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随笔年度佳作_耿立-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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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东部半岛上那只午夜出没的獾始终是沉默的。可是它即便发声，我们也无法与之交流，只能一边窥视那张可爱的花脸，一边猜测它的行为以及心绪。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它不是为了“生态”问题而来，它还没有那样的自觉。它对故园的留恋是一种本能的、自然而然的；它在黑夜里嗅着往昔，走走停停，如此而已。对这道矮矮的栅栏墙和所有的人工痕迹，它除了费解还有恐惧，所以它对自己的行为非但没有强调和炫耀，而且绝不呼喊和喧哗。

　　它甚至有些羞涩，当然不会在阳光下进入，而必要选择自己的午夜。它有家园记忆的本性，是这个本性让它痛苦。

　　比起这只獾，我们现代人也许丧失了这种痛苦——那种掺杂了惧怕和莫名羞涩的情态，我们人类是没有的。我们面对自然也许是清晰的责任感，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各种勇气——可也恰恰是这种勇气，把我们赖以栖身的大自然给彻底毁掉了。

　　我们急切的功利性无所不在。我们的传统中也许有着过多的实用主义的心智，并且从现实操作的层面上给予了不适当的推崇。比如长期得到赞赏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句话，我们就将现实应用和精神推崇混为一团——现实生活中，有人正是出于对“覆舟”的恐惧，才有了对“水”的善意。可是我们不禁还要设问：既然乘舟者也来自“水”，“水”才是他的母体，即便“水”不能“覆舟”，不是也要对它爱惜与敬畏吗？这应该是乘舟者的本能与责任。因为惧怕而不得不施与的“善意”，当然是大打折扣的。

　　我们文学中对待自然的态度，一如对待“水”的态度：现实的社会治理不可不考虑这种“水舟”逻辑，可是文学上却要上升到道德与理想的层面，回到生命的感动。这是有所不同的、不容混淆的。我们热爱自然，保护自然，不是因为害怕报复，更不是为了有效地索取，而仅仅因为她是万物的生母、她的无可比拟的美、她的神秘动人，还有——我们只是她的一粒微小的分子……如上说到的那只獾，它仅仅是置身于自然之中，与万千生命融为了一体。

　　它是懵懂浑然的，可能丝毫谈不到自觉——就这一点而言，与我们人类是有本质区别的。人早就从那种浑然之中走了出来，与自然傲然对立，所以就与大自然的情分上论，已经远远不如一只獾了。

　　从文学中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会发现不久前的人类还不是完全如此的。

　　比如我近来再次读了《白净草原》，这只是十九世纪的作品，它记录的天籁、神秘无尽的自然，更有人与之不可分离的依存关系，那种生活状态，又一次深深地打动了我。这唤起了我的陶醉，我追求的另一种生活，以及愿意为保卫我们曾经有过的那种日月而斗争的冲动。它不是“自然生态文学”，但它显然更有力量和作用。还有《离骚》，它写满了自然之美；甚至连《瓦尔登湖》，也不是我们惯常所理解的那种“自然生态文学”。再近一些，就说孙犁和汪曾祺吧，他们的柔美篇章里有多少大自然的描写。他们自己和笔下的人物，都是躺在大自然母亲的怀抱中呼吸的生命——他们的这些作品因为真实自然和格外饱满的生命内容，才让我们更加感动，并能够长久地记住。

　　对比一下，我们就能够很容易地将不同时期的文学质地区别开来：以前的人对于大自然的情感是难以分离的，是混沌无界的，是沉浸其中的；人对自然的歌颂或牵念不是出于无奈之情，也不是因为逼迫而生出的责任心，更不是出于对物欲的关切而推导出来的功利心；那时的“生态文学”如果有的话，当是更纯粹和更高境界的，因而也是更为激动人心的。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明白这不仅仅是在谈论“自然生态文学”，而是忧虑我们现代人的生命质地、不同的质地所呈现出来的不同情状、网络时代文学中的生命伦理问题。

　　如果说梭罗隐隐表露了对于现代化即将来临的恐惧和深忧，那么现在已经再也找不到“瓦尔登”了，我们已经陷入无可逃遁的绝境。我们在尝试追问：我们文学中一以贯之的强大的人道力量、我们追求真理的恒心，今天能否恢复？在这种修复中，我们可能会对物质主义保持一种戒备，这并不难；难的是其他，比如我们怎样还原和追溯浑然一体的思想境界——人对自然拥有了“现代”理解力之后，还能否寻求和借助生命中的本能力量？这种力量由于没有了简单和直接的责任与功利，从而具备了更深更强的文学感动力。

　　因此我们才注目那只午夜来獾，稍稍留心它的行迹，体味一下它与我们有什么不同，它的沉默和羞涩到底来自哪里、因为什么？

　　（2010年9月24日于哈佛大学）

　　（张炜着：《午夜来獾》，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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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历代史家眼中的汉武帝


　　景凯旋

　　中国历史上，堪称盛世的时代不多，其中汉唐盛世最为人津津乐道。但是，要论汉朝盛世，其实应是国家无事、民给家足因此而缺乏宏大叙事的“文景之治”，而不是文治武功的武帝。

　　经过汉初七十年的休养生息，到了汉武帝初期，京师国库的钱积累到巨万，钱用都用不完，穿钱的绳子都朽断了。库存粮食吃也吃不完，堆在仓库外面，最后都腐烂了。国家法律十分宽松，百姓富裕安定，人丁繁荣，首都长安人口就达到一百万。

