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废集_陈丹青-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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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的租界，是中国人的屈辱。鲁迅到上海的种种考虑和真实原因，却是因为上海有租界，而且特意选择日本人聚居的虹口区。这一层原因，鲁迅不好说，也不愿说，因为这是屈辱。怎么表达这种屈辱呢？他将“租界”二字各取一半，写成“且介”，作成文集的题目，表示他躲在租界，是一个半殖民国家的奴隶。所以在选择“地利”时，鲁迅既是个民族主义者，也是个现实主义者。说他是民族主义者，因为鲁迅一步也不肯离开中国，在他危险时、生病时，宋庆龄、蔡元培、史沫莱特，还有延安来人，都劝他出国去，可是鲁迅不肯，连他当时向往赞扬的苏联，他也不去。说他是现实主义者，他明白上海，尤其是上海的租界，是当时中国各地的最佳选择，在上海待下来，他可以有一个进退回旋的余地。
这一层，后来一位人物的选择有点相似，就是大学者陈寅恪。出于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1949年前后他不愿留在清华，决定远离即将成为全国政治中心的北京，他也不愿去英国人治下的香港，或者跟着国民党去台湾，做流亡者。他选择了广州。虽然广州的“地利”适合他的病，广州的“人和”，譬如省委领导陶铸他们十分礼遇他，可是“文革”爆发，“天时”大变，他选择的广州埋葬了他。他死于承平时代的乱世，远远没有辗转于乱世的鲁迅在上海那么幸运。
八十年前的中国，有租界的城市不止上海，天津有租界、武汉有租界，鲁迅为什么不去呢？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上海是大世界，不但是中国第一新兴大都市，也是亚洲第一大都市。鲁迅选择上海，说明鲁迅在情感上的民族主义、生存上的现实主义之外，他的文化立场是一位世界主义者、现代主义者。这样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大人物，当时的北京、天津、武汉、广州、厦门，都不能满足他，不能最大限度成全他的观察和言说，只有上海，中国第一座具有世界意识与现代规模的大都市，才是最佳选择。用今天的话语说，上海代表当时中国的“先进文化”。
其实在1927年鲁迅到上海之前，各路新派人士就络绎来到，藏身上海，而且谋反。先有清末的康有为、梁启超，后有民国建立之前之后的孙中山、宋教仁、陈其美、于右任，再后来，就有江亢虎、陈独秀、毛泽东、周佛海等等早期共产党人……总之，上海是这些革命党流亡和举事的乐园。至于来上海办学，公开宣扬新学问、新思想的大人物，更是不胜枚举，最著名的当然是出掌上海公学的胡适之。
可是历来描述鲁迅居住过的那个上海，都将上海的生态几乎全部肃清、抹杀，只剩个鲁迅，加上几位左翼青年和地下党在那里偷偷见面。为了衬托这些革命人，作为反派，偌大的上海似乎也只剩下一群军警、特务和检察机关，一天到晚忙着搜捕、暗杀、查禁，整个大上海在我们的教科书里不过是这些正派反派的舞台，没有其他人、其他事。其实，鲁迅本人和左翼朋友们，才是当年上海真正的反派。今天的新上海，没有反派人物了，治理得非常好，除了前年被双规的一大群贪官污吏，新上海住满了密密麻麻的顺民和良民。所以我愿意想象在鲁迅迁来上海之后，三十年代的上海，和他一起住在这座大都市的，是些什么人——
