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随笔年度佳作_耿立-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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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东部半岛上那只午夜出没的獾始终是沉默的。可是它即便发声,我们也无法与之交流,只能一边窥视那张可爱的花脸,一边猜测它的行为以及心绪。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它不是为了“生态”问题而来,它还没有那样的自觉。它对故园的留恋是一种本能的、自然而然的;它在黑夜里嗅着往昔,走走停停,如此而已。对这道矮矮的栅栏墙和所有的人工痕迹,它除了费解还有恐惧,所以它对自己的行为非但没有强调和炫耀,而且绝不呼喊和喧哗。
它甚至有些羞涩,当然不会在阳光下进入,而必要选择自己的午夜。它有家园记忆的本性,是这个本性让它痛苦。
比起这只獾,我们现代人也许丧失了这种痛苦——那种掺杂了惧怕和莫名羞涩的情态,我们人类是没有的。我们面对自然也许是清晰的责任感,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各种勇气——可也恰恰是这种勇气,把我们赖以栖身的大自然给彻底毁掉了。
我们急切的功利性无所不在。我们的传统中也许有着过多的实用主义的心智,并且从现实操作的层面上给予了不适当的推崇。比如长期得到赞赏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句话,我们就将现实应用和精神推崇混为一团——现实生活中,有人正是出于对“覆舟”的恐惧,才有了对“水”的善意。可是我们不禁还要设问:既然乘舟者也来自“水”,“水”才是他的母体,即便“水”不能“覆舟”,不是也要对它爱惜与敬畏吗?这应该是乘舟者的本能与责任。因为惧怕而不得不施与的“善意”,当然是大打折扣的。
我们文学中对待自然的态度,一如对待“水”的态度:现实的社会治理不可不考虑这种“水舟”逻辑,可是文学上却要上升到道德与理想的层面,回到生命的感动。这是有所不同的、不容混淆的。我们热爱自然,保护自然,不是因为害怕报复,更不是为了有效地索取,而仅仅因为她是万物的生母、她的无可比拟的美、她的神秘动人,还有——我们只是她的一粒微小的分子……如上说到的那只獾,它仅仅是置身于自然之中,与万千生命融为了一体。
它是懵懂浑然的,可能丝毫谈不到自觉——就这一点而言,与我们人类是有本质区别的。人早就从那种浑然之中走了出来,与自然傲然对立,所以就与大自然的情分上论,已经远远不如一只獾了。
从文学中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会发现不久前的人类还不是完全如此的。
比如我近来再次读了《白净草原》,这只是十九世纪的作品,它记录的天籁、神秘无尽的自然,更有人与之不可分离的依存关系,那种生活状态,又一次深深地打动了我。这唤起了我的陶醉,我追求的另一种生活,以及愿意为保卫我们曾经有过的那种日月而斗争的冲动。它不是“自然生态文学”,但它显然更有力量和作用。还有《离骚》,它写满了自然之美;甚至连《瓦尔登湖》,也不是我们惯常所理解的那种“自然生态文学”。再近一些,就说孙犁和汪曾祺吧,他们的柔美篇章里有多少大自然的描写。他们自己和笔下的人物,都是躺在大自然母亲的怀抱中呼吸的生命——他们的这些作品因为真实自然和格外饱满的生命内容,才让我们更加感动,并能够长久地记住。
对比一下,我们就能够很容易地将不同时期的文学质地区别开来:以前的人对于大自然的情感是难以分离的,是混沌无界的,是沉浸其中的;人对自然的歌颂或牵念不是出于无奈之情,也不是因为逼迫而生出的责任心,更不是出于对物欲的关切而推导出来的功利心;那时的“生态文学”如果有的话,当是更纯粹和更高境界的,因而也是更为激动人心的。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明白这不仅仅是在谈论“自然生态文学”,而是忧虑我们现代人的生命质地、不同的质地所呈现出来的不同情状、网络时代文学中的生命伦理问题。
如果说梭罗隐隐表露了对于现代化即将来临的恐惧和深忧,那么现在已经再也找不到“瓦尔登”了,我们已经陷入无可逃遁的绝境。我们在尝试追问:我们文学中一以贯之的强大的人道力量、我们追求真理的恒心,今天能否恢复?在这种修复中,我们可能会对物质主义保持一种戒备,这并不难;难的是其他,比如我们怎样还原和追溯浑然一体的思想境界——人对自然拥有了“现代”理解力之后,还能否寻求和借助生命中的本能力量?这种力量由于没有了简单和直接的责任与功利,从而具备了更深更强的文学感动力。
因此我们才注目那只午夜来獾,稍稍留心它的行迹,体味一下它与我们有什么不同,它的沉默和羞涩到底来自哪里、因为什么?
