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博书院_孔庆东-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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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上车地点，老师们渐渐会齐了。6：40车到，我帮着杨主任张罗了一下，便发车直奔东单。去的多数是离退休老师，一路议论着北大的事、国家的事，慷慨激昂，嬉笑怒骂，好像不是去体检，而是去开人代会。一些老师很关注我的工作，对我给予了赞许和鼓励。到达大厅，我拿了最后一个号，跟老师们聊天，后来看了一会带去的博士论文。检查了一上午，我的情况还是上次那样：脂肪肝，咽炎，鼻炎。大夫说我的腰围太粗，所以脂肪肝。我说某老师骨瘦如柴，怎么也脂肪肝啊？大夫说人家是苗条型基因，就2两半脂肪，全长肝上边了。我说这咽炎也没影响我讲课唱歌虎吼雷鸣马萧萧啊，大夫说那也要注意，今后少出去讲座，有功夫来给我们讲讲医学政治学吧。我说那个讲座刚刚出版，您怎么看见了？大夫说那就不告诉你了。检查得很仔细，连我小时候得过中耳炎都查出来了。我问是不是因此我的听力就特别好，大夫说可能吧，似乎不相信的样子。于是我测听力时就描述了那种最微弱的仿佛从遥远的天边传来的细细的颤音，护士赶紧把我打发出来了，大概是怕我接着讲鬼片。查肺时，想起中学某同学的肺活量永远是0——他不会吹。我就使劲吹，结果心里一乐反而吹漏了。在医生面前，任何人都变得相当弱智，好玩。今天给的营养配餐不如上次好吃，我心想合理的东西、正常的东西，就是人们必须接受的吗？上次体检，某同事拿着总结报告问我：“老孔你看，我这艾滋病一项，怎么写个正常啊？”我应声答道：“那就说明你是正常的艾滋病，不是特殊的艾滋病呗！”大伙都笑了。今天给我总结时，大夫也说了，孔老师你这是正常，多运动、少油腻，就行了。我连连答应着，千恩万谢的，低着头，笑眯眯地去了。（本人行文，到处随手用典，智者自知，不知者亦不影响阅读也）
下午参加当代语文理事会研讨会。社科院包明德老师主持，75岁的谢冕先生第一个发言，依然充满青春的风采。他深情回忆了自己的老师，谴责了某些语言学家随意改动字典造成的语言混乱，批评了庸俗的遣词造句现象，“太阳为什么一定要冉冉升起？”我第二个发言，讲了当下中国的语文危机和大语文的理念，也讲了我当中学老师和大学老师不同的语文体会。晚饭没有喝酒，也注意没有多吃肉。晚上回来抽查儿子背诵论语的第七篇《述而》，一共38段，只错了两个字。儿子说，论语比三字经容易理解，因为三字经的三个字包括很多意思。我说，论语虽然意思不难明白，但意思背后还有道理，要理解一辈子的。比如孔子说五十岁才学易经，你爹我现在还不到五十岁呢，我都搞不明白这句话究竟是什么道理。世界上有很多我们不能明澈的道理，我们不要急于明白，更不能急于反驳，而要谦虚地记着，有朝一日，会明白的。再比如雷锋说的：“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我小时候以为理解了，长大后有一阵反而糊涂了。现在我再一次理解了，而且面对无边的黑暗时，想起雷锋的这句话，我内心百感交集。我不但更深地理解了雷锋，而且也更深地理解了鲁迅、理解了毛泽东，理解了那些终将被茫茫黑暗吞噬的精神恒星。
今天儿子表现得不错，我就让他打游戏去了。才十岁，玩吧。
顺便写点读书笔记。《天涯》2006年2月号上旷新年的《腐烂或者新生》写得挥斥方遒、激情四射。韩少功的《我们傻故我们在》也写得很有份量。《当代文坛》2006年2月号上王一川《京味文学的含义、要素和特征》写得很认真。李建军《反对主观主义文风》强调要“修辞立其诚”，当下非常必要。李存《论须一瓜小说的“疯狂”人形象》角度不错，我曾给须一瓜的《雨把烟打湿了》写过评论《波上寒烟翠》。
《学术界》2006年2月号上北塔质疑对钱钟书的质疑一文写得很有趣。2004年《鲁迅研究年鉴》中的《鲁迅在台湾》详细列了鲁迅作品在台湾的出版时间。
常昊四连胜，力斩曹薰铉李昌镐师徒，夺得中韩争霸赛冠军，并使得主帅古大力无需出场，勇哉勇哉。晚上我打了一遍决赛的棋谱。火箭队看来杀进季后赛已经没戏了，不过姚明依然是挑尽滑车不觉累的英雄。谁说上海男人都是小男人？看看常昊、姚明还有刘翔，咱北方的汉子，惭愧的来！那种简单地认为南方如何北方如何、中国如何外国如何的论调，实在浅薄的来。再次想起“如果你是一线阳光”……正是：语文有病须查检，歇浦雄风出少年！
行走与反思
本来今天不打算博了，手头有两本博士论文的初稿正在细读呢。可是到中文系办公室就坐了一会儿，跟杨主任谈谈我的体检问题，一个找我的读者电话把我堵个正着，非说看了《47楼万岁》后写了读后感，无处发表。那好，我就给发表在这里吧。另外，今天114上那位跟我聊天的朋友，我答复你的问题不周，抱歉啦。看来今后公共汽车也不能坐了，我也不属于老幼病残孕，可现在坐四五次就碰上一次给我让座。以后还是多打车吧，让左派朋友骂我是资产阶级好了。等俺有了钱，买两个教授，一个左派，一个右派，让他们整天掐，掐掐掐，掐死你的——温柔。
在体制上行走，在行走中反思
——读孔庆东文集有感