除了老百姓，当年上海真正的主流人群是帝国主义分子及其买办，是高等华人、白领职员、民族资本家、各路生意人，此外，住着掌控部分上海社会的大流氓如黄金荣、杜月笙——这些人，鲁迅的文章几乎不提到他们。另一份长长的名单，是许许多多文化艺术界人士，这里只能扼要谈几位代表人物。譬如出版界的王云五和邹韬奋，报界的史量才，戏剧界的梅兰芳，电影界的郑正秋，演员那是太多了，鲁迅迁来上海前后，正是中国第一代电影演员出道之时，譬如著名花旦阮玲玉和胡蝶，著名小生赵丹和金焰，著名青衣上官云珠和秦怡……美术界的人物，我可以多说几位，譬如徐悲鸿和刘海粟，是在上海码头上船出去留洋，林风眠和颜文从国外回来时，也是在上海码头接受同行的致敬，然后分别去杭州苏州开办艺术学院。活跃在上海本地的艺术家，有去日本留学的陈抱一、关良和关紫兰，有第一代都市漫画家叶浅予、张光宇，有日后去了延安，建国后设计国徽的张仃……可是这些人鲁迅或者不知道、不认识，或者不感兴趣、不以为然，文章里也几乎不写到这些人，只是略微讽刺过梅兰芳、徐悲鸿、刘海粟，而阮玲玉自杀后，他却认真地写了那篇著名的《论“人言可畏”》，说的既不是电影，也不是阮玲玉，而是媒体和舆论的问题。
整个中国二三十年代的文艺史，可以说，就是上海文艺史。上海文艺史，从时间上对照，几乎密集发生在鲁迅来到上海的那十年。那十年，海派文学起来了，一长串名单，以前不提，这几年总算提起了，譬如实验小说作者穆时英、戴望舒、施蛰存、刘呐鸥、叶灵凤等等，加上更早期的鸳鸯蝴蝶派如张恨水，再加上后来左翼的那帮人，这才构成上海文学三十年代的全景观。在这全景观的深处，我有兴趣的是，当鲁迅在虹口往来于大陆新村和内山书店时，年纪青青的傅雷先生已经从巴黎回来了，年纪更青的张爱玲正在圣玛丽亚女中读书。那时鲁迅哪里晓得有个才气横溢的小姑娘住在沪西呢？按年份算，当时十几岁的张爱玲已经发表了处女作，领到第一笔小稿费，当她拿着稿费立刻上街去买口红时，鲁迅很可能正在虹口区的马路上，和西装笔挺的四条汉子闹别扭，或者，正在家里请萧红萧军吃夜饭。
这样想象着，鲁迅的那个上海这才活起来，假如我们再来发动想象力，应该记得穷凶极恶的张春桥姚文元，当时住在哪条小弄堂，还是文艺小瘪三，轮不到周扬夏衍的资格，去和鲁迅打交道。
时间不够了，我应该快点结束这篇讲话。总之——
所有关于上海历史的记忆和研究，公认上海的黄金时代是上世纪三十年代，而民国年间唯一短暂的承平时期，也是三十年代。鲁迅在上海的十年，正是三十年代。三十年代的上海要是没有鲁迅，那是寂寞多了，失色多了，三十年代的上海文化因为有鲁迅在，就有了不可取代的分量，有了文化的制高点。前面说到的文艺界名流或者小瘪三，不论是左翼右翼，不论是中间派逍遥派，不论文艺的主张或主义，不论是喜欢鲁迅还是不喜欢，大家全都在乎鲁迅的大名，要么敬佩他、追随他，认他为精神领袖，要么拉拢他、利用他，换取党派的利益，要么攻击他、撩拨他，引他注意，自抬身价，要么对他敬而远之，走自己的路……可是在鲁迅的文章、书信和日记中，那十年除了写作，就是带孩子、见朋友、逛书店、看电影，有时参加集会、经常躲避追捕，再就是躺在那里生病……总之，鲁迅处于文化争议的旋涡之中，又置身于上海的主流生活之外，他在上海期间的全部作文，没对上海说过多少闲话，就是说了，也没几句好话，在私人信件中，他对上海的世相，语多讥讽，对文人的百态，心存鄙视，上海的文界，大致不入他的眼，以上海市井的粗话说，上海各路文人大致是“阿乌卵”，我们在他这些文字中，几乎看不到那个黄金时代的上海文化。
