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无疆_余秋雨-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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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八月，山风已呼呼作响，可以想见冬季在这里会很寒冷。这些木柴那时将在烟筒里变作白云，从屋顶飘出。积雪的大山会以一种安静的银白来迎接这种飘动的银白，然后两种银白在半空中相融相依。突然有几个彩色的飞点划破这两种银白，那是人们在滑雪。
悬崖上的废弃
萨尔茨堡，瓢泼大雨。
打伞走过一条小路，向这个城市的标志性城堡走去。
中欧山区的雨，怎么会下得这样大。雨帘中隐隐约约看到很多雕塑，但无法从伞中伸出头来细看。它们庄严安详的神态被雨一淋显得有点滑稽。是人家不方便的时候，不看也罢。
城堡在悬崖峭壁之上，要坐缆车上去。过去没有缆车，上去一次千难万难。在政教合一的时代，这座城堡是大主教的官邸，也就是政府首脑机关，如此俯视众生却又如此隔绝众生，从这个形势一看就是中世纪，与希腊、罗马的城邦制度已相去甚远。
到了城堡门口，就需要用双脚攀援古老的旋转楼梯。古城堡两边圆桶形的部位，就是楼梯的所在。楼梯越转越小，越转越高，到大家都头昏眼花的时分，终于有了一个小门，侧身进入，居然金碧辉煌，明亮宽敞，大主教离群索居在一个天堂般的所在。
绑来，主教下山了，因为时代发生了非让他们下山不可的变化。于是，古城堡快速地走入了历史，升格为古迹，让人毫无畏惧地仰望，汗流浃背地攀登。
我喜欢这种攀登。瞻仰古迹，如果一步踏入就如愿以偿，太令人遗憾了。历史是坎坷，历史是幽暗，历史是旋转的恐怖，历史是秘藏的奢侈，历史是大雨中的泥泞，历史是悬崖上的废弃，因此，不能太轻易地进入。
我好不容易攀上来的这个庞大的城堡，历届主教修修停停、不断扩充，到完工已拖到一七五六年。我没有读到过城堡落成典仪的记述，估计不太隆重，因为当任主教已经不存在建造动机，他的目光已投注山下。
但是，主教的一位乐师却在家里庆祝着另一件喜事，他的儿子正好在这一年年初出生，取名为沃尔夫冈·莫扎特。
当时谁也不知道，这比那个城堡的落成重要千倍。
我读过莫扎特的多种传记，它们立场各不相同，内容颇多抵牾，但是，没有一部传记怀疑他的稀世伟大，也没有一部传记不是哀氛回绕、催人泪下。
那也就是说，萨尔茨堡终于问鼎伟大，于是也就开始告别那种世俗笑闹。
萨尔茨堡不再无人经过，相反，一切真正的大旅行家都不会把它省略，因为它向全人类贡献了一个永恒的伟人。萨尔茨堡的最高标志，不再是那座悬崖城堡。它的建成之日便是废弃之日，真是蹊跷。
一座城市就这样快速地改变了自己的坐标，于是也改变了生活气氛和美学格调。
故乡和名人的心理对话，并不一定畅达愉悦，而往往荆棘丛生。荆棘间的偶尔沟通，楚楚扎人。请听今天萨尔茨堡人的说法：莫扎特的伟大和悲哀，都因为是离开了萨尔茨堡。
我理解这种说法，脑海中闪现出那些传记的片断。
有一种传记说，莫扎特三十五岁在维也纳去世，出殡那天没有音乐，没有亲人，只有漫天大雪、刺骨寒风，一个掘墓老人把那口薄木棺材埋进了贫民墓坑。几天之后，他病弱的妻子从外地赶来寻找，找不到墓碑，只能去问看墓老人：『您知道他们把我丈夫埋在哪儿了吗？他叫莫扎特。”
