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人赠我蒙汗药_王朔-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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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侠：中国的性描写，《金瓶梅》是非正统的。传统中的性描写的主流是《红楼梦》式的，性一严肃起来，就成了宝黛之生死恋情，决不能沾粗俗的性，两人的交往是同读《牡丹亭》、葬花、赋诗……既扭曲了性又使情虚假化了。现代文学，涉及性描写的不多。鲁迅的作品中很少有直接性描写，最粗俗的也就是阿q调戏尼姑了，躲在庙里幻想当了皇帝会有多少女人。像其他的《伤逝》就没有性了，只有失败的自由恋情。
鲁迅的性描写的路子仍然是传统的两种模式，他的高人一筹是在由恋情提出的社会问题上。别人写自由恋爱，最后的结合是终点。鲁迅是把别人的终点作为他的起点，自由结合了又能怎么样？真能幸福吗？最后是失败，出走，娜拉出走后又能怎么办？而当时的那些女作家写的性就是情了。郁达夫是个例外，他不是把情作为追求自由的象征，而是把性作为压抑以及冲破压抑的解放的象征，《沉沦》中的性是苦闷压抑寻求解放的象征，性被升华为反抗的宣泄的追求个人自由的高度。但是他还有另一面，一到了《迟桂花》的性就是很干净的、唯美主义的。但他的《沉沦》，在中国文学中毕竟赋予性以一种新的意义，虽然这意义是从西方舶来的。
当然，以后，别说性描写，就是情描写都没有了，像《苦菜花》是色情了，《青春之歌》是小资情调。〃文革〃后，文学突破了这方面的禁忌，先是情的突破，比如《第二次握手》、《爱情的位置》，性的突破是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右派作家的特点就是要把一切都戴个高帽子或升华到某种道德的政治的生命解放的高度，特别虚假。他写性就是苦难以及解脱苦难，天崩地裂、天昏地暗、乾坤颠倒的性关系。主人公的原始生命力、道德情操和崇高理想全由于和一个女人的一次决定性的性交。他不像郁达夫那么单纯，只写性是个人解放。他还硬强加上政治方面的崇高，苦难中的再生等等。这些作品实际上与《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是一样的，只是多了点性描写。后来到了张艺谋的《红高粱》，他把性张扬为一种中国人或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原始冲动，和张贤亮的那种强加或升华没什么区别。让性承担全民族的政治灾难和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岂不是太残酷太做作了吗？《菊豆》是乱伦，《大红灯笼高高挂》是妻妾成群，张艺谋是中国导演中的性专家，却没拍过一个真实的性镜头。还有王安忆的〃三恋〃，完全受弗洛伊德心理学的影响，我总觉得她是左手捧着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书，右手写着性小说，要不然，她的作品中男女性关系的发展不会那么符合本我、自我、超我的模式。这几年的作品看得比较少，不知道现在的作家是如何写性的。林白的东西只读过一篇。西方国家也有夸张的写法，比如劳伦斯的《查太莱夫人的情人》，把性交的感受比喻为大海中的溺水者，太夸张，赋予性的使命太沉重太大了。中国文学从来就没有过比较好的性描写，似乎我们从根上就弄不清性与情之间是什么关系。
王朔：也没有太复杂太深奥的道理，诚实是最重要的，老老实实地写就够了。
我觉得这东西只能从自己的真实生活出发，不能虚构、想象，故事可以编一个，但细节的东西必须真实。
在性描写上虚构或想象，结果肯定要夸大。当然，人在生活中的性的想象除外。
老侠：但是中国文学中的这种性描写，特别是当代文学中，很难看到你说的那种健康的东西，一种真实的不夸张不猥琐的性描写。在你过去的小说中，在所谓的〃痞子文学〃中，性描写成了你写作的一个禁区。你一碰上它，就肯定要回避，不去正面描写它。根据你小说中的这个特点，也有一些人说，如果王朔是个痞子作家，他写的这些痞子的性却挺干净，他声称自己要原汁原味地写，就算我们相信他写的那些乌七八糟的人，极为无耻的人是真实的，但在这些人物的性关系的描写上，他就是虚伪的不真实的，由此我们也可以怀疑，既然他在性上有所隐瞒，在其他方面也不会真实。你刚才给了我一种解释，说你找不到好的方法描写性。你觉得咱传统的文学中或当代的作品中有没有符合你的理想的那种健康而干净的性描写。
你说一直没有好方法，又说你从林白的作品中得到某种启发，还有一个作家的，是谁来着？
王朔：顾城的《英儿》。
老侠：你说你将来不再回避性描写了，因为回避不了，必须要写。似乎你心中已经有了一种方法，或者和你以前的状态相比，你找到了写性的自信，可以把它写得比较健康，那你自己能说清楚这是一种什么东西或方法吗？
王朔：没别的，就是老老实实地写，是什么就写什么。我觉得我在好多事情上走偏路就在于我要给他找到一个什么方法或意义……其实，这件事情本来就在这儿，你只要如实描写就是了。我原来老倾向于在这个事物本身的外面给它加一个壳，却忽略了它本来的东西，性也是。我想找一个合适的方法，合适的角度……