现在我要说，这就是鲁迅的大气，更是上海的大气。三十年代的上海之所以是三十年代的上海，就因为上海很看得起鲁迅，而鲁迅不很看得起上海，上海容纳鲁迅，而鲁迅远远地躲开上海——这就是一座城市与一位文人最传奇、最风流的关系。巴黎出了雨果与波德莱尔，巴黎所以风流；伦敦住着狄更斯与王尔德，伦敦所以风流；彼得堡给陀思妥耶夫斯基详详细细描述了，于是彼得堡风流；东京有过芥川龙之介与三岛由纪夫，于是东京风流；纽约有过伍迪？艾伦和安迪？沃霍尔，于是纽约风流……我们不能想象这些城市不曾遭遇这样的人物，而这样的人物选择了这样的城市，然后跟她过不去，跟她闹着玩，城市则不动声色，包容文化叛徒，持续地给他们想象的空间，给他们创作的灵感。
八十年前，鲁迅选择了上海，上海慷慨地窝藏鲁迅，在被鲁迅辛辣嘲笑的十年中，上海成全了鲁迅最后的岁月。八十年后，上海仍然记得鲁迅，但上海可能忘记了自己的过去，而且是被迫忘记。去年，上海市政府宣传部有几位小官员很客气，请我到一座高楼顶上吃中饭，要我看看上海每年制作的对外宣传片，片长五分钟，我一看，几乎认不出这是上海，为什么呢，因为全是拍摄新建的高楼大厦、高速公路，全是在吹嘘每年的海港吞吐量多少，每年的产量和产值又是多少，没有半秒钟出现上海的文化历史，没有一个镜头出现一位上海的历史人物。我就问，上海和上海的历史，最骄傲的是什么呢？是中国现代史那么多那么多了不起的人物。鲁迅，是其中一位，有这么一位鲁迅在，其他上海人物的正邪明暗，这才出得来，有许多正邪明暗的人物在，鲁迅也才出得来。过去我们总是凸显、夸张鲁迅一个人，好像全上海只有一位文化人物值得夸耀，值得纪念，这是对鲁迅的尊敬吗？不是，是出于利用的目的，歪曲鲁迅，同时一并歪曲了大上海。一部关于上海的对外宣传片，无非是上海向世界来夸耀上海，很好，上海应该夸耀，将近六十年前，上海终于废除了所有租界，赶走了洋大人；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则要论建设与规模，要论富裕和繁华，要论所谓现代化，那是远远超过三十年代的上海。但什么才是今日上海真正值得夸耀、值得骄傲的呢？
今天的讲题，令飞兄的吩咐是“我心中的鲁迅”，是的，鲁迅在我心中，而我心中的鲁迅当年住在上海。令飞生长在北京，从您祖父的文字看，他比较地喜欢北京，而不是上海。我是上海人，多少总有上海情结，所以擅自把讲题改动了，叫作“选择上海与上海的选择”，前一句，是说鲁迅，后一句，是指今天和未来的上海。上海是休想再请来鲁迅了，也休想恢复当年的文化生态。没关系。我只是说，未来的上海，除了高楼大厦，除了产量和产值，还有什么别的人事值得夸耀，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吗？
2007年12月22日写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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艳遇与我擦肩而过
｛t｝｛xt｝｛小｝｛说｝｛天｝｛堂
人在旅途中会有fantasy，就是想入非非。不知女人有没有，男人希望有艳遇。我现在还有这种fantasy：让你轻微快乐的不是真的艳遇——艳遇概率，少得跟空难一样——而是fantasy：也像空难的恐惧般，一念闪过，闪过一念。但我有个毛病：旅途中不会主动跟人说话。不是架子大，是害羞。天性如此。我觉得搭话是轻佻的。有的男女没几句就熟得跟前世冤家似的，火车没开就已经打牌了，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