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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

周国平自选集_周国平-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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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小说在本质上是反浪漫主义的,这种“深刻的反浪漫主义”——如同昆德拉在谈到卡夫 卡时所推测的——很可能来自对性的眼光的变化。昆德拉赞扬卡夫卡(还有乔伊斯)使性从浪 漫激情的迷雾中走出,还原成了每个人平常和基本的生活现实。作为对照,他嘲笑劳伦斯把 性抒情化,用鄙夷的口气称他为“交欢的福音传教士”。

    十九世纪初期的浪漫主义者并不直接讴歌性,在他们看来,性必须表现为情感的形态才能成 为价值。在劳伦斯那里,性本身就是价值,是对抗病态的现代文明的惟一健康力量。对于卡 夫卡以及昆德拉本人来说,性和爱情都不再是价值。这里的确发生着看性的眼光的重大变化 ,而如果杜绝了对性的抒情眼光,影响必是深远的,那差不多是消解了一切浪漫主义的原动 力。

    抒情化是一种赋予意义的倾向。如果彻底排除掉抒情化,性以及人的全部生命行为便只成了 生物行为,暴露了其可怕的无意义性。甚至劳伦斯也清楚地看到了这种无意义性,他的查太 莱夫人一边和狩猎人做爱,一边冷眼旁观,觉得这个男人的臀部的冲撞多么可笑。上帝造了 有理智的人,同时又迫使他做这种可笑的姿势,未免太恶作剧。但狩猎人的雄风终于征服了 查太莱夫人的冷静,把她脱胎成了一个妇人,使她发现了性行为本身的美。性曾因爱情获得 意义,现代人普遍不相信爱情,在此情形下怎样肯定性,这的确是现代人所面临的一个难题 。性制造美感又破坏美感,使人亢奋又使人厌恶,尽管无意义却丝毫不减其异常的威力,这 是性与存在相关联的面貌。现代人在性的问题上的尴尬境遇乃是一个缩影,表明现代人在意 义问题上的两难,一方面看清了生命本无意义的真相,甚至看穿了一切意义寻求的自欺性质 ,另一方面又不能真正安于意义的缺失。

    对于上述难题,昆德拉的解决方法体现在这一命题中:任何无意义在意外中被揭示是喜剧的 源泉。这是性的审美观的转折:性的抒情诗让位于性的喜剧,性被欣赏不再是因为美,而是 因为可笑,自嘲取代两情相悦成了做爱时美感的源泉。在其小说作品中,昆德拉本人正是一 个捕捉性的无意义性和喜剧性的高手。不过,我确信,无论他还是卡夫卡,都没有彻底拒绝 性的抒情性。例如他激赏的《城堡》第三章,卡夫卡描写k和弗丽达在酒馆地板上长时间地 做爱,k觉得自己走进了一个比人类曾经到过的任何国度更远的奇异的国度,这种描写与劳 伦斯式的抒情有什么本质不同呢?区别仅在于比例,在劳伦斯是基本色调的东西,在卡夫卡 只是整幅画面上的一小块亮彩。然而,这一小块亮彩已经足以说明,寻求意义乃是人的不可 磨灭的本性。

    现代小说的特点之一是反对感情谎言。在感情问题上说谎,用夸张的言辞渲染爱和恨、欢乐 和痛苦等等,这是浪漫主义的通病。现代小说并不否认感情的存在,但对感情持一种研究的 而非颂扬的态度。

    昆德拉说得好:艺术的价值同其唤起的感情的强度无关,后者可以无需艺术。兴奋本身不是 价值,有的兴奋很平庸。感情洋溢者的心灵往往是既不敏感、也不丰富的,它动辄激动,感 情如流水,来得容易也去得快,永远酿不出一杯醇酒。感情的浮夸必然表现为修辞的浮夸, 企图用华美的词句掩盖思想的平庸,用激情的语言弥补感觉的贫乏。

