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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二心集_鲁迅-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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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在啸, 

    地在震, 

    人在冲,兽在吼, 

    宇宙间的一切在咆哮,朋友哟, 

    准备着我们的头颅去给敌人砍掉。 

    (徐之津:《伟大的死》。同上。) 

    一群是发扬踔厉,一群是慷慨悲歌,写写固然无妨,但倘若真要这样,却未免太不懂得“民族主义文学”的精义了,然而,却也尽了“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 

    六

    《前锋月刊》上用大号字题目的《黄人之血》的作者黄震遐诗人,不是早已告诉我们过理想的元帅拔都了吗?这诗人受过傅彦长先生的熏陶,查过中外的史传,还知道“中世纪的东欧是三种思想的冲突点”⒂,岂就会偏不知道赵家末叶的中国,是蒙古人的淫掠场?拔都元帅的祖父成吉思皇帝侵入中国时,所至淫掠妇女,焚烧庐舍,到山东曲阜看见孔老二先生像,元兵也要指着骂道:“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的,不就是你吗?”夹脸就给他一箭。这是宋人的笔记⒃里垂涕而道的,正如现在常见于报章上的流泪文章一样。黄诗人所描写的“斡罗斯”那“死神捉着白姑娘拚命地搂……”那些妙文,其实就是那时出现于中国的情形。但一到他的孙子,他们不就携手“西征”了吗?现在日本兵“东征”了东三省,正是“民族主义文学家”理想中的“西征”的第一步,“亚细亚勇士们张大吃人的血口”的开场。不过先得在中国咬一口。因为那时成吉思皇帝也像对于“斡罗斯”一样,先使中国人变成奴才,然后赶他打仗,并非用了“友谊”,送柬帖来敦请的。所以,这沈阳事件,不但和“民族主义文学”毫无冲突,而且还实现了他们的理想境,倘若不明这精义,要去硬送头颅,使“亚细亚勇士”减少,那实在是很可惜的。 

    那么,“民族主义文学”无须有那些呜呼阿呀死死活活的调子吗?谨对曰:要有的,他们也一定有的。否则不抵抗主义,城下之盟⒄,断送土地这些勾当,在沉静中就显得更加露骨。必须痛哭怒号,摩拳擦掌,令人被这扰攘嘈杂所惑乱,闻悲歌而泪垂,听壮歌而愤泄,于是那“东征”即“西征”的第一步,也就悄悄的隐隐的跨过去了。落葬的行列里有悲哀的哭声,有壮大的军乐,那任务是在送死人埋入土中,用热闹来掩过了这“死”,给大家接着就得到“忘却”。现在“民族主义文学”的发扬踔厉,或慷慨悲歌的文章,便是正在尽着同一的任务的。 

    但这之后,“民族主义文学者”也就更加接近了他的哀愁。因为有一个问题,更加临近,就是将来主子是否不至于再蹈拔都元帅的覆辙,肯信用而且优待忠勇的奴才,不,勇士们呢?这实在是一个很要紧,很可怕的问题,是主子和奴才能否“同存共荣”的大关键。 

    历史告诉我们:不能的。这,正如连“民族主义文学者”也已经知道一样,不会有这一回事。他们将只尽些送丧的任务,永含着恋主的哀愁,须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风涛怒吼起来,刷洗山河的时候,这才能脱出这沉滞猥劣和腐烂的运命。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三日上海《文学导报》第一卷第六、七期合刊。署名晏敖。 

    ②“民族主义文学”一九三○年六月由国民党当局策划的文学运动,发起人是潘公展、范争波、朱应鹏、傅彦长、王平陵等国民党文人。曾出版《前锋周报》、《前锋月刊》等,假借“民族主义”的名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提倡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文学。九一八事变后,又为蒋介石的投降卖国政策效劳。 

    ③“为王前驱”语见《诗经·卫风·伯兮》,原是为王室征战充当先锋的意思。这里用来指“民族主义文学”为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投降政策制造舆论,实际上也就是为日本侵略者进攻中国开辟道路。 

    ④宣言指一九三○年六月一日发表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连载于《前锋周报》第二、三期(一九三○年六月二十九日、七月六日)。这篇胡乱拼凑的“宣言”,鼓吹建立所谓“文艺的中心意识”,即法西斯主义的“民族意识”,提出以“民族意识代替阶级意识”,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它剽窃法国泰纳《艺术哲学》中的某些论说,歪曲民族形成史和民族革命史,妄谈艺术上的各种流派,内容支离破碎。 

    ⑤《前锋月刊》“民族主义文学”的主要刊物。朱应鹏、傅彦长等编辑,一九三○年十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一年四月出至第七期停刊。 

    ⑥指蒋介石同冯玉祥、阎锡山在陇海、津浦铁路沿线进行的军阀战争。这次战争自一九三○年五月开始,至十月结束,双方死伤三十多万人。 

    ⑦腊丁民族泛指拉丁语系的意大利、法兰西、西班牙、葡萄牙等国人。腊丁,通译拉丁。 

    ⑧条顿民族泛指日耳曼语系的德国、英国、瑞士、荷兰、丹麦、挪威等国人。条顿,公元前居住在北欧的日耳曼部落的名称。 

    ⑨这是黄震遐《写在黄人之血前面》中的话,原文说:“末了,还要申明而致其感谢之忱的,就是友人傅彦长君平时许多的谈论。傅君是认清楚历史面目的一个学者,我这篇东西虽然不能说是直接受了他的指教,但暗中却有许多地方不可讳地是受了他的熏陶”。(见一九三一年四月《前锋月刊》第一卷第七期) 

