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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二心集_鲁迅-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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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能够闲舒地在旁边观战。 

    第三,我们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因为现在人手实在太少了,譬如我们有好几种杂志⑨,单行本的书也出版得不少,但做文章的总同是这几个人,所以内容就不能不单薄。一个人做事不专,这样弄一点,那样弄一点,既要翻译,又要做小说,还要做批评,并且也要做诗,这怎么弄得好呢?这都因为人太少的缘故,如果人多了,则翻译的可以专翻译,创作的可以专创作,批评的专批评;对敌人应战,也军势雄厚,容易克服。关于这点,我可带便地说一件事。前年创造社和太阳社向我进攻的时候,那力量实在单薄,到后来连我都觉得有点无聊,没有意思反攻了,因为我后来看出了敌军在演“空城计”。那时候我的敌军是专事于吹擂,不务于招兵练将的;攻击我的文章当然很多,然而一看就知道都是化名,骂来骂去都是同样的几句话。我那时就等待有一个能操马克斯主义批评的枪法的人来狙击我的,然而他终于没有出现。在我倒是一向就注意新的青年战士底养成的,曾经弄过好几个文学团体⑩,不过效果也很小。但我们今后却必须注意这点。 

    我们急于要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但同时,在文学战线上的人还要“韧”。所谓韧,就是不要像前清做八股文的“敲门砖”似的办法。前清的八股文⑾,原是“进学”(12)做官的工具,只要能做“起承转合”,借以进了“秀才举人”,便可丢掉八股文,一生中再也用不到它了,所以叫做“敲门砖”,犹之用一块砖敲门,门一敲进,砖就可抛弃了,不必再将它带在身边。这种办法,直到现在,也还有许多人在使用,我们常常看见有些人出了一二本诗集或小说集以后,他们便永远不见了,到那里去了呢?是因为出了一本或二本书,有了一点小名或大名,得到了教授或别的什么位置,功成名遂,不必再写诗写小说了,所以永远不见了。这样,所以在中国无论文学或科学都没有东西,然而在我们是要有东西的,因为这于我们有用。(卢那卡尔斯基是甚至主张保存俄国的农民美术⒀,因为可以造出来卖给外国人,在经济上有帮助。我以为如果我们文学或科学上有东西拿得出去给别人,则甚至于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的政治运动上也有帮助。)但要在文化上有成绩,则非韧不可。 

    最后,我以为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我记得好像曾听到过这样一句话:“反动派且已经有联合战线了,而我们还没有团结起来!”其实他们也并未有有意的联合战线,只因为他们的目的相同,所以行动就一致,在我们看来就好像联合战线。而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四月一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四期。 

    ②左翼作家联盟即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学团体。一九三○年三月在上海成立(并先后在北平、天津等地及日本东京设立分会),领导成员有鲁迅、夏衍、冯雪峰、冯乃超、周扬等。“左联”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文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它曾有组织有计划地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宣传和研究,批判各种错误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提倡革命文学创作,进行文艺大众化的探讨,培养了一批革命文艺工作者,促进了革命文学运动的发展。它在国民党统治区内领导革命文学工作者和进步作家,对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在粉碎这种“围剿”中起了重大的作用。但由于受到当时党内“左”倾路线的影响,“左联”的一些领导人在工作中有过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倾向,对此,鲁迅曾进行过原则性的批评。他在“左联”成立大会上的这个讲话,是当时左翼文艺运动有重要意义的文件。“左联”由于受国民党政府的白色恐怖的摧残压迫,也由于领导工作中宗派主义的影响,始终是一个比较狭小的团体。一九三五年底,为了适应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左联”自行解散。 

    ③墨索里尼(b.mussolini,1833~1945)意大利的独裁者和法西斯党党魁,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之一。 

    ④邓南遮(g.dannunzio,1863~1938),意大利唯美乐义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死的胜利》等。晚年成为民族主义者,深受墨索里尼的宠爱,获得“亲王”称号;墨索里尼还曾悬赏征求他的传记(见一九三○年三月《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三期《国内外文坛消息》)。 

    ⑤叶遂宁 参看本卷第38页注⒆。这里所引的诗句,分别见于他在一九一八年所作的《天上的鼓手》和《约旦河上的鸽子》。 

    ⑥毕力涅克(1894—1941)又译皮涅克,联革命初期的所谓“同路人”作家之一。一九二九年,他在国外白俄报刊上发表长篇小说《红木》,诋毁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爱伦堡,参看本卷第138页注⑾。 

    ⑦“南社”参看本卷第138页注⑨。 

    ⑧海涅(h.heine 1794—18566)德国诗人,著有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等。这里的引述,参看本卷第138页注⑿。⑨几种杂志指当时出版的《萌芽月刊》、《拓荒者》、《大众文艺》、《文艺研究》等。 

    ⑩几个文学团体指莽原社、未名社、朝花社等。 

    ⑾八股文明、清科举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公式化文体,每篇分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后四部分是主体,每部分有两股相比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所以叫“八股文”。下文所说的“起承转合”,指做八股文的一种公式,即所谓“起要平起,承要春(从)容,转要变化,合要渊永”。 