    不过,我不想过于谴责浪漫主义,只要它是真的。真诚的浪漫主义者——例如十九世纪初期 的浪漫主义者——患的是青春期夸张病,他们不自觉地夸大感情,但并不故意伪造感情。在 今天,真浪漫主义已经近于绝迹了,流行的是伪浪漫主义,煽情是它的美学,媚俗是它的道 德,其特征是批量生产和推销虚假感情,通过传媒操纵大众的感情消费,目的是获取纯粹商 业上的利益。

    六 道德判断的悬置

    人类有两种最根深蒂固的习惯,一是逻辑,二是道德。从逻辑出发,我们习惯于在事物中寻 找因果联系,而对在因果性之外的广阔现实视而不见。从道德出发,我们习惯于对人和事做 善恶的判断,而对在善恶的彼岸的真实生活懵然无知。这两种习惯都妨碍着我们研究存在, 使我们把生活简单化,停留在生活的表面。

    对小说家的两大考验:摆脱逻辑推理的习惯,摆脱道德判断的习惯。

    逻辑解构和道德中立——这是现代小说与古典小说的分界线,也是现代小说与现代哲学的会 合点。

    看事物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角度,道德仅是其中的一种,并且是相当狭隘的一种。存在本无善 恶可言,善恶的判断出自一定的道德立场,归根到底出自维护一定社会秩序的需要。可是, 这类判断已经如此天长日久,层层缠结,如同蛛网一样紧密附着在存在的表面。一个小说家 作为存在的研究者,当然不该被这蛛网缠住,而应进入存在本身。写小说的前提是要有自由 的眼光,不但没有禁区,凡存在的一切皆是自己的领地,而且拒绝独断,善于发现世间万事 的相对性质。古往今来,在设置禁区和助长独断方面,道德起了最重要的作用。因此,惟有 超脱于道德的眼光,才能以自由的眼光研究存在。在此意义上,昆德拉说:小说是“道德判 断被悬置的领域”,把道德判断悬置,这正是小说的道德。

    从小说的智慧看,随时准备进行道德判断的那种热忱乃是最可恨的愚蠢。安娜是一个堕落的 坏女人,还是一个深情的好女人?渥伦斯基是不是一个自私的家伙?托尔斯泰不问自己这样的 问题。聪明的读者也不问,问并且感到困惑的读者已经有点蠢了,而最蠢的则是问了并且做 出断然回答的读者。昆德拉十分瞧不起卡夫卡的遗嘱执行人布洛德,批评他以及他开创的卡 夫卡学把卡夫卡描绘成一个圣徒,从而把卡夫卡逐出了美学领域。某个卡夫卡学者写道:“ 卡夫卡曾为我们而生,而受苦。”昆德拉讥讽地反驳:“卡夫卡没有为我们受苦,他为我们 玩儿了一通!”

    世上最无幽默感的是道德家。小说家是道德家的对立面,他发明了幽默。昆德拉的定义:“ 幽默:天神之光,世界揭示在它的道德的模棱两可中,将人暴露在判断他人时深深的无能为 力中;幽默,为人间万事的相对性而陶醉,肯定世间无肯定而享奇乐。”

    我们平时斤斤计较于事情的对错,道理的多寡,感情的厚薄,在一位天神的眼里,这种认真 必定是很可笑的。小说家具有两方面的才能。一方面,他在日常生活中也难免认真,并且比 一般人更善于观察和体会这种认真,细致入微地洞悉人心的小秘密。另一方面,作为小说家 ,他又能够超越于这种认真,把人心的小秘密置于天神的眼光下,居高临下地看出它们的可 笑和可爱。

    上帝死了,人类的一切失去了绝对的根据,哲学曾经为此而悲嚎。小说的智慧却告诉我们: 你何不自己来做上帝,用上帝的眼光看一看,相对性岂不比绝对性好玩得多?那么,从前那 个独断的上帝岂不是人类的赝品,是猜错了上帝的趣味?小说教我们在失去绝对性之后爱好 并且享受相对性。

