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居笔记-余秋雨--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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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主考大人联过宗，联宗之说是误传，因此用不着回避，以前几届也考过，朝廷可以调查。本来这是一件很容易调查清楚的事情，但麻烦的是皇帝已经表了态，而且已把两个主考革职了，如果真的没有联过宗，皇帝的脸往哪儿搁？因此朝廷上下一口咬定，你们两家一定联过宗，不可能不联宗，没有理由不联宗，为什么不联宗？不联宗纔怪呢！既然肯定联过宗，那就应该在子弟考试时回避，不回避就是犯罪。刑部花了不少时间琢磨这个案子，再琢磨皇帝的心思，最后心一横，拟了个处理方案上报，大致意思无非是，正副主考已经激起圣怒，被皇帝亲自革了职，那就干脆处死算了，把事情做到底别人也就没话说了；至于考生方章钺，朝廷不承认他是举人，作废。
这个处理方案送到了顺治皇帝那里，大家原先以为皇帝也许会比刑部宽大一点，做点姿态，没想到皇帝的回旨极其可怕：正、副主考斩首，没什么客气的；还有他们领导的其它所有试官到哪里去了？一共十八名，全部绞刑，家产没收，他们的妻子女儿一概做奴隶。听说已经死了一个姓卢的考官了？算他幸运，但他的家产也要没收，他的妻子女儿也要去做奴隶。还有，就让那个安徽考生不做举人算啦？不行，把八个考取的考生全都收拾一下，他们的家产也应全部没收，每人狠狠打上四十大板，更重要的是，他们这群考生的父母、兄弟、妻子，要与这几个人一起，全部流放到宁古塔！（参见《清世主实录》卷１２１）
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古代判决，处罚之重，到了完全离谱的程度。不就是仅仅一位考生可能与主考官有点沾亲带故的嫌疑吗？他父亲出来已经把嫌疑排除了，但结果还是如此惨烈，而且牵涉的面又如此之大。能代表朝廷来考试江南仕子的考官，无论是学问、社会知名度还是朝廷对他们信任的程度本来都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但为了其中一个人有那么一丁点儿已经排除了的嫌疑，二十个全部杀掉，一个不留。
而且他们和考生的家属全部不明不白地遭殃。这中间，唯一能把嫌疑的来龙去脉说得稍稍清楚一点的只有安徽考生一家－－方家，其它被杀、被打、被流放的人可能连基本原因也一无所知。但不管，刑场上早已头颅滚滚、血迹斑斑，去东北的路上也已经浩浩荡荡。这些考生的家属在跋涉长途中想到前些天身首异处的那二十来个大学者，心也就平下来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何况人家那么著名的人物临死前也没吭声，要我冒出来喊冤干啥？充什么英雄？这是中国人面临最大的冤屈和灾难时的精神卫护逻辑。一切原因和理由都没有什么好问的，就算是遇到了一场自然灾害。且看历来流离失所的灾民，有几个问清过台风形成的原因和山洪暴发的理由？算啦，低头干活吧，能这样不错啦。
三
灾难，对常人来说也就是灾难而已，但对知识分子来说就不一样了。当灾难初临之时，他们比一般人更紧张，更痛苦，更缺少应付的能耐；但是当这一个关口渡过之后，他们中部分人的文化意识又会重新苏醒，开始与灾难周旋，在灾难中洗刷掉那些只有走运时纔会追慕的虚浮层面，去寻求生命的底蕴。到了这个时候，本来经常会嘲笑知识分子几句的其它流放者不得不收敛了，他们开始对这些喜欢长吁短叹而又手无缚鸡之力的斯文人另眼相看。