胡佳
我们需要行走，
就好比是天空中飞翔的鹰在地上歇息，
更好比是要出征的鹰在积蓄能量。
在行走中，我们首先需要物质的给养——衣食住行；
在行走中，我们还需要精神的给养——文化；
在行走中，我们更需要的是获取能量——知识。
这给养、能量哪里来？
我们不断飞翔、不断创造得来。
我们需要在体制上行走，因为我们想飞得更高、更远。
我们需要在行走中反思，因为我们想飞得更长、更久。
前几日，我在书店发现了孔庆东新出的这本文集《47楼万岁》。近来我不大读文学作品，据说孔的大作很受读者欢迎，并且这本又是几部大作的精选辑，所以乘兴开始拜读。
尽管还未读完，孔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也不甚了了，但作为一个鲜活的、真实的人，我很喜欢。这种喜欢比崇尚实在的多，有益的多。
读他的作品，我着实不十分清楚是在品读这文字呢，还是在品读作这文字的人？也着实不十分清楚是在品读文字中的人物呢，还是在品读文字中的现实？那文字、那人物、那现实，一如他本人，历历在目，有滋有味。
仅此而已？不。
读他的作品，我着实不十分清楚他是研究文学——现当代文学、流行文学、西方文学、古代文学呢，还是研究社会学、史学？思来想去，我把他的作品定义为“反思文学”。反思什么？反思他所见到的，所能反思的一切也。
就此而已？否。
读他的作品，我着实不十分清楚他是左派呢，还是右派——注重个人自由解放？也不十分清楚他是有神论呢，还是无神论？读到《人文学者的道义身份》中的“铁肩担了道义，妙手才著得文章”时明白了，“道义”是他的尚方宝剑也。
到此为止？no。
读他的“反思文学”，我着实不十分清楚它是属于精英文化呢，还是属于大众文化？也着实不十分清楚是这个反思文学影响了我们大众呢，还是我们大众培养了这个反思文学？
在《鲜活的恐惧》中，有这样一段反思：恐惧是人类最基本和宝贵的品质，有恐惧才有文明。今天的人们，用科技和“智慧”武装到牙齿的人们，一天比一天肆无忌惮了。失去了恐惧的世界，是没有上帝的世界，最终还会是没有人的世界。
反思和恐惧是孪生兄弟，所以失去了反思就等于失去了恐惧。
正是有了这反思，不断的反思，倍受关注的中国崛起，从片面单向的经济崛起，转向了全方位的崛起——注重文化内涵、注重科技创新，注重体制创新、注重环境友好、注重人的全面发展等等。
但是，一直以来，我们不得不承认反思作为一种文化似乎只是精英阶层的专题专著，离大众文化这张餐桌越来越遥遥相望了。
正象《蔡元培的矛盾》中说的那样，社会的核心是体制，我们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圣人的降临上。所以我们寄托在了这个体制的研究完善上，于是体制的厨师们越来越精英化，大众越来越不“厨师”了。
体制就如同佳肴。吃惯了咸的说它淡，吃惯了淡的说它咸；吃惯了甜的说它苦，吃惯了苦的说它甜。
所以哈耶克说“只是个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家，不可能成为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
20世纪70~80年代美国最富盛名的经济学家之一——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1912~）一生的成就是对哈耶克这句话的最好诠释。他是其学术理论的领军人物、代表人物，还是经济通俗读物天才写手。他参与公共事务，对各种事情发表意见，而且以一个公民的身份。他为《新闻周刊》固定专栏撰稿20余载，他主持创作的电视系列片使他家喻户晓。
人们往往不能分辨到底是他影响了大众呢，还是大众培养了他？更不能分辨是他推动了时代呢，还是大众推动了时代？
对于这个反思文学，最好我们不能分辨是它影响了我们大众呢，还是我们大众培养了这个反思文学？但是我们一定要分辨出历史和时代究竟是谁在推动。
以模仿求解放
今天工作累累了，不写流水账账了。
贴一篇《47楼万岁》里的文章，可能稍微晦涩了些，就算调剂一下风格吧。贾岛说：“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丘。”小贾同学未免有些撒娇，还是钱钟书说得好：“一个真有幽默的人别有会心、欣然独笑，冷然微笑，替沉闷的人生透一口气。也许要在几百年后、几万里外，才有另一个人和他隔着时间空间的河岸，莫逆于心，相视而笑。”我想钱钟书这样的老智叟，恐怕总是话中有话滴，他说的那“另一个人”，是谁呢？
以模仿求解放
博埃默（ellekeboehmer）的《殖民与后殖民文学》已由盛宁翻译，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尽管这部书讨论的主要是以英语写作的“关于帝国的文字和反对帝国的文字”，但仅凭这一点已足可使它拥有全球性的意义，因为从文明诞生的那一刻起，统治与被统治就成为人类生活的两种最基本样态。特别是在后现代、后殖民、后文字、后后后的今天，寻找一个不战而逃的自由后门，诱发着所有没出息的国家、没志气的民族、没节操的知识分子的渴望。博埃默以其宏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