    ⑩成吉思汗参看本卷第144页注④。他的孙子拔都于一二三五年至一二四四年先后率军西征,侵入俄罗斯和欧洲一些国家。 

    ⑾鞑靼、女真、契丹都是当时我国北方的民族。 

    ⑿威廉指威廉二世(wilhelmⅡ,1859~1941),德意志帝国皇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祸首。“黄祸”,威廉二世曾于一八九五年绘制了一幅“黄祸的素描”,题词为“欧洲各国人民,保卫你们最神圣的财富!”向王公、贵族和外国的国家首脑散发;一九○七年又说:“‘黄祸’——这是我早就认识到的一种危险。实际上创造‘黄祸’这个名词的人就是我”。(见戴维斯:《我所认识的德皇》,一九一八年伦敦出版)按“黄祸”论兴起于十九世纪末,盛行于二十世纪初,它宣称中国、日本等东方黄种民族的国家是威胁欧洲的祸害,为西方帝国主义对东方的奴役、掠夺制造舆论。 

    ⒀赵构(1107~1187)即宋高宗,南宋第一个皇帝。 

    ⒁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前不久,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挑拨和指使,平壤和汉城等地曾出现过袭击华侨的事件。 

    ⒂这是《写在黄人之血前面》中的话:“中世纪的东欧是三种思想的冲突点;这三种思想,就是希伯来、希腊和游牧民族的思想;它们是常常地混在一起,却又是不断地在那里冲突。” 

    ⒃宋人的笔记指宋代庄季裕《鸡肋编》。该书中卷说:“靖康之后,金虏侵凌中国,露居异俗,几所经过,尽皆焚燹。如曲阜先圣旧宅,……至金寇,遂为烟尘。指其像而诟曰‘尔是言夷狄之有君者!’中原之祸,自书契以来,未之有也”按鲁迅文中所说的元兵,当是金兵的误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语见《论语·八佾》,无,原作亡。 

    ⒄城下之盟语见《左传》桓公十二年。指敌军兵临城下时被胁迫订立的条约,后来常用以指投降。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梁实秋先生为了《拓荒者》上称他为“资本家的走狗”②,就做了一篇自云“我不生气”③的文章。先据《拓荒者》第二期第六七二页上的定义④,“觉得我自己便有点像是无产阶级里的一个”之后,再下“走狗”的定义,为“大凡做走狗的都是想讨主子的欢心因而得到一点恩惠”,于是又因而发生疑问道—— 

    “《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那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分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我只知道不断的劳动下去,便可以赚到钱来维持生计,至于如何可以做走狗,如何可以到资本家的帐房去领金镑,如何可以到××党去领卢布,这一套本领,我可怎么能知道呢?……” 

    这正是“资本家的走狗”的活写真。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的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 

    梁先生既然自叙他怎样辛苦,好像“无产阶级”(即梁先生先前之所谓“劣败者”),又不知道“主子是谁”,那是属于后一类的了,为确当计,还得添几个字,称为“丧家的”“资本家的走狗”。 

    然而这名目还有些缺点。梁先生究竟是有智识的教授,所以和平常的不同。他终于不讲“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了,在《答鲁迅先生》⑤那一篇里,很巧妙地插进电杆上写“武装保护苏联”,敲碎报馆玻璃那些句子去,在上文所引的一段里又写出“到××党去领卢布”字样来,那故意暗藏的两个×,是令人立刻可以悟出的“共产”这两字,指示着凡主张“文学有阶级性”,得罪了梁先生的人,都是在做“拥护苏联”,或“去领卢布”的勾当,和段祺瑞的卫兵枪杀学生⑥,《晨报》⑦却道学生为了几个卢布送命,自由大同盟⑧上有我的名字,《革命日报》⑨的通信上便说为“金光灿烂的卢布所买收”,都是同一手段。在梁先生,也许以为给主子嗅出匪类(“学匪”⑩),也就是一种“批评”,然而这职业,比起“刽子手”来,也就更加下贱了。 

    我还记得,“国共合作”时代,通信和演说,称赞苏联,是极时髦的,现在可不同了,报章所载,则电杆上写字和“××党”,捕房正在捉得非常起劲,那么,为将自己的论敌指为“拥护苏联”或“××党”,自然也就髦得合时,或者还许会得到主子的“一点恩惠”了。但倘说梁先生意在要得“恩惠”或“金镑”,是冤枉的,决没有这回事,不过想借此助一臂之力,以济其“文艺批评”之穷罢了。所以从“文艺批评”方面看来,就还得在“走狗”之上,加上一个形容字:“乏”。 

    一九三○,四,十九。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五月一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五期。 

    ②指《拓荒者》第二期(一九三○年二月)刊载的冯乃超《文艺理论讲座(第二回)·阶级社会的艺术》,它批驳了梁实秋的《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吧?》一文中的某些观点,其中说:“无产阶级既然从其斗争经验中已经意识到自己阶级的存在,更进一步意识其历史的使命。然而,梁实秋却来说教——所谓‘正当的生活斗争手段’。‘一个无产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只消辛辛苦苦诚诚实实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那末,这样一来,资本家更能够安稳的加紧其榨取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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