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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周作人文集之文学评论_周作人-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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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大感旧录(选录)

    我于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初到北大,及至民国十六年暑假,已经十足十年了,恰巧张作霖大元帅,将北大取消,改为京师大学,于是我们遂不得不与北京大学暂时脱离关系了。但是大元帅的寿命也不长久,不到一年光景,情形就很不像样,只能退回东北去,于六月中遇炸而死,不久东三省问题也就解决,所谓北伐遂告成功了。经过一段曲折之后,北京大学旋告恢复,外观虽是依然如故,可是已经没有从前的“古今中外”的那种精神了,所以将这十年作为一段落,算作北大的前期,也是合于事实的。我在学校里是向来没有什么活动的,与别人接触并不多,但是在文科里边也有些见闻,特别这些人物是已经去世的,记录了下来作为纪念。而且根据佛教的想法,这样的做也即是一种功德供养,至于下一辈的人以及现在还健在的老辈悉不阑人,但是这种老辈现今也是不多,真正可以说是寥落有如晨星了。 

    一、辜鸿铭 北大顶古怪的人物,恐怕众口一词的要推辜鸿铭了吧。他是福建闽南人,大概先代是华侨吧,所以他的母亲是西洋人,他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毛,却编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说在民国十年前后的北京,就是在前清时代,马路上遇见这样一位小城市里的华装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张大了眼睛看得出神的吧。尤其妙的是那包车的车夫,不知是从哪里乡下去特地找了来的,或者是徐州辫子兵的余留亦未可知,也是一个背拖大辫子的汉子,正同课堂上的主人是好一对,他在红楼的大门外坐在车兜上等着,也不失为车夫队中一个特出的人物。辜鸿铭早年留学英国,在那有名的苏格兰大学毕业,归国后有一时也是断发西装革履,出入于湖广总督衙门。(依据传说如此,真伪待考。)可是后来却不晓得什么缘故变成那一副怪相,满口“春秋大义”,成了十足的保皇派了。但是他似乎只是广泛的主张要皇帝,与实际运动无关,所以洪宪帝制与宣统复辟两回事件里都没有他的关系。他在北大教的是拉丁文等功课,不能发挥他的正统思想,他就随时随地想要找机会发泄。我只在会议上遇到他两次,每次总是如此。有一次是北大开文科教授会讨论功课,各人纷纷发言,蔡校长也站起来预备说话,辜鸿铭一眼看见首先大声说道:“现在请大家听校长的吩咐!”这是他原来的语气,他的精神也就充分的表现在里边了。又有一次是五四运动时,六三事件以后,大概是一九一九年的六月五日左右吧,北大教授在红楼第二层临街的一间教室里开临时会议、除应付事件外有一件是挽留蔡校长,各人照例说了好些话,反正对于挽留是没有什么异议的,问题只是怎么办,打电报呢,还是派代表南下。辜鸿铭也走上讲台,赞成挽留校长,却有他自己的特别理由,他说道:“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新青年》的反帝反封建的朋友们有好些都在坐,但是因为他是赞成挽留蔡校长的,所以也没有人再来和他抬杠。可是他后边的一个人出来说话,却于无意中闹了一个大乱子,也是很好笑的一件事。这位是理教科教授,姓丁,是江苏省人,本来能讲普通话,可是这回他一上讲台去,说了一大串叫人听了难懂,而且又非常难过的单句。那时天气本是炎热,时在下午,又在高楼上一间房里,聚集了许多人,大家已经很是烦躁的了,这丁先生的话是字字可以听得清,可是几乎没有两个字以上连得起来的,只听得他单调的断续的说,我们,今天,今天,我们,北大,北大,我们,如是者约略有一两分钟,不,或者简直只有半分钟也说不定,但是人们仿佛觉得已经很是长久,在热闷的空气中,听了这单调的断续的单语,有如在头顶上滴着屋漏水,实在令人不容易忍受。大家正在焦躁,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的时候,忽然的教室的门开了一点,有人伸头进来把刘半农叫了出去。不久就听到刘君在门外顿足大声骂道:“混账!”里边的人都愕然出惊,丁先生以为在骂他,也便匆匆的下了讲台,退回原位去了。这样会议就中途停顿,等到刘半农进来报告,才知道是怎么的一回事,这所骂的当然并不是丁先生,却是法科学长王某,他的名字忘记了,仿佛其中有一个祖字。六三的那一天,北京的中小学生都列队出来讲演,援助五四被捕的学生,北京政府便派军警把这些中小学生一队队的捉了来,都监禁在北大法科校舍内。各方面纷纷援助,赠送食物,北大方面略尽地主之谊,预备茶水食料之类,也就在法科支用了若干款项。这数目记不清楚了,大约也不会多,或者是一二百元吧;北大教授会决定请学校核销此款,归入正式开销之内。可是法科学长不答应,于是事务员跑来找刘半农,因为那时他是教授会的干事负责人,刘君听了不禁发起火来,破口大喝一声。后来大概法科方面也得了着落,而在当时解决了了先生的纠纷,其功劳实在也是很大的。因为假如没有他这一喝,会场里说不定会要发生严重的结果。看那时的形势,在丁先生一边暂时并无自动停止的意思,而这样的讲下去,听的人又忍受不了,立刻就得有铤而走险的可能。当日刘文典也在场,据他日后对人说,其时若不因了刘半农的一声喝而停止讲话,他就要奔上讲台去,先打一个耳光,随后再叩头谢罪,因为他实在再也忍受不下去了。--关于丁君因说话受窘的事,此外也有些传闻,然而那是属于“正人君子”所谓的“流言”,所以似乎也不值得加以引用了。 