流放文人终于熬过生生死死最初撞击的信号是开始吟诗，其中有不少人在去东北的半路上就已获得了这种精神复苏，因为按照当时的交通条件，这好几千里的路要走相当长的时间。清初因科场案被流放的杭州诗人、主考官丁澎在去东北的路上看见许多驿站的墙壁上题有其它不少流放者的诗，一首首读去，不禁笑逐颜开。与他一起流放的家人看他这么高兴，就问：“怎么，难道朝廷下诏让你回去了？”丁澎说：“没有。我真要感谢皇帝，给我这么好的机会让我在一条纔情的长河中畅游，你知道吗，到东北流放的人几乎都是纔子，我这一去就不担心没有朋友了。”丁澎说得不错，流放者的队伍实在是把一些平日散落各地的杰出文士集中在一起了，几句诗，就是他们心灵交流的旗幡。
丁澎被流放的时候，他的朋友张缙彦曾来送行，没想到三年以后张缙彦也被流放，戍所很远，要经过丁澎的流放地，两人见面感慨万千，唏嘘一阵之后，互相能够赠送的东西仍然只有诗。丁澎送张缙彦的诗很能代表流放者的普遍心理：
老去悲长剑，
苞为独远征？
半生戎马换，
词组玉关行！
乱石冲云走，
飞沙撼碛鸣。
万方新雨露，
吹不到边城。
（《送张坦公方伯出塞》）
丁澎早流放几年，因此他有资格叮嘱张缙彦：『愁剧须凭酒，时危莫论文。”
“时危莫论文”并不是害怕和躲避，而是希望朋友身处如此危境不要再按照原先文绉绉的思路来考虑问题了。用吴伟业赠吴兆骞的诗句来表述，文人面对流放，产生的总体感受应该是“山非山兮水非水，生非生兮死非死”，原先的价值坐标轰毁了，连一些本来确定无疑的概念也都走向模糊和混乱，这对许多文人来说都不完全是一件坏事。
有一些文人，刚流放时还端着一副孤忠之相，等着哪一天圣主来平反昭雪；有的则希望有人能用儒家的人伦道德标准来重新审理他们身陷的冤屈，哪怕自己死后有一位历史学家来说两句公道话也好。但是，茫茫的塞外荒原否定了他们，浩浩的北国寒风嘲笑着他们，文天祥虽然写过“留取丹心照汗青”，而“汗青”本身又是如此暧昧不清。
到东北的流放者一般都会记得宋、金战争期间，南宋的使臣。洪皜和张邵曾被金人流放到黑龙江的事迹。洪皜和张邵算得为大宋朝廷争气的了，在拣野菜充饥、拾马粪取暖的情况下还凛然不屈。一次一位比较友好的女真贵族与洪皜谈话，谈着谈着就争论起来了，女真贵族生气地说：“你到现在还这么口硬，你以为我不能杀你么？”洪皜回答：“我是可以死了，但这样你们就会蒙上一个斩杀来使的恶名，恐怕不大好。离这里三十里地有个叫莲花泺的地方，不如我们一起乘舟去游玩，你顺便把我推下水，就说我是自己失足，岂不两全其美？”他的这种从容态度，把女真贵族都给镇住了。后来金兵占领了淮北，宣布说只要是淮北籍的宋朝官员都可回家了，不少被流放的宋朝官员纷纷伪称自己是淮北人而南返，惟独洪皜和张邵明确说自己是江南人，因此一直在东北流放到宋、金和议达成之后纔回来。完全出人意料的是，这两人在东北为宋廷受苦受难十余年，回来却立即遭受贬斥，洪皜被秦桧贬离朝廷，张邵也被弹劾为“奉使无成”而远放，两人都很快死在颠沛流离的长途中。倒是金人非常尊敬这两位与他们作对的使者，每次有人来宋廷总要打听他们的消息，甚至对他们的子女也倍加怜惜。这种事例，很使后代到东北的流放者们深思。既然朝廷对自己的使者都是这副模样，那它真值得大家为它守节效忠吗？我们过去头脑中认为至高无上的一切真是那样有价值吗？