(2010年9月24日于哈佛大学)
(张炜着:《午夜来獾》,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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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历代史家眼中的汉武帝
景凯旋
中国历史上,堪称盛世的时代不多,其中汉唐盛世最为人津津乐道。但是,要论汉朝盛世,其实应是国家无事、民给家足因此而缺乏宏大叙事的“文景之治”,而不是文治武功的武帝。
经过汉初七十年的休养生息,到了汉武帝初期,京师国库的钱积累到巨万,钱用都用不完,穿钱的绳子都朽断了。库存粮食吃也吃不完,堆在仓库外面,最后都腐烂了。国家法律十分宽松,百姓富裕安定,人丁繁荣,首都长安人口就达到一百万。
国力的强大,给了汉武帝施展雄才大略的机会。在军事方面,他主动派遣卫青、霍去病数度征伐匈奴,又派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在南方灭掉夜郎、南越,建立西南七郡;在东方灭掉卫氏朝鲜,设置乐浪、玄菟、临屯、真番四郡。在政治方面,他废藩置县,加强中央集权,实行严刑峻法,特务统治。在文化方面,他采用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太学,立乐府。其煌煌功业为后世历朝君主所艳羡。
然而,历代那些一流史家却不这样看。中国史官都是秉承儒家价值传统,尤其在经济上主张政府少干预。所以,看看他们的评价是很能增长见识的。
对于汉武帝的一生,班固《汉书·武帝纪》赞辞只称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称赞其举俊茂,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等文治事业,而对汉武帝的煌煌武功则不赞一辞,并称:“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在秉持儒家观念的班固看来,国家的强大,首先应当是民生的安定富庶,而汉武帝虽有雄才大略,却穷兵黩武,不顾民生,终于使得汉朝繁荣经济濒临崩溃。
汉武帝对匈奴用兵,解除北方边患,这本来是属于正当的措施。但汉军一直打到今天的哈萨克斯坦境内,或为了抢夺汗血宝马,就发兵讨伐大宛,那就很难说是自卫战争了。反过来说,这样的战争就只会是好大喜功、劳民伤财。由于连年对匈奴用兵,加上汉武帝本人酷好神仙方术和奢侈享受,大兴宫殿,浪费无度,国家财政很快便濒于崩溃。为了筹措庞大开支,王朝政府便只能加重徭役,致使农民大量破产流亡。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齐、楚、燕、赵和南阳等地都爆发了规模不等的农民起义。
为了聚敛财富,武帝还实行“算缗”、“告缗”,凡申报税负不实的商贾,充军边疆一年,并没收其财产。为了怕商贾有所隐瞒,还鼓励民众检举揭发,“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即把没收的财产奖赏其一半。这政策一出台,全国人都起来纷纷举报,中等以上商贾几乎都遭告发,倾家荡产,天下财富均归王朝政府。
汉武帝还依靠桑弘羊等人实行盐铁官营、酒榷(酒类专卖)、均输等政策,与民争利。但官营垄断行业往往效率低下,官员利用职权贪污腐败、欺压百姓的情况日益严重,导致百姓怨声载道。据《汉书·食货志》记载:“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功费愈甚,天下虚耗,人复相食”。政府垄断经营、压制民营商业的结果是,财富更加集中到那些大官吏手中,而均输政策并没抑制住物价,反倒是物价飞涨,百姓更穷,到了人相食的地步。汉武帝末期,全国人口竟至减少了一半。
汉武帝是个明君,但也是个暴君。他刚愎自用,残暴多疑,而且还迷信巫蛊。太子被杀,两个皇后或被打入冷宫,或被迫自尽。他任用酷吏张汤,最早发明腹诽罪。而汉武帝最受后人非议的,就是阉割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史家司马迁。
如果翻看《史记》,我们就会发现,“隐忍苟活”的司马迁在《史记·孝武本纪》中只是记载其信用方士,四处求仙事,对其政治功业甚少叙述。唐史家司马贞更是在《史记索隐》中评汉武帝“疲秏中土,事彼边兵。日不暇给,人无聊生。俯观嬴政,几欲齐衡。”将汉武帝与秦始皇相比,可以说这样的评价是很严厉的,体现了中国史官的儒家传统价值。
另一个伟大史家,宋代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对汉武帝的评价同样不高,他称汉武帝:“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认为汉武帝奢侈无度,严刑峻法,完全就是个秦始皇再世。之所以汉武帝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没有重蹈秦始皇的覆辙,原因只在于汉武帝“晚而改过,顾托得人”,及时调整了政策。
所谓“晚而改过”,是说汉武帝晚年下《轮台诏》,自称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强调“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后人因此称此诏为中国皇帝的第一个“罪己诏”,但此诏并非真正有所追悔,而是他深知行将就木,积怨甚多,太子尚幼,必须做个表态,以抚慰庞大的官僚群体。为此,他首先处死太子生母、宠妃钩弋夫人,以免他死后出现太后专权的局面;其次托霍光辅佐太子,这就是司马光所说的“顾托得人”。《资治通鉴》载:“武帝之末,海内虚耗,户口减半,霍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昭帝时桑弘羊与贤良文学的大辩论,便是围绕要不要与民争利的问题,结果也只是取消了酒类专卖。汉朝终竟走向了衰微。正如班固在《汉书·食货志》里所说:“物盛而衰,固其变也。”事实上,汉武盛世、唐朝开元盛世,最后都成为了由顶峰后走向衰微的转折点。
前几年曾有新闻报道,专家经过对汉武帝陵的考察,已经探明大中型陪葬墓一百二十余座。此外,还发现了修陵人的墓地,面积约四万平方米,估计埋葬尸骨在两万具以上。当时正是“汉武热”方兴未艾的时候,影视剧《大汉天子》《汉武大帝》相继热播。看了这篇报道,我只有一个感觉:如果百姓不能享受到盛世的繁荣,反而因盛世而受苦,这样的盛世与百姓有何关系?
(《南方都市报》2011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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