    二、刘申叔 北大教授中畸人,第二个大概要推刘申叔了吧。说也奇怪,我与申叔早就有些关系,所谓“神交已久”;在丁未(一九0七)前后他在东京办《天义报》的时候,我投寄过好些诗文,但是多由陶望潮间接交去;后来我们给《河南》写文章,也是他做总编辑,不过那时经手的是孙竹丹,也没有直接交涉过。后来他来到北大,同在国文系里任课,可是一直没有见过面:总计只有一次,即是上面所说的文科教授会里,远远的望见他,那时大约他的肺病已经很是严重,所以身体瘦弱,简单的说了几句话,声音也很低微,完全是个病夫模样,其后也就没有再见到他了。申叔写起文章来,真是“下笔千言”,细注引证,头头是道,没有做不好的文章,可是字写的实在可怕,几乎像小孩子描红相似,而且不讲笔顺。--北方书房里学童写字,辄叫口号,例如“永”字,叫道:“点,横,竖,钩,挑,劈,剔,捺。”他却是全不管这些个,只看方便有可以连写之处,就一直连起来,所以简直不成字样。当时北大文科教员里,以恶札而论,申叔要算第一,我就是第二名了。从前在南京学堂里的时候,管轮堂同学中写字的成绩,我也是倒数第二,第一名乃是我的同班同乡而且又是同房间居住的柯采卿,他的字也毕瑟可怜,像是寒颤的样子,但还不至于不成字罢了。倏忽五十年,第一名的人都已归了道山,到如今这榜首的光荣却不得不属于我一个人。关于刘申叔及其夫人何震,最初因为苏曼殊寄居他们的家里,所以传有许多快事,由龚未生转给我们听;民国以后则由钱玄同所讲,及申叔死后,复由其弟子刘叔雅讲了些,但叔雅口多微词,似乎不好据为典要,因此便把传闻的故事都不著录了。只是汪公权的事却不妨提一提,因为那是我们直接见到的。在戊申(一九0八)年夏天,我们开始学俄文的时候,当初是鲁迅、许季茀、陈子英、陶望潮和我五个人,经望潮介绍刘申叔的一个亲戚来参加,这人便是汪公权。我们也不知道他的底细,上课时匆匆遇见,也没有谈过什么,只见他全副和服,似乎很朴实,可是俄语却学的不大好,往往连发音都不能读,似乎他回去一点都不预备似的。后来这一班散了伙,也就走散了事;但是同盟会中间似乎对于刘申叔一伙很有怀疑,不久听说汪公权归国,在上海什么地方被人所暗杀了。 

    三、黄季刚 要想讲北大名人的故事,这似乎断不可缺少黄季刚,因为他不但是章太炎门下的大弟子,乃是我们的大师兄,他的国学是数一数二的;可是他的脾气乖僻,和他的学问成正比例,说起有些事情来,着实令人不能恭维。而且上文我说与刘申叔只见到一面,已经很是希奇了,但与黄季刚却一面都没有见过;关于他的事情只是听人传说,所以我现在觉得单凭了听来的话,不好就来说他的短长。这怎么办才好呢?如不是利用这些传说,那么我便没有直接的材料可用了,所以只得来经过一番筛,择取可以用得的来充数吧。 

    这话须还得说回去,大概是前清光绪末年的事情吧,约略估计年岁当是戊申(一九0八)的左右,还在陈独秀办《新青年》,进北大的十年前,章太炎在东京民报里来的一位客人,名叫陈仲甫,这人便是后来的独秀,那时也是搞汉学,写隶书的人。这时候适值钱玄同(其时名叫钱夏,字德潜)黄季刚在坐,听见客来,只好躲入隔壁的房里去,可是只隔着两扇纸的拉门,所以什么都听得清楚的。主客谈起清朝汉学的发达,列举戴段王诸人,多出于安徽江苏,后来不晓得怎么一转,陈仲甫忽而提出湖北,说那里没有出过什么大学者,主人也敷衍着说,是呀,没有出什么人。这时黄季刚大声答道: 

    “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主客闻之索然扫兴,随即别去。十年之后,黄季刚在北大拥皋比了,可是陈仲甫也赶了来任文科学长,且办《新青年》,搞起新文学运动来,风靡一世了。这两者的旗帜分明,冲突是免不了的了。当时在北大的章门的同学做柏梁台体的诗分咏校内的名人,关于他们的两句,恰巧都还记得,陈仲甫的一句是“毁孔子庙罢其把”,说的很得要领;黄季刚的一句则是“八部书外皆狗屁”,也是很能传达他的精神的。所谓八部书者,是他所信奉的经典,即是《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史记》、《汉书》和《文选》,不过还有一部《文心雕龙》,似乎也应该加了上去才对。他的攻击异己者的方法完全利用谩骂,便是在讲堂上的骂街,它的骚扰力很不少,但是只能够煽动几个听他的讲的人,讲到实际的蛊惑力量,没有及得后来专说闲话的“正人君子”的十一号了。 

    四、林公铎 林公铎名损,也是北大的一位有名人物,其脾气的怪僻也与黄季刚差不多,但是一般对人还是和平,比较容易接近得多。他的态度很是直率,有点近于不客气,我记得有一件事,觉得实在有点可以佩服。有一年我到学校去上第一时的课,这是八点至九点,普通总是空着,不大有人愿意这么早去上课的,所以功课顶容易安排。在这时候常与林公铎碰在一起。我们有些人不去像候车似的挤坐在教员休息室里,却到国文系主任的办公室去坐,我遇见他就在那里。这天因为到得略早,距上课还有些时间,便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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