　　国力的强大，给了汉武帝施展雄才大略的机会。在军事方面，他主动派遣卫青、霍去病数度征伐匈奴，又派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在南方灭掉夜郎、南越，建立西南七郡；在东方灭掉卫氏朝鲜，设置乐浪、玄菟、临屯、真番四郡。在政治方面，他废藩置县，加强中央集权，实行严刑峻法，特务统治。在文化方面，他采用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太学，立乐府。其煌煌功业为后世历朝君主所艳羡。

　　然而，历代那些一流史家却不这样看。中国史官都是秉承儒家价值传统，尤其在经济上主张政府少干预。所以，看看他们的评价是很能增长见识的。

　　对于汉武帝的一生，班固《汉书·武帝纪》赞辞只称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称赞其举俊茂，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等文治事业，而对汉武帝的煌煌武功则不赞一辞，并称：“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在秉持儒家观念的班固看来，国家的强大，首先应当是民生的安定富庶，而汉武帝虽有雄才大略，却穷兵黩武，不顾民生，终于使得汉朝繁荣经济濒临崩溃。

　　汉武帝对匈奴用兵，解除北方边患，这本来是属于正当的措施。但汉军一直打到今天的哈萨克斯坦境内，或为了抢夺汗血宝马，就发兵讨伐大宛，那就很难说是自卫战争了。反过来说，这样的战争就只会是好大喜功、劳民伤财。由于连年对匈奴用兵，加上汉武帝本人酷好神仙方术和奢侈享受，大兴宫殿，浪费无度，国家财政很快便濒于崩溃。为了筹措庞大开支，王朝政府便只能加重徭役，致使农民大量破产流亡。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齐、楚、燕、赵和南阳等地都爆发了规模不等的农民起义。

　　为了聚敛财富，武帝还实行“算缗”、“告缗”，凡申报税负不实的商贾，充军边疆一年，并没收其财产。为了怕商贾有所隐瞒，还鼓励民众检举揭发，“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即把没收的财产奖赏其一半。这政策一出台，全国人都起来纷纷举报，中等以上商贾几乎都遭告发，倾家荡产，天下财富均归王朝政府。

　　汉武帝还依靠桑弘羊等人实行盐铁官营、酒榷（酒类专卖）、均输等政策，与民争利。但官营垄断行业往往效率低下，官员利用职权贪污腐败、欺压百姓的情况日益严重，导致百姓怨声载道。据《汉书·食货志》记载：“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功费愈甚，天下虚耗，人复相食”。政府垄断经营、压制民营商业的结果是，财富更加集中到那些大官吏手中，而均输政策并没抑制住物价，反倒是物价飞涨，百姓更穷，到了人相食的地步。汉武帝末期，全国人口竟至减少了一半。

　　汉武帝是个明君，但也是个暴君。他刚愎自用，残暴多疑，而且还迷信巫蛊。太子被杀，两个皇后或被打入冷宫，或被迫自尽。他任用酷吏张汤，最早发明腹诽罪。而汉武帝最受后人非议的，就是阉割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史家司马迁。

　　如果翻看《史记》，我们就会发现，“隐忍苟活”的司马迁在《史记·孝武本纪》中只是记载其信用方士，四处求仙事，对其政治功业甚少叙述。唐史家司马贞更是在《史记索隐》中评汉武帝“疲秏中土，事彼边兵。日不暇给，人无聊生。俯观嬴政，几欲齐衡。”将汉武帝与秦始皇相比，可以说这样的评价是很严厉的，体现了中国史官的儒家传统价值。

　　另一个伟大史家，宋代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对汉武帝的评价同样不高，他称汉武帝：“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认为汉武帝奢侈无度，严刑峻法，完全就是个秦始皇再世。之所以汉武帝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没有重蹈秦始皇的覆辙，原因只在于汉武帝“晚而改过，顾托得人”，及时调整了政策。

　　所谓“晚而改过”，是说汉武帝晚年下《轮台诏》，自称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强调“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后人因此称此诏为中国皇帝的第一个“罪己诏”，但此诏并非真正有所追悔，而是他深知行将就木，积怨甚多，太子尚幼，必须做个表态，以抚慰庞大的官僚群体。为此，他首先处死太子生母、宠妃钩弋夫人，以免他死后出现太后专权的局面；其次托霍光辅佐太子，这就是司马光所说的“顾托得人”。《资治通鉴》载：“武帝之末，海内虚耗，户口减半，霍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昭帝时桑弘羊与贤良文学的大辩论，便是围绕要不要与民争利的问题，结果也只是取消了酒类专卖。汉朝终竟走向了衰微。正如班固在《汉书·食货志》里所说：“物盛而衰，固其变也。”事实上，汉武盛世、唐朝开元盛世，最后都成为了由顶峰后走向衰微的转折点。

　　前几年曾有新闻报道，专家经过对汉武帝陵的考察，已经探明大中型陪葬墓一百二十余座。此外，还发现了修陵人的墓地，面积约四万平方米，估计埋葬尸骨在两万具以上。当时正是“汉武热”方兴未艾的时候，影视剧《大汉天子》《汉武大帝》相继热播。看了这篇报道，我只有一个感觉：如果百姓不能享受到盛世的繁荣，反而因盛世而受苦，这样的盛世与百姓有何关系？

　　（《南方都市报》2011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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