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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花边文学_鲁迅-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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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与民同乐”语见《孟子·梁惠王》。(5)拉芳丁(LaFontaine,1621—1695)通译拉·封丹,法国寓言诗人。《知了和蚂蚁》载于他的《寓言诗》第一卷。(6)“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四句,是孟轲的话,语见《孟子·滕文公》。



 中秋二愿

    前几天真是“悲喜交集”。刚过了国历的九一八,就是“夏历”的“中秋赏月”,还有“海宁观潮”(2)。因为海宁,就又有人来讲“乾隆皇帝是海宁陈阁老的儿子”(3)了。这一个满洲“英明之主”,原来竟是中国人掉的包,好不阔气,而且福气。不折一兵,不费一矢,单靠生殖机关便革了命,真是绝顶便宜。 

    中国人是尊家族,尚血统的,但一面又喜欢和不相干的人们去攀亲,我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从小以来,什么“乾隆是从我们汉人的陈家悄悄的抱去的”呀,“我们元朝是征服了欧洲的”呀之类,早听的耳朵里起茧了,不料到得现在,纸烟铺子的选举中国政界伟人投票,还是列成吉思汗为其中之一人;(4)开发民智的报章,还在讲满洲的乾隆皇帝是陈阁老的儿子。(5)古时候,女人的确去和过番;(6)在演剧里,也有男人招为番邦的驸马,占了便宜,做得津津有味。就是近事,自然也还有拜侠客做干爷,给富翁当赘婿,(7)陡了起来的,不过这不能算是体面的事情。男子汉,大丈夫,还当别有所能,别有所志,自恃着智力和另外的体力。要不然,我真怕将来大家又大说一通日本人是徐福(8)的子孙。 

    一愿:从此不再胡乱和别人去攀亲。 

    但竟有人给文学也攀起亲来了,他说女人的才力,会因与男性的肉体关系而受影响,并举欧洲的几个女作家,都有文人做情人来作证据。于是又有人来驳他,说这是弗洛伊特说,不可靠。(9)其实这并不是弗洛伊特说,他不至于忘记梭格拉第(10)太太全不懂哲学,托尔斯泰太太不会做文字这些反证的。况且世界文学史上,有多少中国所谓“父子作家”“夫妇作家”那些“肉麻当有趣”的人物在里面?因为文学和梅毒不同,并无霉菌,决不会由性交传给对手的。至于有“诗人”在钓一个女人,先捧之为“女诗人”(11),那是一种讨好的手段,并非他真传染给她了诗才。 

    二愿:从此眼光离开脐下三寸。 

    九月二十五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华日报·动向》。 

    (2)“海宁观潮”海宁在浙江省钱塘江下游,著名的铁塘江潮以在海宁所见最为壮观,每年中秋后三日内潮水最高时,前往观赏的人很多。 

    (3)“乾隆皇帝是海宁陈阁老的儿子”海宁陈阁老,即清代陈元龙(1652—1736),曾任文渊阁大学士。关于这里所说的传说,记载很多,陈怀《清史要略》第二编第九章:“弘历(乾隆)为海宁陈氏子,非世宗(雍正)子也……康熙间,雍王与陈氏尤相善,会两家各生子,其岁月日时皆同;王闻而喜,命抱之来,久之送归,则竟非己子,且易男为女矣。陈氏惧不敢辩,遂力密之。”(4)一九三四年九月三日上海中国华美烟公司为推销“光华牌”香烟,举办“中国历史上标准伟人选举奖学金”,共列候选人二百名,分元首、圣哲、文臣、武将、文学、技艺、豪侠、女范八栏,把成吉思汗列为元首中第十三人。 

    (5)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五日《申报·春秋》“观潮特刊”上有溪南的《乾隆皇帝与海宁》一文,讲的就是这个故事。(6)旧时汉族称边境少数民族或外国为“番”或“番邦”。汉族皇帝由于政治上的需要,把公主嫁给外族首领,称为“和亲”,民间称为“和番”。 