看墓老人说：“莫扎特？没听说过。”
这样的结局发生在维也纳，没有一个萨尔茨堡人能读得下去，也没有哪个国家、哪座城市的音乐爱好者能读得下去。
故乡要不回游子的遗体倒也罢了，问题是———萨尔茨堡不能不厉声责问———你们怎么把他弄丢了？争抢了他的全部成果却弄丢了他。但在当时，唯一提出质问的是他病弱的妻子，也只是轻声打听，因为对象是看墓老人。
但是，另一种传记曾经让我五雷轰顶，原来，主要责任就在这个“病弱的妻子”身上，她是造成莫扎特一生悲剧的祸根。这种传记的作者查阅了各种账簿、信件、笔记、文稿之后作出判断，莫扎特其实一直不缺钱，甚至可以说报酬优渥，馈赠丰厚，只是由于妻子的贪婪、算计、抱怨，把家庭经济搞得一团糟。即便他的出殡，也收到大量捐赠，是妻子决定“高度节俭”。妻子打听他的墓地所在并不是几天之后，而是隔了整整十七年，还是迫于外界查询的压力，不得已而为之。还有材料证明，这个妻子不仅毁了莫扎特，甚至还祸及莫扎特的父母和姐姐，致使最爱面子的老莫扎特只能在萨尔茨堡人的嘲讽中苦度晚年。
其实所谓全城的嘲讽只是老莫扎特的敏感，萨尔茨堡懂得音乐，知道自己养育了什么，失去了什么。
萨尔茨堡更多的是在沈思：一个伟大的音乐生命，为何如此拙于情感选择一个撼人的精神系统，为何陷落于连常人都能很快发现的邪恶陷阱不可自拔？他的孩童般的无知如何通达艺术上的高度成熟？他的内心创伤为何未曾在乐曲中有点滴流露？他怎么有可能在刚刚听过最低俗的家务责难后转而弹奏出世间最华美的乐章？他那天纔的手指又怎么抖抖瑟瑟地写出了那些卑谦乞讨的字句……一般民众只能在自己力所能及的高度上来试图解读大师，他们的思维依据是日常的行为图谱。
其实这是解读不了大师的，因为大师们主要活动在另外一个天域。
但是，即便在那个天域，就能解读么未必。萨尔茨堡正在惶愧自己对莫扎特的困惑，却传来了晚年歌德的声音：
莫扎特现象是十八世纪永远无法理解的谜。
连歌德也承认永远无法理解，更何况区区萨尔茨堡。
我这次来，听他们引述最多的是爱因斯坦的一个问答。对此，他们更加觉得光荣，又更加觉得难解：
问：爱因斯坦先生，请问，死亡对您意味着什么？答：意味着不能再听莫扎特。
这一切，无疑大大地加重了萨尔茨堡的思维负担。除非不要莫扎特，要了，就不能卸下。
一座素来调皮笑闹的城市，只是由于一个人的出生和离去，陡然加添如许深沈，我不知道这对萨尔茨堡的普通市民来说，究竟是好还是不好？荣誉剥夺轻松，名声增加烦恼，这对一个人和对一个城市都是一样。今天的萨尔茨堡不得不满面笑容地一次次承办规模巨大的世界音乐活动，为了方便外人购置礼品，大量的品牌标徽都是莫扎特，连酒瓶和巧克力盒上都是他孩子气十足的彩色大头像。这便使我警觉，一种高层文化的过度张扬也会产生某种不公平的垄断，使广大民众失去审美自主，使世俗文化失去原创活力，也使高层文化失去应有身份。
欧洲文化，大师辈出，经典如云，致使世俗文化整体黯淡，生命激情日趋疲沓，失落了天真稚拙、浑朴野趣。这是我这一路在很多城市看到的问题。奥地利大如维也纳，小如萨尔茨堡，都是如此。为此，我反倒想念起这座城市在莫扎特出现前的那些闹剧。
但是话又说回来，也只有文化大师的出现，纔能够让一座城市快速地从整体上摆脱平庸和无聊，然后再在新高度上讨论挽救世俗文化的问题。如果永远以平庸对世俗，全然是泥途荒滩，千年徘徊，只能是群体生命的沈陷。