顺着这一思想脉络，东北流放地出现了一个奇迹：不少被流放的清朝官员与反清义士结成了好朋友，甚至到了生死莫逆的地步。原先各自效忠的对象，无论是明朝还是清朝都消解了，消解在朔北的风雪中，消解在对人生价值的重新确认里。
“同是冰天谪戍人，敝裘短褐益相亲。”（戴梓）当官衔、身份、家产一一被剥夺，剩下的就是生命对生命的直接呼唤。著名的反清义士函可在东北流放时最要好的那些朋友李裀、魏管、季开生、李呈祥、郝浴、陈掖臣等几乎都是被贬的清朝官吏，以这些人为骨干，函可还成立了一个“冰天诗社”。是不是这些昔日官吏现都卷入到函可的反清思潮中来了呢？并不是。他们相交只是“以节义文章相慕重”，这里所说的“节义”又不具备寻常所指的国家民族意义，而仅仅是个人人品。其实个人人品最是了不得，最不容易被外来的政治规范修饰或扭曲。在这一点上，中国历来对“大节”、“小节”的划分常常是颠倒的。函可的那些朋友在个人人品上确实都是很值得敬重的，李裀获罪是因为上谏朝廷，指陈当时的一个“逃人法”“立法过重，株连太多”；魏管因上疏主张一个犯人的“妻子应免流徙”而自己反被流徙；季开生是谏阻皇帝到民间选美女，郝浴是弹劾大汉奸吴三桂骄横不法……总之是一些善良而正直的人。现在他们的发言权被剥夺了，但善良和正直却剥夺不了，跟着他们走南闯北。函可与他们结社是在顺治七年，那个时候，江南很多知识分子还在以“仕清”为耻，而照我们今天某些理论家的分析，他们这些官吏之所以给清廷提意见也是为了清廷的长远利益，不值得半点同情，但函可却完全不理这一套，以毫无障碍的心态发现了他们的善良与正直，然后把他们作为一个个有独立人品的个人来尊重。政敌不见了，民族对立松懈了，只剩下一群赤诚相见的朋友。
有了朋友，再大的灾难也会消去大半。有了朋友，再遭的环境也会风光顿生。
出身于上海松江县的学者艺术家杨瑄是一个一生中莫名其妙地多次获罪，直到七十多岁还在东北旷野上挣扎的可怜人，但由于有了朋友，他眼中的流放地也不无美色了。他的一首《谪居柬友》最能表达这种心情：
同是天涯万里身，
相依萍梗即为邻。
闲骑蹇卫频来往，
小擘霜鳌忘主宾。
明月满庭凉似水，
绿莎三径软于茵。
生经多难情愈好，
未觉人间古道沦。
“生经多难情愈好”，这实在是灾难给人的最大恩惠。与东北大地上的朋友相比，原先在上海、在北京的朋友都算不上朋友了，靠着亲族关系和同僚关系所挤压出来的笑容和礼数突然显得那样勉强，丰厚的礼品和华瞻的语句也变得非常苍白。列宁主义惟独这儿，［原文如此 ，待考］什么前后左右的关系也不靠，就靠着赤条条的自己寻找可以生死以之的知己好友，还有什么比这更珍贵的么？
我敢断言，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最珍贵、最感人的友谊必定产生在朔北和南荒的流放地，产生在那些蓬头垢面的文士们中间。其它那些著名的友谊佳话，外部雕饰太多了。
除了同在流放地的文士间的友谊之外，外人与流放者的友谊也会显出一种特殊的重量，因为在株连之风极盛的时代，与流放者保持友谊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而且地处遥远，在当时的交通和通讯条件下要维系友谊又极为艰难。因此，流放者们在饱受世态炎凉之后完全可以凭借往昔的友谊在流放后的维持程度来重新评验自己原先置身的世界。
元朝时，浙江人骆长官被流放到黑龙江，他的朋友孙子耕竟一路相伴，一直从杭州送到黑龙江。清康熙年间，兵部尚书蔡毓荣获罪流放黑龙江，他的朋友，上海人何世澄不仅一路护送，而且陪着蔡毓荣在黑龙江住了两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