    (7)拜侠客做干爷指和上海流氓帮口头子有勾结,拜他们做“干爷”、“师傅”的市侩文人。给富翁当赘婿,指当时文人邵洵美等,邵是清末大官僚资本家盛宣怀的孙女婿。 

    (8)徐福一作徐市,秦代的方士。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听信徐福的话,派他带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仙,数年不得。大概从汉代起,有徐福航海到日本即留日未返的传说。(9)关于女人的才力因与男性的关系而受影响的说法,见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九日天津《庸报·另外一页》发表署名山的《评日本女作家——思想转移多与生理有关系》一文,其中说:“女流作家多分地接受着丈夫的暗示。在生理学上,女人与男人交合后,女人的血液中,即存有了男人的素质,而且实际在思想上也沾染了不少的暗示。”同年九月十六日《申报·妇女园地》第三十一期发表陈君冶的《论女作家的生理影响与生活影响》一文,认为这种观点是受了弗洛伊特学说的影响,文中说:“关于女流作家未能产生如男作家的丰富的创作,决不能从弗罗伊德主义生理的解释,获得正确的结论,弗罗伊德主义所闹的笑话,也已经够多了!我们如欲找出女流作家不多及他们的作品不丰富的原因,我们只有拿史的唯物论来作解答的根源!”弗洛伊特说,奥地利精神病学家弗洛伊德(S.Freud,1856—1939)创立的精神分析学说。这种学说,认为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一切精神现象,都是人们受压抑而潜藏在下意识里的某种“生命力”(Libido),特别是性欲的潜力所产生的。 

    (10)梭格拉第(Sokrates,前469—前399)通译苏格拉底,古希腊哲学家。 

    (11)“女诗人”指虞岫云,参看本卷第276页注(10)。



 做文章

    沈括(2)的《梦溪笔谈》里,有云:“往岁士人,多尚对偶为文,穆修张景(3)辈始为平文,当时谓之‘古文’。穆张尝同造朝,待旦于东华门外,方论文次,适见有奔马,践死一犬,二人各记其事以较工拙。穆修曰:‘马逸,有黄犬,遇蹄而毙。’张景曰:‘有犬,死奔马之下。’时文体新变,二人之语皆拙涩,当时已谓之工,传之至今。” 

    骈文后起,唐虞三代是不骈的,称“平文”为“古文”便是这意思。由此推开去,如果古者言文真是不分(4),则称“白话文”为“古文”,似乎也无所不可,但和林语堂先生的指为“白话的文言”(5)的意思又不同。两人的大作,不但拙涩,主旨先就不一,穆说的是马踏死了犬,张说的是犬给马踏死了,究竟是着重在马,还是在犬呢?较明白稳当的还是沈括的毫不经意的文章:“有奔马,践死一犬。” 

    因为要推倒旧东西,就要着力,太着力,就要“做”,太“做”,便不但“生涩”,有时简直是“格格不吐”了,比早经古人“做”得圆熟了的旧东西还要坏。而字数论旨,都有些限制的“花边文学”之类,尤其容易生这生涩病。 

    太做不行,但不做,却又不行。用一段大树和四枝小树做一只凳,在现在,未免太毛糙,总得刨光它一下才好。但如全体雕花,中间挖空,却又坐不来,也不成其为凳子了。高尔基说,大众语是毛胚,加了工的是文学。(6)我想,这该是很中肯的指示了。 

    七月二十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四日《申报·自由谈》。 

    (2)沈括(1031—1095)字存中,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北宋文学家和科学家。精于数学、天文学,并擅长音乐、医学、土木工程。著有《长兴集》等。《梦溪笔谈》二十六卷、《补笔谈》三卷、《续笔谈》一卷,是记他平日与宾友的言论以及遗闻旧典、文学、技艺等,因他晚年退居润州(今江苏镇江)梦溪园而命名。这里所引见该书第十四卷。 

    (3)穆修(979—1032)字伯长,郓州(今山东东平)人。张景(970—1018),字晦之,公安(今湖北公安)人。他们都是北宋古文家。 

    (4)古代言文不分是胡适等人的看法,胡适在一九二八年出版的《白话文学史》第一篇第一章中说:“我们研究古代文字,可以推知当战国的时候,中国的文体已不能与语体一致了。”按他的意思,战国以前文体与语体是合一的。鲁迅对此一向有不同看法,在《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中曾说:“我的臆测,是以为中国的言文,一向就并不一致的,大原因便是字难写,只好节省些。当时的口语的摘要,是古人的文;古代的口语的摘要,是后人的古文。” 

    (5)“白话的文言”林语堂在一九三四年七月《论语》第四十五期发表的《一张字条的写法》一文中,以“语录式”为“白话的文言”,说它是“天然写法”,能够“达意”。 

    (6)见高尔基《我的文学修养》一文:“不要忘记了言语是民众所创造,将言语分为文学的和民众的两种,只不过是毛坯的言语和艺术家加过工的言语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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