    ⑿“进学”按明、清科举制度,童生经过县考初试,府考复试,再参加由学政主持的院考(道考),考取的列名府、县学,叫“进学”,也就成为“秀才”。 

    ⒀关于卢那察尔斯基主张保存俄国农民美术的观点,见鲁迅翻译的卢那察尔斯基论文集《文艺与批评》中的《苏维埃国家与艺术》。



 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

    倘说,凡大队的革命军,必须一切战士的意识,都十分正确,分明,这才是真的革命军,否则不值一哂。这言论,初看固然是很正当,彻底似的,然而这是不可能的难题,是空洞的高谈,是毒害革命的甜药。 

    譬如在帝国主义的主宰之下,必不容训练大众个个有了“人类之爱”,然后笑嘻嘻地拱手变为“大同世界”②一样,在革命者们所反抗的势力之下,也决不容用言论或行动,使大多数人统得到正确的意识。所以每一革命部队的突起,战士大抵不过是反抗现状这一种意思,大略相同,终极目的是极为歧异的。或者为社会,或者为小集团,或者为一个爱人,或者为自己,或者简直为了自杀。然而革命军仍然能够前行。因为在进军的途中,对于敌人,个人主义者所发的子弹,和集团主义者所发的子弹是一样地能够制其死命;任何战士死伤之际,便要减少些军中的战斗力,也两者相等的。但自然,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 

    我先前为叶永蓁君的《小小十年》作序,③以为已经为社会尽了些力量,便是这意思。书中的主角,究竟上过前线,当过哨兵(虽然连放枪的方法也未曾被教),比起单是抱膝哀歌,握笔愤叹的文豪们来,实在也切实得远了。倘若要现在的战士都是意识正确,而且坚于钢铁之战士,不但是乌托邦的空想,也是出于情理之外的苛求。 

    但后来在《申报》上,却看见了更严厉,更彻底的批评,④因为书中的主角的从军,动机是为了自己,所以深加不满。《申报》是最求和平,最不鼓动革命的报纸,初看仿佛是很不相称似的,我在这里要指出貌似彻底的革命者,而其实是极不革命或有害革命的个人主义的论客来,使那批评的灵魂和报纸的躯壳正相适合。 

    其一是颓废者,因为自己没有一定的理想和无力,便流落而求刹那的享乐;一定的享乐,又使他发生厌倦,则时时寻求新刺戟,而这刺戟又须利害,这才感到畅快。革命便也是那颓废者的新刺戟之一,正如饕饕者餍足了肥甘,味厌了,胃弱了,便要吃胡椒和辣椒之类,使额上出一点小汗,才能送下半碗饭去一般。他于革命文艺,就要彻底的,完全的革命文艺,一有时代的缺陷的反映,就使他皱眉,以为不值一哂。和事实离开是不妨的,只要一个爽快。法国的波特莱尔,谁都知道是颓废的诗人,然而他欢迎革命,待到革命要妨害他的颓废生活的时候,他才憎恶革命了。⑤所以革命前夜的纸张上的革命家,而且是极彻底,极激烈的革命家,临革命时,便能够撕掉他先前的假面,——不自觉的假面。这种史例,是也应该献给一碰小钉子,一有小地位(或小款子),便东窜东京,西走巴黎的成仿吾那样“革命文学家”的。 

    其一,我还定不出他的名目。要之,是毫无定见,因而觉得世上没有一件对,自己没有一件不对,归根结蒂,还是现状最好的人们。他现为批评家而说话的时候,就随便捞到一种东西以驳诘相反的东西。要驳互助说⑥时用争存说,驳争存说时用互助说;反对和平论时用阶级争斗说,反对斗争时就主张人类之爱。论敌是唯心论者呢,他的立场是唯物论,待到和唯物论者相辩难,他却又化为唯心论者了。要之,是用英尺来量俄里,又用法尺来量密达,而发见无一相合的人。因为别的一切,无一相合,于是永远觉得自己是“允执厥中”⑦,永远得到自己满足。从这些人们的批评的指示,则只要不完全,有缺陷,就不行。但现在的人,的事,那里会有十分完全,并无缺陷的呢,为万全计,就只好毫不动弹。然而这毫不动弹,却也就是一个大错。总之,做人之道,是非常之烦难了,至于做革命家,那当然更不必说。 

    《申报》的批评家对于《小小十年》虽然要求彻底的革命的主角,但于社会科学的翻译,是加以刻毒的冷嘲的,所以那灵魂是后一流,而略带一些颓废者的对于人生的无聊,想吃些辣椒来开开胃的气味。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三月一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三期。 

    ②“大同世界” 原是古代人设想的一种平等安乐的社会,后来常用以指“理想世界”。“大同”一词原出《礼记·礼运》。 

    ③叶永蓁 参看《三闲集·叶永蓁作〈小小十年〉小引》及其有关注。 

    ④这里所说《申报》的批评,指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九日《申报·艺术界》“新书月评”栏倜然评《小小十年》的文章。其中说:“我们的主人翁和许多革命青年一样,最初只是把革命当作一种无法可想之中的办法,至于那些冠冕堂皇的革命理由,差不多都是事后才知道,事后才说”;“书中很强烈的暗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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