    七 生活永远大于政治

    对于诸如“伤痕文学”、“改革文学”、“流亡文学”之类的概念,我始终抱怀疑的态度。 我不相信可以按照任何政治标准来给文学分类,不管充当标准的是作品产生的政治时期、作 者的政治身份还是题材的政治内涵。我甚至怀疑这种按照政治标准归类的东西是否属于文学 ,因为真正的文学必定是艺术,而艺术在本质上是非政治的,是不可能从政治上加以界定的 。

    作家作为社会的一员,当然可以关心政治,参与政治活动。但是,当他写作时,他就应当如 海明威所说,像吉卜赛人,是一个同任何政治势力没有关系的局外人。他诚然也可以描写政 治,但他是站在文学的立场上、而不是站在政治的立场上这样做的。小说不对任何一种政治 作政治辩护或政治批判,它的批判永远是存在性质的。奥威尔的《一九八四》被昆德拉称做 “一部伪装成小说的政治思想”,因为它把生活缩减为政治,在昆德拉看来,这种缩减本身 正是专制精神。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不论站在何种立场上把生活缩减为政治,都会导致取消 文学的独立性,把文学变成政治的工具。

    把生活缩减为政治——这是一种极其普遍的思想方式,其普遍的程度远超出人们自己的想像 。我们曾经有过“突出政治”的年代,那个年代似乎很遥远了,但许多人并未真正从那个年 代里走出。在这些人的记忆中,那个年代的生活除了政治运动,剩下的便是一片空白。苏联 和东欧解体以后,那里的人们纷纷把在原体制下度过的岁月称做“失去的四十年”。在我们 这里,类似的论调早已不胫而走。一个人倘若自己不对“突出政治”认同,他就一定会发现 ,在任何政治体制下,生活总有政治无法取代的内容。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表明 ,甚至苦役犯也是在生活,而不仅仅是在受刑。凡是因为一种政治制度而叫喊“失去”生活 的人,他真正失去的是那种思考和体验生活的能力,我们可以断定,即使政治制度改变,他 也不能重获他注定要失去的生活。我们有权要求一个作家在任何政治环境中始终拥有上述那 种看生活的能力,因为这正是他有资格作为一个作家存在的理由。

    彼得堡恢复原名时,一个左派女人兴高采烈地大叫:“不再有列宁格勒了!”这叫声传到了 昆德拉耳中,激起了他的深深厌恶。我很能理解这种厌恶之情。我进大学时,正值中苏论战 ,北京大学的莘莘学子们聚集在高音喇叭下倾听反修社论,为每一句铿锵有力的战斗言辞鼓 掌喝彩。当时我就想,如果中苏的角色互换,高音喇叭里播放的是反教条主义社论,这些人 同样也会鼓掌喝彩。事实上,往往是同样的人们先则热烈祝福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继而又为 这个卖国贼的横死大声欢呼。全盘否定毛泽东的人,多半是当年“誓死捍卫”的斗士。

    昨天 还在鼓吹西化的人,今天已经要用儒学一统天下了。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真正的原 因不在受蒙蔽,也不在所谓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而在一种永远追随时代精神的激情。昆德 拉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其中支配着的是一种“审判的精神”,即根据一个看不见的法庭的判 决来改变观点。更深一步说,则在于个人的非个人性,始终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内心生活和 存在体悟。

    昆德拉对于马雅可夫斯基毫无好感,指出后者的革命抒情是专制恐怖不可缺少的要素,但是 ,当审判的精神在今天全盘抹杀这位革命诗人时,昆德拉却怀念起马雅可夫斯基的爱情诗和 他的奇特的比喻了。“道路在雾中”——这是昆德拉用来反对审判精神的伟大命题。每个人 都在雾中行走,看不清自己将走向何方。在后人看来,前人走过的路似乎是清楚的,其实前 人当时也是在雾中行走。“马雅可夫斯基的盲目属于人的永恒境遇。看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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