后成了朱家小姐妹的启蒙师，这在“我军”简直大逆不道。另一位“国军”画家李仲生，南来台湾，五十年代即以立体派与抽象画影响弟子，培育了岛内第一拨现代主义画家，这在“我军”又是匪夷所思……说起台湾种种，我们时或粗粗撮要国共之间两岸历史的相似，一笑而过，细究其故，其实越说越见分殊，这分殊，是当我将两岸同行一事一事比照过，这才愈见其深，背后的缘故，说来话长。
那天新竹文学营课后，教员休息室挤满十来位被邀请的文艺家，或年逾古稀，或正当少壮，报出名姓，全是岛内精英，如雷贯耳，也不过一人分一盒便当——如今中原大学客串教席的最低待遇也必是校园餐厅开包房——他们无官无衔，各自经营一摊行当，唯美其名曰文艺家。忽然我想起邓丽君、三毛、琼瑶、罗大佑、李敖、柏杨……二三十年前，这些人物的作品远渡此岸，如消息，如南风，拂润浩劫过后艺文枯败的大中原，如今中原的无产阶级文艺家变阔了，神气了，还记得昔时对岸的如缕南风吗？
此刻他们出去进来，调笑逗趣很开心，显然好久不见了。我从旁闲看，心里想：他们也会有异见、门派、代沟、猜忌吧？老一辈，则可曾在蒋家父子的时代有过同行相残的冤案与中伤？凡有人的地方总有这等小故事，但眼前这台湾文艺的日常一幕，又还是觉得有些异样，并非仅止温良恭俭让——隐隐约约，又像又不像，我瞧着偏安岛内半个多世纪的同行与同胞，无端望见了民国时期的文艺家。
2008年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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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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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去纽约探望母亲和弟弟，饭后闲聊，弟弟说起单位的小事：2005年，南洋海啸万人死。单位午餐时间，便有同事搭起临时桌面，大家围拢，当场掏钱：二十、五十、上百美元，各人自便。如是者三五天，都在午餐时间，顺便，不耽误上班。临了捐款数目一并公布，做成账，上交专门机构汇到南洋灾区去。弟弟供职“联邦交通局”，算是“公家”，许多纽约大公司（即所谓“私营企业”）的芸芸白领也都踊跃捐款，用我们的老话：“群众发动起来了！”其实没人发动，和政府更不相干。美国政府的恶习不是扮演“世界警察”吗？美国人民的恶习之一，捐款救灾是也：但凡哪些不相干的国家地区遭了灾，“群众”就来纷纷掏钱管闲事。我居停纽约那些年，没单位，但常见教堂或社区的走廊院子里，悬个告示，搭开桌子，太阳底下一堆老百姓不动声色在捐款，事情办完，撤摊。
那年美国新奥尔良州飓风肆虐，屋毁人亡逾百千，弟弟单位，一点没动静——这是美国自家事，华盛顿会管，新奥尔良政府会管，全国各州援助，无数民间机构更会援助。这帮慷慨而精明的纳税人很清楚：南洋灾民比美国人更需要援助，而美国要比南洋更知道如何援助。援助，是一项专业。我有位中国画友那年正在新奥尔良，海水淹了他满架子画册和书籍。“丹青啊，你给我画的像也淹了！”他笑呵呵叫道，然后问我要不要买油画材料，“尽量买！除了家具、物资、抚恤金，光是政府赔我补充画材的经费就有四千美金，两年了，我还用不完！”
“9？11”过去七年了。你打听打听纽约下城密密麻麻得了高额补偿的私人与公司，就会知道什么是福利与人权国家的“国难财”，也会明白捐款南洋的热心公民何以母国遭灾，个个无事人一般。
好了。读者看出我是在暗示今春我国大雪灾沿途一塌糊涂的交通线……谢天谢地，过去了。近时“各级领导”正忙着论功行赏吧：论天灾，此番死伤比之海啸飓风，轻太多了；论人祸，则救灾的机制、援助的效率，早有不少文章聒噪过——政府独揽，民间无为，一方有难，八方措手，便是体制与国情的大隐患。“文革”时有句口号叫作“一切交给党安排”，有位文人私下多嘴：“哎呀，党多累啊！”随即被揪斗。而此番全国救灾的一笔亮色，是十几位河北农民义重如山，驾辆破车跨省越界径赴现场去救灾。人家有钱出钱，咱们有力出力，二者性质虽存大差异，但我那天读了报道，沛然神旺，简直活生生瞧见一组现代迷你型薛仁贵征西，好气派！昔年，杜月笙尚且划拨黑钱给河南灾民大捐款，今时燕赵好汉的义气丝毫不减。可是诸位明鉴：当今不是讲义气的时代，灾情骤起，偌大的国家和社会还看有没有自为自在的民间。什么才是真的“民间”？怎样叫作“自在自为”？答案说来简单，做到委实很难，就是：各单位安安静静排几张桌子，从善如流，利用午餐那点时间。
2008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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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亏年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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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七十年代1976年秋初，我以知青身份有幸被西藏自治区“美术摄影办公室”——“文革”期间各省唯一的美术机构——借去画画，同行者另有南京艺术学院陈德曦老师和王孟奇。9月1日到拉萨，我们落宿幸福东路12号二楼，短暂的高原适应后，天天散在街头画速写。
9月9日午后，我们正收拾画具，负责安排活动的“美影办”主任屠思华上楼进屋，并不看着我们，说：“这样子，下午不出去了。四点钟电台有重要广播。”旋即离开。
我们各自坐下，忽然好安静。那么，是毛主席死了。
活在1976年的人明白那是怎样一种感觉，那是怎样的一年。元月周恩来殁，仲夏是朱德的死，“人心惶惶”，不准确，那年，人心是在默然等待，暗暗地猜……拉萨阳光猛烈，我记得屋里的静，三个人刻意扯些别的话题，闪避目光，不敢对视，抑制嘴角的痉挛，只怕猝不及防，笑出来——“那一瞬间，他没有能够使他的脸色适应于他的过失……他的面孔完全不由自主地突然浮现了他那素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