因此，有一个莫扎特，就有了超拔泥途荒滩的山梁。翻过这道山梁，一切都不再一样。
醉意秘藏
布达佩斯东北一百多公里，有一个叫埃盖尔的小城。去前就知道，那里有两个五百年前的遗物，一是当年抗击土耳其人的古城堡，二是至今还没有废弃的大酒窖。
匈牙利朋友说，如果我们不想在那个小城夜宿，又不愿意走马观花，就无法把这两个地方都看全。那么，选哪一个呢“酒窖。”我说。
“那城堡有很多动人的故事，譬如，最后在那里抗击土耳其人的，只剩下了女人。酒窖可没有这样英勇的故事。”匈牙利朋友怕我们后悔。
“酒窖。”我说。
我知道英勇的城堡值得一看，但那样的故事已经看得太多，因此更想看看大地深处的秘密，何况这个秘密还在传递。
酒窖的进口处，现在是一家酒厂。厂长听说来了中国客人，连忙赶来，也不多说什么，扬手要工作人员把厚厚的窖门打开。大家刚进门，就被一股阴阴的凉气裹卷住了。这种发自地底的凉气是那么巨大，而且有一种无可置疑的天然性，与周围黝暗的光线、看不到头的石灰岩洞组合在一起，委实让人却步。三位容易感冒的伙伴打了一阵寒噤后慌忙退出，我们几个则深深地吸足凉气，让凉气弥散全身，然后提起精神往前走。
一排排绵延无际的酒桶出现了，桶上都标着年代。两旁时时出现一些独立的窖室，铁栅栏门锁着，贮存着一些特殊年代的酒中珍品。空气中的酒香越来越浓，酒窖里的长巷也越来越深。终于看到头了，快步走过去，谁知一转弯又是漫延无际。
厂长在一旁平静地说：“我们纔走了不到一公里。现在一共启用了三公里，其实，整个酒窖全长十五公里。尚未启用的十二公里，会慢慢清理。”
这些平静的数字使我们很不安静。几百年前，这么一个小城，光酒窖就长达十五公里那当然是延伸到了城外的地底，而且供应的范围也几乎没有疆界。于是我们眼前出现了一个隐秘的世界，一个隐秘的网络，它们与地上的世界息息相连，却从来没有被历史详细记述。
正这么没完没了地走着，厂长已稳稳地站定在一个窖室边，伸手示意要我们进去。这个窖室很长，没有酒桶，只有一溜长桌，两边放着几十把椅子。长桌和椅子全由粗重的原木打造，不刨不漆，却已被岁月磨成了发亮的深褐色。厂长说，这是品酒室。
我们依次入座，有一个年轻的侍者上来，在我们每个人面前放一只高脚玻璃酒杯，铺一方暗红的餐巾，看来，我们得品酒。
年轻侍者又上来了，在长桌上等距离摆开四个陶桶。我们以为那便是酒，伸头一看，桶是空的，不知何用。也不问，只待主人用行动来解谜。
这时，窖室门口出现了一个面无表情的光头男子，年龄在中年和老年之间，不看谁，也不打招呼，双手捧着一个很大的玻璃壶，里边装了半壶琥珀红的酒。他走到桌边，端正站立，像在等待什么。
厂长坐在长桌一端，离这个光头男子有一点距离，此时便远远地了玻璃壶一眼，像激光扫射，随即报出了这酒的年份、浓度和葡萄产地。厂长话音刚落，光头男子霎时从伫立状态复活，立即给我们每个人斟酒。他斟酒时仍然面无表情，但那小心翼翼的姿态表现出了对酒的无上恭敬，好像是在布洒琼浆玉液。等他给每个人都斟上了，我们手持杯脚，转头看厂长，等他发话。
厂长说：“请但只能喝一口，最好不咽下，只在嘴里打转品咂。”
说完便示范，平平地端杯，轻轻晃了晃杯子，看了一眼，然后入口，嘴部动了两动，便伸手拉过桌上的空陶桶吐了出来，更惊人的是，把那杯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