最极端的时候我还想给他一锅烩，找到一种方法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我后来想明白了，其实没有这种方法。可能就是你说的，性描写变成两个模式，一个是《金瓶梅》式的，几个程式，百十句套话，多少个句子，什么时候写到都是它。还有一种就是把性诗意化，上升到一种精神活动，把人弄成神或把性弄成决定生命的一切方面的原子弹。那后来我发现要写性就必须摆脱任何模式，只写性本来是什么。我觉得其实就是把态度放正。假如我再写的话，我不会有先入为主的东西，想这个东西是否干净、是否健康呀，它就是它，在我的生活中和经验中，它提供给我多少，我就写多少东西，写到哪儿算哪儿，触及到什么算什么。但是第一是不协调什么，不为故事的结构而安排什么，就是单纯地写它。第二我也不为了什么意义而写它，我不强化什么。也就是既不贬低它也不升华它。
西方也有人搞强化的性，突出这个性的作用。比如你说的劳伦斯的《查太莱夫人的情人》，再譬如纳博克夫《洛莉塔》。
他写性，就要写到基于小时候的某种体验，从第一次到最后一次，他一定要把这个脉络关系弄清楚，性在他生活中每个时期的作用。其实在我的经验中，好像性不会对人的生理或精神产生那么大的作用。但是我发现在小说中，你写着写着会情不自禁地加重性这种东西。因为你原意是想不加什么地写它，没有什么废话，每一段都写得非常地道，但在写作过程中，你会无意识地强调它的作用。性在写作中对整个故事的影响，对人物的影响有种无意识的潜在作用。我也不敢担保我将来写到性就一定能没有这种潜在的强化，可能会有。
我看到的现在的大多数性描写，我觉得林白的那个好。因为她就是老老实实地写，就是写每一次的不一样。而大部分中国的包括外国的性描写，都是把它当作同一件东西描写的，要么是美好的，要么是快感层面的，要么是变态的，导致一些狂乱的想法。林白好像对性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识，她写这个东西，我觉得她的态度就是不太重视性，就像对待吃饭一样，你说谁会把吃饭这东西赋予过多的意义，什么吃饭时它产生的氛围呀，它对你身体的影响呀，使你吃完饭累了呀，或好舒服呀，吃饭的时候谁也没有歪的邪的。吃饭就是吃饭。但就是在性的问题上，大家会生出许多莫须有的东西。可能是因为它比较隐秘，而且它总是处在一种道德的边缘状态。
那你写的时候，就会情不自禁地说：我要把它想明白了，我得对它有个态度……这些东西我想我再写到性的时候都不要有，碰到这些事自然发生了，就按照它的自然发生的样子写。因为我觉得有很多事情……不是一定要导致性这种东西的。或者性描写现在的状态，是某种强调美的结果。实际上它可能什么都是，在不同情况下它是不一样的。也可能是毫无感觉，也可能是感觉很多，有时感觉好不见得会导致好结果。我觉得，这是非常千差万别的。我对写这种东西有信心就在于：我觉得它本来是什么我就写什么。
老侠：林白的东西我读得不多，就一二篇吧，不能全面评价她的性描写。但只就我看过的东西的印象而言，给我的感觉她还是把性夸大了。有一篇东西她写到那人物很小就非常成熟了，就意识到性，就能用自摸来满足自己，这种自慰给她以后的生活生命带来了什么，似乎是取之不尽的东西。她这还是叫性负载过多。性这个东西确实有些怪诞，人人都有性经历，像穿衣吃饭一样平常，但却被人类弄得很神秘。从古至今，社会对它有无数道德的法律的禁忌，很多传统的东西都是从这个事情上来的。可能古人多看重性的生殖功能，为后代计就格外重视它，久而久之把对生殖的看重转变为对性本身的强调。最近看了一本书，是口述历史，讲六十年代西方的性革命，许多人的自述都强调那个时代由于避孕药的出现和观念的转变所带来的性解放性自由，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年轻人的一系列叛逆行为。禁欲时代的性甚至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性本身的自然属性，被社会附加了过于沉重的功能与意义。
它在现实生活中是每个人都经历着的事，但一旦把它拿出来讨论，作为一个社会话题时，它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它负载了太多沉重的本不该由它承担的东西。所以，以常识的态度对待性描写性，是件不太容易的事。虽然我们本身的性可能很简单很平常，但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过于纷乱的性观念。文学作品中的性描写之所以写不好性，我觉得是因为作家们写的不是自己的实实在在的性经验，而是千百年来被灌输的〃性观念〃。
简单地说就是：不是写性本身，而是写对性的观念、态度、禁忌……就是社会强加于性的东西。
所以像你说的那种写法，以平常心看待性，它是个什么，我怎样经历了它，我就老老实实怎么描写它就够了。这种性描写在古今中外我读过的作品中和看过的艺术品中，还没有见过。这么踏踏实实地导胜，像写一顿饭那样。你能够完全摆脱在脑子里潜意识中已经扎根了的关于性的观念吗？这种路数就对吗？
王朔：就是说，听你这么一说，我觉得还有机会写好性，这条路还没有走错。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需要在一个较长的篇幅内把这种感觉写出来。如果一个短篇拿这个做轴心的话，只要一写，你就想负载点儿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